在五年前，我们还根本无法想象中国的偶像产业会扩张到如今这个地步。中国当代的流行文化刚刚诞生时，是以民歌改编或伤痕文学的形式出现的，正如陈丹青所说，我们过去没有所谓“没受过欺负的脸”，也自然不具备消费庞大偶像产业的群众基础。那时的年轻人唱的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看的是《北京人在纽约》这种中国人在海外的血泪史，台湾金曲奖第一届的最佳歌曲，颁给了《我想有个家》。

彼时年轻人并不刻意求异，更多只是想找到归属感。

从周杰伦、蔡依林和王力宏这一代开始，中国的流行文化开始有了“没受过欺负”的声音，他们的作品构建的是青春幻想与都市愿景，但他们更像是一代年轻人用来代表自己的icon，而非作为职业偶像。事情的变化始于2014年。

这一年，《古剑奇谭》的播出让出道多年的李易峰和陈伟霆在年近而立之时爆红并被冠以“小鲜肉”称号；吴亦凡和鹿晗分别于5月和10月脱离韩国组合EXO，回国以个人身份发展；也是这一年，杨洋与荣信达解约，结束长达七年的合作；而组合TFBoys这一年推出自制综艺《男生学院自习室》吸粉无数，并凭借《快乐大本营》正式从网红组合走入主流视线。这是可以被称之为偶像行业圈地运动的一年，如果以后有人记载中国流行文化史，这一年必然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2014年偶像井喷的原因，自然是源于资本在其中看到了机会——此前的2013年，郭敬明《小时代》以年轻明星+大IP的组合，轻松砍走了近5亿票房，震撼了当时的电影市场，也震撼了投资人。这之后，小鲜肉对整个文化娱乐市场的占领有多疯狂我想已不需要再多作描述。直到如今，“粉丝经济”、“文化产品”、“内容付费”也成为创投圈的热门词汇，而在一些流量明星公布恋情等事件后，“恋爱禁止”、“偶像失格”等舶来语也被饭圈之外的人所了解。2偶像文化已经非常成熟的邻国日本一度被我们所模仿和借鉴，在2017年，日本出现了奇特的“逆偶像潮”的现象。

报纸《Daily 新潮》曾在2017年年末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木村拓哉、冈田准一、二宫和也……今年的杰尼斯电影连续20部持续惨败》，讲述的是日本最庞大的偶像产出娱乐公司杰尼斯的偶像们，在2017年担纲一番的20部电影接连票房低迷的现象。

不仅是杰尼斯，曾创下无数纪录的偶像女团AKB48，其“毕业生”（脱离团体而个人发展的成员）也罕有音乐和电影的代表作。日本的逆偶像潮，可能正在预示着我们这里即将发生的事。2017年，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又是从郭敬明在前一年的作品开始的。2016年9月30日，郭敬明导演的电影《爵迹》上映，相比于《小时代》系列，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流量明星，加上真人CG的噱头，开拍之初甚至有人预测这部电影的票房会超过10亿。

而最后不到4亿的票房让郭敬明路演时泪洒影院，甚至诘问“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们才不会骂《爵迹》了”。郭敬明曾一度纵横捭阖青春文学市场，他没想到的是电影业会分分钟给他上了一课，但他更没想到的，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倒之后的山呼海啸。2017年，小鲜肉担纲一番或二番的电影，成绩最好的是年度票房排名第五的《西游伏妖篇》，但16.49亿元的票房很难归功于主演之一的吴亦凡，因为即便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徐克，大家也还是习惯称之为“周星驰作品”。

杨洋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5.3亿元的票房排在了年度31名，但豆瓣评分4.0的成绩、粉丝“锁场”（只买一张票，在开映前退票保证排片率）的传闻，对于片方应该很难说是一份满意的答卷。后来新晋的小鲜肉如胡一天、任嘉伦则没有达到前辈们曾经的声势，而被称之为“四大流量”的吴亦凡、鹿晗、杨洋和李易峰，也都在以不同的音乐风格、不那么商业的类型片，努力地去鲜肉化，摆脱偶像的标签。

3小鲜肉热度的退烧，普遍被认为是因为他们的业务能力欠缺，但实际上这只是表层原因。我们，还是从头说起。这里有一份鹿晗粉丝总结的2015年9月的鹿晗行程表，从中我们能看出的不仅是他的忙碌，还有资本对于流量追逐的迫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选择鹿晗作为举例并无任何否定之意，只是选择一个顶级流量作为代表来说明问题。

音乐、综艺、时尚、代言、各类活动的站台，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短板就可能被竞争对手弯道超车。这些还只是台面上的，在人情社会为了资源的达成，应酬必不可少，但自然是无法取得公开的数据，就不过多推测。这里想要表明的，是小鲜肉们所赚的，并不单纯是你看到的所谓天价片酬和代言费，而是更广义的“流量钱”，这里的流量，就是夺取你信息入口最重要的东西。

他们必须在每个方面牢牢把守才能保证自己的位置不被动摇——所以，你去质疑他们为什么不沉下心来拍个好电影时，你要知道，他们潜心去拍一部文艺片，成了，未必是自己的功劳，砸了，是自己的锅不说，错过的时间里也许竞争者已经磨刀霍霍，取代了位置。

你知道这些转发量和评论数意味着什么吗但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男团来用恶果显而易见，精力被分摊到每个具体的作品时，呈现的效果都很不成熟。高的曝光带来更多粉丝，粉丝带来更爆炸的KPI数据，KPI带来资源，到了最后一步，资源带来的是差口碑和市场整体的畸形。这一度成了一个死循环。

谁都没想到在2017年为这个死循环破局的，是比粉丝更广大的观众。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迈过了100亿大关，那一年的增长率也是近几年的最高。各大院线开始向三四线城市乃至更小的县城扩张，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新增影厅数达到全国新增影厅数40%以上，2011年，全国的银幕增长率是48%，往后几年，都保持着银幕块数的高增长。

中小城市的新银幕，尝鲜的自然不会是中老年观众，那时去电影院对35岁以上的人来说还是不会尝试的消费体验。这些银幕所面对的小镇青年，也是为差口碑的小鲜肉主演电影买单的主力军。但从2016年开始，银幕数量的增幅和票房不成正比，201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457.12亿元，同比增长了3.73%，一年前的这个数字还是48.7%；而银幕块数增长速度也降了下来，比2011年增长率降了21.2%。如今全国有了5万块银幕，影院的基础建设已接近饱和。

资本发现了一件事情：再起用小鲜肉已经无法把更多的年轻人推入影院，而逐利之道，是把他们遗忘许久的中老年观众拉回银幕前。小鲜肉电影已经不再是票房黑马，受到瞩目的是喜剧电影，是全民通吃的《战狼2》。最要命的是当初因为这批小鲜肉养成观影习惯那些年轻人，也开始长大了，毕业工作后的他们也不会专程为偶像刷票房，而是选择真正质量过硬的影片。死循环解开之后，小鲜肉们就离衰落不远了。 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17年已成为小鲜肉时代的卒年。

这一年，受到大众普遍关注的再也不是新冒出的鲜肉，而是雷佳音、潘粤明、黄轩、吴京。他们都曾经陷入到漫长的困顿之中，潘粤明的经纪人曾毫无资源，四处求人，只希望报章杂志能发出一点关于他的消息；雷佳音在《黄金大劫案》后高开低走，一直混迹在国产剧中出演千人一面的角色；黄轩在接演《海洋天堂》后练习了一个月的游泳，到自闭症患儿的学校里去体验生活，然而片方一句“你和李连杰长得不像”，就撤掉了角色；而吴京，拍《战狼1》的时候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拍《战狼2》时在非洲玩命。

这些实力演员蛰伏的那些年里，娱乐新闻尽是小鲜肉们抠图、替身、片酬破亿之类。而如今，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然到来。当然，这并不是说鲜肉们就没了市场——粉丝依旧为他们进行海陆空全方位应援，他们的微博还是会被抡到几百万转发，演出现场也还是万人朝圣的盛况。只是，这些都会归类于“偶像文化”的范畴，与“演员”“歌手”割裂开来，进入到主流视野的可能性也会比从前小很多。

小鲜肉们如果没有顺利以作品转型到演员、歌手或主持人的身份，那么他们面对的境遇要比现在更残酷——正如日本杰尼斯偶像的20次连续惨败。投资人们终于开始明白，流量艺人的团队和粉丝所做的数据，真的只是泡沫而已，虚高的KPI可以做出一份好看的PPT，却不能带来真正的利润。小鲜肉现象的结束并不是中国偶像产业的终结，相反，这正是我们的流行文化开始走向规范化的开始。小鲜肉卒年，或许也是中国偶像产业正常有序化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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