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又是一起指控大学教师性骚扰的事件。7月8日，一篇反映中山大学教授张鹏性骚扰女生的文章《她曾经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在网上热传，多名学生曝出，其在2011-2017年间持续不断地在骚扰女学生和女教师。

今日，中大对此做出回应：今年4月份，中大已经给予了张鹏党纪政纪处分，并在单位内部进行了通报。校方还强调，“网文存在与学校调查核实不相符的情况”。

张鹏（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网图片）

但是，事件是否应该到此为止了呢？

从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性侵女学生事件，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小武教授性骚扰事件，校园性侵事件屡屡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往往是事发之后，将大学顶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期待校方能够给出解释，对当事人作出严惩。

这固然体现了学校应有的保护学生利益、维护师德师风的责任，但也可能陷入另外一个误区——认为大学的性骚扰、性侵案件，属于学校“内部事件”，只能由校方作出调查，“肉烂在锅里”，从而排斥司法机关的界入，用校内的处分替了司法处罚。

其实，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有学校的内部调查，也应该有启动将正式的司法程序。否则，很容易，让公众及受害人形成误解，认为性骚扰只是校内事件，与国法无涉，校内处分就是事件的处罚天花板，这也可能助长了某些色胆包天的“叫兽”的气焰土。

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校园性侵门，卡在哪里？

这可能源于对于性侵认定的司法政策过于含糊。还需明白，“性侵”这个词，还是近几年引进的一个舶来的概念，并不是中国的法律术语，性侵包含了强奸、强制猥亵、性骚扰、利用职权对下属进行诱奸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中国属于不同部门法。

比如，《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侮辱罪，这罪名要求行为人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严重性侵害受害人。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猥亵他人、寻衅滋事的法律责任。此外，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就明确：“禁止性骚扰”。

但是，这种分头执法导致校园性侵门，分属于不同法律责任，除非有明显的暴力性侵否则就很难刚性启动司法程序。特别是一些看似“不那么严重”的性骚扰，以及教师利用职权故意刁难女学生，逼其就范的“诱奸”，很容易成为法律模糊地带。

比如，之前的甘肃庆阳19岁女孩李某某被高中班主任老师猥亵之后，最终跳楼的悲剧。在受害者已经多次自杀（未遂）的情况下，检方还认为教师“用嘴亲吻其额头、脸部、嘴部等部位”等猥亵行为“显著轻微”，并作“不起诉”处理。

不将教师性骚扰“推定”为违法行为，先由校方行政调查、处理，是一种认识误区。实体上，它可能放纵个别教师的性侵犯罪；从程序上说，因为没有警方第一时间进行权威调查，加害人可能有做充分抵赖，叠加因为报案时间延后造成的物质证据的灭失，就更难查清真相，惩戒性侵者。

所以，一而再出现的校园性骚扰疑云，法律要发力，不能把调查的责任全部寄托给大学。应该明确相应的司法刚性调查制度，一旦接受报案，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查，固定证据。这完全可以由教育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法律框架之内设置协同措施，并不是无解的。

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法律和惩罚性赔偿机制，倒逼用人单位履行防范性骚扰的雇主责任。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受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但事实上，相关的机制一直就没有落地，就更不要说赔偿责任了。

欧美许多国家都将性骚扰行为列为劳动法调整对象，将雇主明确列为防性骚扰的责任方。如果雇主没有切实尽到防性骚扰责任，那么就可能面临天价索赔，比如，美国加州一名外科医生助理安妮·乔普里安遭到同事性骚扰，她向人事部门举报后，反遭辞退；结果2012年，法院判处医院赔偿1.68亿美元作为补偿。中国也需要在立法上落实用人单位防性侵的“雇主责任”，倒逼他们必须严肃对待性侵问题，不能够高举轻放。

性骚扰女学生是违法，甚至可能是犯罪，并不是一般的“师风师德”问题，中山大学目前对张鹏教授做出的“党纪政纪处分”，并不必然排除他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司法机关能否及时介入此案？

原标题：又现校园性骚扰疑云：司法为何总是“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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