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想在有生之年回开州祭拜父亲 热心市民助其圆梦

王渝（右一）与谢盛堂后人一起合影

本报记者 叶娟 文/图

“有生之年我想再回开县找到父亲的墓，为他献上一束白菊，倾诉我对他的思念。”83岁的谢芳蓉退休前，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研究中心工作，每次听到身边讲四川话的人，她总会想起父亲，以及父亲的故乡——开县（今开州）。

2017年10月，市民王渝得知这个消息后，经过多方打听，奔波两月有余，帮助谢芳蓉老人圆了梦。在走访查证的过程中，王渝和谢芳蓉还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帮八旬老人圆梦

“前不久，我在北京一所老年公寓遇到了一位婆婆，她说她父亲是重庆开县人，托我帮忙打听她父亲的坟墓。她年纪大了，态度诚恳，让我感动，但我到哪里打听得到呢？”去年10月，王渝从朋友口中偶然得知，83岁的谢芳蓉婆婆有个愿望，就是有生之年想再次回开州找到父亲的坟墓。

王渝主动提出：“我的时间多，又喜欢在乡下跑，这事儿就交给我。”

“父亲过世时，我与母亲一起回到开县，当时我还只是一个3岁多的小女孩，印象中只记得大慈山、云盘湾等地名。”谢芳蓉模糊的记忆并没有让王渝气馁，依靠着仅有的一点线索耐心寻找。

经过史料查证和打听，王渝了解到谢芳蓉的父亲谢盛堂是开州大慈山人，中国近代法学家，同盟会会员，于1940年因病在成都逝世，后将遗体送回老家开州安葬。

往返多次终有结果

多年来，王渝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一有空就爱带上干粮下乡寻找古建筑、古遗址，听村里老人讲故事。而此时，他多年的积累似乎也派上了用场，他多次到大慈山上打听和收集关于谢盛堂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去大慈山上打听云盘湾和姓谢的，一无所获。但我翻看了《开县志》，谢盛堂确有其人，所以我再次去大慈山上寻找谢氏家族。”王渝介绍，谢氏在大慈山上是一个大家族，他打听了许多姓谢的，都没听说过谢盛堂这个人。

第三次上大慈山临近中午，王渝在水井湾（小地名）一家商店前准备就餐，顺便向当地人打听谢盛堂。突然，来了一个姓任的退休老教师，他指出谢盛堂大儿的屋就在前面几十米的位置。按照任老师的指引，王渝找到了当地居民詹万泉，詹万泉的父亲以前就是谢家的雇工。

“谢盛堂老家在大慈山龙王堂，这屋以前是他大儿子的。”詹万泉介绍，在云盘湾谢盛堂还有房产和土地，谢盛堂三儿子的后人一直生活在那里，不过这云盘湾并没有在大慈山上，而是位于开州新城安康社区的一个小地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渝如获至宝，苦苦寻找的结果就要水落石出了。

一份“特殊的礼物”飞向北京

王渝得知谢盛堂还有后人在开州新城，很快与之取得了联系。谢盛堂的墓也在安康社区，由于历史变迁，墓已埋入了新城下面，经谢盛堂孙子的指认，最终锁定了原墓的位置，该处周边环境优美，正处于某小区花园中心路口。

“谢婆婆，您父亲的墓找到啦，我还找到了您的好多好多亲人呢！”2018年春节前夕，王渝赶紧向谢芳蓉报喜。与此同时，酷爱历史的王渝还查阅了《中国法学家辞典》《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历史资料，还托人去四川省档案馆找到了谢盛堂的更多历史佐证。

“我母亲姓皮，叫皮祖慧，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开县人，但我们离开开县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成都，除了成都的亲人，不知道在老家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和后代。”王渝送去的消息令谢芳蓉高兴了很多天。

资料收集完成之后，王渝将谢家后人的照片、皮祖慧亲戚后人的照片、谢家家谱复印件、档案馆资料复印件一同包好，将这份“特殊的礼物”快递到远在北京的谢芳蓉手中。

与此同时，谢家的后人被王渝的这份精神所感动，视他为家里的一份子。“我也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王渝说。

新闻链接

解开谢盛堂之谜

王渝经过大半年走访和查证，发现谢盛堂是开州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文化名人，四川省档案馆00008号文档及《中国法学家辞典》对其有详细介绍。

谢盛堂（1879-1940年），字升庵，原四川开县大德乡人。当代刑法学家，民法学家，诉讼法学家，同盟会会员。清光绪丙午科（1906年）优贡，1907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他以优异成绩入京师法律学堂学习，同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的斗争。毕业后任湖北东湖县初级审判厅监督推事、宜昌商埠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湖北高等审判厅推事等职。辛亥革命成功后，任开县县议会议长，四川省议会议员。后赴成都，历任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公立四川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主任，国立成都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兼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兼刑法、刑事诉讼法教授，从其受业的学生逾千人，为我国早期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其间还兼任四川省长公署主任秘书，四川高等审判厅庭长，成都地方审判厅厅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1925年10月24日），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四川省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1935年任川滇黔三省司法人员考试典试委员长,四川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长。1936年正式任四川省高等法院院长（1936年10月21日到1940年1月19日）。同年全国性法律学术团体“中华法学会”成立，被推举任理事，对继承和发展我国法律科学，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深得法学界赞赏。1940年因积劳成疾，在成都病逝。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颇丰。在30年漫长的教学过程中，亲自编著《刑法概论》、《刑事诉讼法概论》、《民法概论》、《民事诉讼法概论》以资讲授。他于教学之余，还从事日文法律书籍的引进和翻译工作，为促进中日法律科学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