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口老龄化，他们“武装到牙齿”：从出生起就被收集健康医疗信息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新华社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老龄化速度惊人：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仅用18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远比想象的要严峻，一场应对老龄化的“战斗”才刚刚拉开序幕，”文章写道。对此，国际上有哪些国家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又有哪些经验和启示？澎湃国际今起不定期推出国际社会“迎战老龄化”的系列报道，首篇从欧洲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北欧国家芬兰开始。

　　芬兰赫尔辛基的街景。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今年3月，芬兰刚刚被联合国列为最幸福国家之首。然而，幸福的背后也暗藏“烦恼”。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目前，芬兰全国65岁以上老人比例已达18%，远高于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标准（7%）。2015年，芬兰每5人就有1人超过65岁，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6%，届时，芬兰将有约150万老年人口。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医护人员的短缺。为解决这个矛盾，2013年7月1日，芬兰的老年护理服务法正式生效，从法律层面要求老年人优先考虑居家养老。如今，这一法律即将满5年。

事实上，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在为这个北欧国家带来挑战之时，也为这个以创新闻名的国家带来更大的机遇。

伴随着居家养老的立法，5年来，芬兰人的创新细胞被充分“激活”，医院、企业、研究机构在虚拟护理、家庭医院方面纷纷发力。芬兰人在与老龄化“抗争”中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独特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已成当今世界突出的社会问题的当下，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参考。

独居老人的“自立”生活

近日，73岁的芬兰老人马尔扎·罗斯-索帕宁（Marja Roth-Sopanen）刚刚吃完早饭，就接到了来自赫尔辛基服务中心（Helsinki Service Centre）的一通视频电话。

简单的问候之后，服务中心的护士询问了马尔扎有没有按时吃药，接着，两人通过一个平板电脑聊了聊即将到来的周末安排。

“这周末的岩石教堂有一场美国乐队的演出，我得去看看。”马尔扎说。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马尔扎都会和赫尔辛基服务中心的护士进行这样简单的沟通，通常会持续3到5分钟，这对于独居芬兰的她来说，也是排遣孤独的时候。

马尔扎的丈夫几年前过世，在美国纽约长大的儿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常年在美国工作。

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尚可，护士在电话中每天的主要职责就是提醒她吃药，这也是赫尔辛基服务中心提供的一项虚拟护理的内容之一——电话服务。这项服务是根据马尔扎自身情况提供的。

而在周末的时候，马尔扎通常会去探亲访友，或者看看演出。尽管家人不在身边，她的晚年生活显得丰富而有序。

在马尔扎看来，为独居老人提供这种电话服务是必须的。据她所知，住在老年公寓里的老人，家属通常每周也只能来探望一次，甚至有的老人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病故，家人却来不及看上一眼。

而根据赫尔辛基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当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在家中的老人时，他们会要求老人住所附近的联络员上门查看，以确保老人的安全。

芬兰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在这个面积和中国云南省差不多的国家，全国人口不过550万，只有云南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人口密度与澳大利亚相当。芬兰人与亲友间通常住的距离都比较远。

因此，虚拟护理成为节约成本的一个好办法。据这家服务中心介绍，如果医生或者护士到老人家中走访，每次的成本约为45欧元，而通过视频电话这种形式，则只需要5欧元。

服务费用根据退休金高低调整

归属市政府所有的赫尔辛基服务中心，并非所有适合居家养老的老人都需要在此订购相应服务。

在赫尔辛基，老人治疗出院后，并不是直接送回家，而是先送到一个叫做“帮助老年人”（helping elder）的机构，这里工作的都是市政府居家养老部门有经验的护士或社工，由他们根据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先进行评估。

老年人是否需要接受居家养老部门的上门服务？根据老年人的财务情况，是否需要提供送餐、电话等其他服务，都由这些护士或者社工作出决定。

确定老年人符合居家养老的条件后，帮助老年人服务中心会和居家养老部门或者赫尔辛基服务中心联络。日常起居需要照顾的老人，将由居家养老部门提供上门服务，护理要求不高的老人则可以通过赫尔辛基服务中心订购相应的服务。

除了电话服务，赫尔辛基服务中心还提供订餐、交通、安全警报等服务，收费是根据老人退休金的高低按比例收取。

比如，在订餐服务方面，每月退休金低于1200欧元的老人，是可以免费的，超过1200欧元的则只需要付40%的订餐费用。在交通方面，老人如果去买菜或者探亲访友，服务中心可以为他们提供出租车服务，只需3.1欧元。通常，在赫尔辛基市内打车，10公里就需要30欧元。

机构养老之争与护理人员的短缺

2016年的数据显示，芬兰现在90%的老人已经实现在家中养老，其中47.2%是独居老人。

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芬兰也曾进行过“机构养老”的尝试。芬兰国家保健福利研究院老年和残障研究所官员马蒂·梅凯莱曾告诉媒体，20年前，老年人动不动就住养老院，为此各地兴建了很多养老院。但根据他们的经验，“机构养老”的弊端在于，“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服务重心从护理患者转向保养地产”等。

而医护人员的短缺，则是促使芬兰养老模式转型的另一个推手。2015年的一份报告比较了北欧国家护理人员的情况，其中，芬兰平均一名护士需要护理12名病人，而丹麦平均只要7.6名病人。通过远程虚拟护理的方式，将可以让有限的医护资源最大化用于那些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

为了帮助老年人提升生活自理能力，让他们更好地在家里生活，2013年7月生效的芬兰老年护理服务法，鼓励老人居家养老。法案要求老年人只有在身体状况确实需要长期护理的情况下，才会被安排入住养老院。

然而，在基本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芬兰，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依然对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芬兰人的做法是，发展预防性治疗，同时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过，对于居家养老，芬兰内部也有不同声音。有9万名成员的芬兰职业护士联盟SuPer的Leena Kaasinen就认为，“老年人护理的整个体系正处于大危机中，尤其是居家养老……整个欧洲国家的趋势，包括芬兰的，都是想要人们在家中得到照料，与此同时，（养老）机构在关闭，人们得到照料的地方越来越少。”

在对老年人的护理中，有记忆障碍（老年痴呆）疾病的人群是一个巨大挑战，这些患者中，四分之三的人需要24小时护理。根据芬兰国家健康与福利研究院（THL）的数据，该国每年有1.3万人被诊断出有记忆障碍，其中有5千至7千人属于中青年劳动人群。

为做好对记忆障碍疾病的预防，芬兰于2009年启动了Finger研究工程，希望通过多领域的干涉，预防国民认知能力的下降。

与此同时，一些自我监测设备等医疗科研产品也应运而生，帮助居民在早期发现疾病。比如，Bindex的“点护理设备”（point-of-care device），只需找准小腿上的一个点，就可以用来检测骨密度，并筛选出90%的骨质疏松患者，告别了传统的X光筛查；通过一款手持视网膜相机，则可以对眼部疾病进行筛查……这些设备在预防疾病的同时，也方便了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从出生起就被收集健康医疗信息

事实上，这些设备的研发也得益于芬兰社会的“创新”基因，以及国民对科技的兴趣。

芬兰是一个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芬兰位列第8。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芬兰也位居第10。

在与老龄化抗争的过程中，芬兰人不断开掘和发挥创新能力，通过运用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弥补人手的不足。而医院、公司和研究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这场“攻坚战”中，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一些芬兰本土企业也在其中迅速寻找到商机。譬如为赫尔辛基服务中心提供视频电话技术的就是一家总部只有3人的本地家族企业，成立于2010年，于2012年进入健康领域。他们的产品不仅仅是提供视频通话，而且可以通过接入远程医疗设备实现网上看医生。

另一家企业研发的一款类似微信的软件，可以让患者远程通过文字、图片甚至视频的方式与医生联系问诊，而医生的诊断则会用大数据的形式存储下来，便于后续的治疗。

上述两家企业都充分利用了芬兰的数字化医疗体系，这也是芬兰医疗创新的基础。

在芬兰，政府会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居民的健康医疗信息，当地人也十分乐于参与各种科研调查。从出生开始，芬兰人98%的就诊史都被用数据化的形式储存起来。医生和患者自己可以很方便得调用，企业和研究机构也可以在获得许可后使用这些数据，这也为远程的护理和诊断提供了前提。

依托于这些居民数据，芬兰的生物银行十分发达，全国目前已有10家生物银行。而完善的生物银行法则为使用这些数据用于科研和创新提供了支持。

去年8月启动的芬兰基因研究工程（FinnGen），就是将来自生物银行的基因数据与数据化医疗相结合的产物。这项研究希望在六年内通过对50万芬兰人基因数据的研究，了解致病机制，从而让某种疾病的易患人群可以提早预防。未来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于药品开发或其他研究，反过来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芬兰政府也十分鼓励企业的创新。芬兰商务局会为一些初创企业和研究项目提供补助金，最高可达70%。FinnGen工程就获得了芬兰商务局2000万欧元的注资，占总投资的三成。

作为世界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芬兰社会各界在应对这一世界难题上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独特之路。（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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