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勇，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媒体工作者。作品散见于《新华每日电讯》《小小说选刊》《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著有《梦回宋朝》《东周烩》。

何仁勇：历史书写是我们前行的后视镜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请简单介绍你为什么走上文学道路。

何仁勇：“你为什么要搞文学？做点别的什么不好吗？”很多人曾经这样问过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我都会想到几十年前的那些夏天，少年的我跟着父母在农田里干活。收稻谷、挖板田、挑大粪。头上烈日照顶，身上汗流浃背，这一刻，我体验到了“汗滴禾下土”的真实处境。这种处境与诗情画意没有任何关系，它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将劳动者一辈子束缚在土地上，榨干他的力气和想象力。所以，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发誓要离开这个处境。

怎么离开呢？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有“文”“武”两条道路。“文”是好好学习，通过考学跳出“农”门。“武”是锻炼身体，参军入伍，也能换种方式跳出“农”门。我恰好这两方面都不行，恰好又看到许多农民子弟，靠着文学创作进了城，功成名就工资也不低，就问自己要不试试？试试就试试，所以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上游文化：哪些作家在你文学创作上起到启蒙或者影响作用？

何仁勇：第一个影响我的作家，当然是鲁迅先生。有一年春节，我得到一笔能够自由支配的压岁钱，马上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到县城里的图书馆，买了一本影印版的《花边文学》。为什么不买其他书呢？因为这本书比较薄，价格最便宜，刚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第二个影响我的作家，是王小波先生。上世纪90年代后，我在广东打了十几年工。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他的小说《黄金时代》。最初其实我还没看上眼，读的时候也选择性阅读其中的情爱描写。但后来读到《未来世界》《寻找无双》等小说时，才猛地意识到：竟然还可以这样写小说？太牛了。

上游文化：在广东打工十多年，在你的文学创作里留下什么烙印？

何仁勇：以前流传一句话，叫“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其实吧，根据我的观察，绝大部分来到广东的人，很难寻找到发财的机会，仍然只能是过着养家糊口的普通生活，我便是其中之一。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会感谢这个地方。它以极大的耐心，极大的胸怀，包容了包括我在内的万千打工人，让我们生存下来，省吃俭用后还能略有积蓄，可寄给家乡的亲人。同时，它又向我展露出社会的另一面：出租屋、暂住证、治安队、车间流水线、夜总会……它们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也时刻提醒我，人间是复杂的，社会是多面的，人性是一言难尽的。

上游文化：你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历史文化类别的创作？

何仁勇：有一段时间，城市管理相关话题曾引发社会讨论。当时我在看书时，读到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里面有两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给人很强的画面感。我们似乎看到，有一个小姑娘，挎着一个竹篮，在巷子里叫卖她刚刚摘下，还带着露珠的杏花。我突然想到：在陆游生活的宋朝，有没有城管呢？根据这个想法，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博客上。之后，又结合到现实生活，写了几篇关于宋朝的文章，都在博客上发出来。

一天，一位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联系上我，说对这些文章很感兴趣，建议我成系列写作一批，集结成册，以支付版税的方式，由他们出版社出版。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竟然得到知名出版社编辑的青睐，这就不是我家祖坟冒烟了，简直就是烧起来了。我大喜过望，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没过多久，我第一本书《梦回宋朝》就出版了。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本书虽然卖得不多，反响却不错，连中国台湾地区一家出版社也注意到了，找到我，要把这本《梦回宋朝》引到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繁体字版本。这样的好事，我怎么能拒绝，毕竟他们还会给几千美元的稿费。

就这样，我走上了历史文化创作的道路，直至今天。

上游文化：你第一本书是《梦回宋朝》，为什么选择这个朝代？

何仁勇：宋朝是一个对读书人比较友好的朝代。虽然清朝也有如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时期，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政策存在差异，我们有些历史朝代对读书人并不“友好”，读书人写点诗歌、文章啥的，随时都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触犯敏感词条，搞不好脑袋掉地，更搞不好整个家族陪你一块儿脑袋掉地，你去翻翻历史书嘛，明朝的方孝孺案，诛十族共处死873人，清朝文字狱更甚，最著名的就是江西乡试题目“维民所止”被曲解为“雍正去头”，主考官查嗣庭狱中身亡后仍遭戮尸，还有翰林徐骏因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指讽刺清朝，以“大不敬”罪斩首‌……而我喜欢宋朝的原因是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立下了三条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不杀读书人。意思是说，你读书人只要不搞反叛这些东东，项上人头是安全的。

宋仁宗时期，四川有一个老秀才，一辈子没当过官，心里不平衡，写了一首诗，说什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知府吓了一跳，将他抓起来准备严惩。皇帝知道后，笑眯眯地说，人家发点牢骚，没啥了不起，给他一个小官当嘛。结果，真是让老秀才当了一个不管事的司户参军玩儿。

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宋朝文化名人灿若星辰，贤才辈出，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辛弃疾、李清照、陆游、文天祥、陆秀夫……如果篇幅允许，我甚至可以排出一本书的长度。

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自然愿意对这样的朝代充满尊敬和向往。所以，第一本书取名《梦回宋朝》，就为了：身虽未至，心已往之。做个梦也好呀。

上游文化：有人说，我们现实生活得已经够累了，为什么还要关注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些想法？

何仁勇：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能够看到多元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将来。我们关注历史，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压力，不是一味沉湎过去，而是希望通过历史这个“后视镜”，对现实决策进行优化。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我曾经在一个社会团体里，认识到一位企业家朋友。当我们在讨论社会团体的考察学习地点时，他极力推荐江苏南通。为什么呢？他回答，那里是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的故乡。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可以了解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的过程，对今天的企业家来说，不无裨益。

上游文化：几乎每个作家都会在作品里提到故乡，你却很少提及，这是什么原因？

何仁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由于三峡工程蓄水的原因，生我养我的故乡已经消失了。那个记录了我欢声笑语的庭院、那个我用丝瓜花钓过鱼的池塘、那块我曾经挥汗如雨的稻田、那栋给我遮风挡雨的小楼房，早已荡然无存。那些左邻右舍，早已如蒲公英一样，散落在各地。如今，只有在梦中，我才能偶尔想起故乡的一切。

故乡，就像还没深爱就已远走的恋人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记忆深处，打捞出那些湿漉漉的往事，拼凑出故乡的面貌。谁知道呢？

上游文化：如果你面前有一群文学爱好者，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何仁勇：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我很喜欢这句话。此生此世，是现实的世界。诗意的世界，是我们想象的世界。只有我们同时拥有这两个世界，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

所以，让我们拿起纸笔，或者在电脑的键盘上敲打，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一切，安上想象的翅膀，用文字构造一个诗意的世界。让笔下的人物，与我们一起成长；给这个现实的世界，增加一点浪漫的阳光。

上游文化：你在创作中如何处理“史料冲突”？如何把握“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区别？

何仁勇：这是两个好问题。首先来看“史料冲突”。我们在写历史故事时，经常会遇到“史料冲突”的情况。怎么办呢？我的取舍方法，一是看权威来源。比如，关于清朝人物、事件的辨伪，当然得看《清史稿》《清实录》《清代通史》《清史讲义》《清史通俗演义》《清稗类钞》等权威资料。这些权威资料有记载，那基本上假不了；没有记载，那首先就在心里存疑，然后继续查证。二是多种来源交叉验证。我们常说“孤证不立”。意思是说，如果有一种说法，只有一个史料作为支撑，再也找不到其他史料互为印证，那么我们也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或者干脆不采信这种说法。三是看是否符合逻辑和普遍的价值观。当两种说法打架时，彼此都有可靠的、两个以上的史料支撑，那么我就要自己判断，哪种说法更符合逻辑和普遍的价值观，择一选之。

前段时间，网络上盛传“康熙皇帝是孝庄与洪承畴之子”的说法，传得沸沸扬扬。这种说法也有“史料”支撑，即朝鲜使臣关于康熙皇帝“九岁如十二三岁”的记载，以及洪承畴的画像。但这些“史料”，很容易被权威来源推翻，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康熙帝读书像》、顺治皇帝颁行的《钦定服色肩舆永例》。双方一比较，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上游文化：对于历史写作目前国内也已形成了一个写作群体，如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重庆作家李浩白的《司马懿吃三国》，就“宋朝”而言也有大量的作家写了大量的作品，你的历史写作优点何在？你又是怎么去避免创作的同质化的？

何仁勇：自从当年明月一部《明朝那些事》火了后，历史写作的群体急剧扩大，谁都想来风口抓一把时代的红利。我第一本书《梦回宋朝》，其实也有《明朝那些事》的影子，弊病也是一目了然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甚至为了推动情节，出现将虚构民间传说当作正史的做法。这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在写第二本书《东周烩》的时候，就尽量减少文学性，加强历史性。所以，《东周烩》在史料运用上更加成熟、更加准确，也更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当然，一些朋友反映《东周烩》没有《梦回宋朝》好看。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三国志》哪有《三国演义》好看嘛？

在历史创作的作家群体里，我很欣赏已故中国台湾作家高阳。他的很多作品，从体裁上讲，是小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一点都不含糊，许多情节甚至可以当作正史来引用的。我希望能够达到这一水准，使之作为我的历史写作优点，也成为我与其他作者区分的地方。

上游文化：作为历史写作者，如何避免历史乌托邦化书写削弱对现实的关注？

何仁勇：历史写作者，很容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沉湎在自己的世界里。2008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时百家讲坛主讲之一、历史学家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新书时，被一个男子扇了耳光。打人当然是不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对的。不过，我们透过这起事件背后，还是注意到阎崇年确实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普遍价值观的尊重。他的一些观点，比如“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等，都严重脱离现实，错都错得那么离谱。

研究某个朝代的历史学者，似乎很容易陷入对这个朝代的无原则美化。我认为这走向了极端，应当避免。历史写作者，不要迷失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不要被古代的价值观所束缚。道理很简单，假如那个朝代真的完美无缺，那它为什么会被后面的朝代取而代之？我们既要走进历史，在时间长河里寻找有趣的灵魂，又要走出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回答智者之问。我想，这就是一个历史写作者的乐趣所在、价值所在吧。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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