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查良镛：一手理想，一手商业

金庸。资料图

中国企业家杂志微信公众号消息，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不如意时，转身扎进金庸的江湖里，那里既是庇护所，也是乌托邦。

金庸一走，江湖故事难再续。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

从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的《鹿鼎记》，再加一部短篇《越女剑》，金庸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下十五部武侠小说，形成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对联。

武侠小说畅销半个世纪，作品几十年间不断翻拍，“金庸”不仅被视作大家，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然而在他94年的人生中，金庸只是一部分，另一个重要角色是创办了《明报》的商人查良镛。

左手办报纸，右手写小说；一脚文学，一脚商业，金庸和查良镛共同创造了两大江湖王国，而他本人也不断在侠与隐、出世与入世之间找平衡。

盛名之下，金庸反而称自己“是个小人物，一生经历极复杂”，从政治到商业到文学，他被时代左右的同时也影响了几代人。

最大IP

金庸的小说最近一次引发关注还是在今年8月份，当时他起诉《此间的少年》作者江南著作权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后金庸胜诉，获赔188万元。

就在2016年第十届作家榜上，江南还以《龙族》3200万元的版税登上榜首，已经封笔多年的金庸仍然凭借《神雕侠侣》850万的版税进了同一榜单，位列第17名。

登上作家榜对金庸来说并不稀奇，他还曾以一介文人的身份登上过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

金庸的小说在1984年就被引入内地，但当时盗版猖獗，最初金庸并未从自己的作品中获益。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写道，“1994年以前在内地得到正式授权的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其余都是盗版。”

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

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签下了金庸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合同为期十年。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将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进行捆绑销售，金庸的作品开始在市场风靡起来。2000年“口袋本”金庸全集出版，在半年时间里印数就达到56000套。

等到十年合约到期后，续签时金庸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版税由原来的15％提高至18％；第二，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最低销售；第三，《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递增。

当时三联接受不了这个条件，双方合作终止，金庸的作品出版权花落广州出版社。

在大陆获得版税收入之前，金庸作品在香港和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

版税只是金庸作品收入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是影视改编。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

1976年，《射雕英雄传》就被搬上香港的电视屏幕，据《看天下》报道，那时的香港电视产业才刚刚兴起，虽然制作粗糙，布景简陋，但剧集依旧十分卖座。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代至千禧年，是金庸作品的第二轮改编潮。正是这段时间里，经典频出，金庸作品一度成为香港电视台的收视利器。

第三轮改编潮则是从大陆开始，张纪中翻拍了《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等，虽然评分不高，但是捧红了不少明星。

之后，金庸作品的改编更具商业色彩，尽管遭遇了争议和吐槽，但依然挡不住影视圈对于金庸经典翻拍的热情。

据新京报统计，截至2017年，华语电视圈加起来，已经拍了9部《神雕侠侣》，8部《射雕英雄传》，7部《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鹿鼎记》、《书剑恩仇录》，5部《天龙八部》、《雪山飞狐》，4部《碧血剑》、《侠客行》。

不可否认，一次次的翻拍使得金庸的作品成为影视圈的最大IP，不仅让金庸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家喻户晓，也源源不断的给金庸带去商业上的收入。

商人查良镛

南下香港第11年，金庸在36岁时创办了《明报》。在这之前，他就在杭州《东南日报》有过从业经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掀起了武侠热潮，新派武侠小说受到欢迎。查良镛也开始以“金庸”为笔名，在1955年写下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最初，金庸的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这让原本要结集出版的图书公司惊讶不已。

这时金庸的同学、经营印刷业务的沈宝新建议他，与其给别人盗印作品，不如自己来发行赚钱。

后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共同创办了《明报》。当时香港报业竞争激烈，金庸并不被看好。果然《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

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此后三年，金庸经历了创业的艰难期。最早的员工只有几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还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明报》创立后，查良镛就把名字里最后一个字拆成“金庸”，以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每天写连载。

正是金庸的连载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他的老友倪匡就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也表示：“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

为了读者不流失，金庸在写小说时就得迎合读者口味。比如写《神雕侠侣》时，杨过和小龙女都很惨了，但还得以喜剧结尾，不然读者万一不满了，这部分人群也会流失。

无心插柳，金庸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欢迎，《明报》也向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严肃报纸，之后明报集团也开始初具雏形。

随后金庸扩大经营范围，创办了多家报纸：《新明日报》、《武侠与历史》、《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后来，业务进一步多元化，涉及到出版、旅游等。

据第一财经报道，到《明报》1991年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亿7千万港币，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明报》的年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亿港币，金庸以12亿港币的资产，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上世纪90年代，金庸已经是香港报业大亨，香港新闻界乃至传媒业界“报刊帮主”一般的存在。

企业界粉丝众多

金庸的企业家“粉丝”中，最推崇他的大概就是马云了。

深受金庸小说影响的马云不仅自称“风清扬”，也给阿里巴巴烙上了武侠文化。不仅有十八罗汉，阿里公司的很多地方命名也出自金庸的小说。

马云曾回忆，有一年冬天得知金庸在墨尔本过年，特意飞过去和他见面。看到金庸家里的书房摆满了各种书，出于好奇便问：“这些书你都看过吗？”金庸说没有。马云听后心里还大喜，“感觉和我一样，买些书只是放在架子上而已。”

但交谈时，他发现金庸从一战到二战居然都门儿清，还指出哪个书架上有哪本书讲了这些。

2013年马云又去看了金庸，只见近90岁的金庸坐在躺椅上，手里还捧着一套明史，“读书越多的人越觉得读书不够啊！”

李开复也是金庸的粉丝，还自诩为“洪七公”。李开复在自传里曾说过，在美国上学期间，他一直在看金庸小说，“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遍。”

金庸的作品启发了企业家，他自己在经营上也有一套方法。

对待金钱时，金庸也会显得很“抠门儿”。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

金庸也曾透露：“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

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开过专栏，她因为稿费低还在专栏里提出过抗议，说金庸是“爬格子动物”。文辞尖刻，但金庸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晚年的金庸也不改商人本色，一次《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前，金庸还在和一些文化商人谈小说的版权：熟人可以打九折，不熟悉的按原价。

《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曾在书里写过：“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南方人物周刊》采访金庸时曾问过他：“听说您对待工作、对待《明报》，也是一个非常全权的、类似帝王的统治”，金庸回应：“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讨论，我自己很有自信。（小声地）这样是不太好的。”

那篇采访里，金庸描述过自己的性格，强调自由，天生反叛，这也映照了他的作品：那些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亦正亦邪，有反叛精神的，这也是为什么金庸的作品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那些快意恩仇、侠骨柔情的人物共同交织成了一个众生百态的江湖，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不如意时，转身扎进金庸的江湖里，那里既是庇护所，也是乌托邦。

原标题：金庸与查良镛：一手理想，一手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