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教授潘英丽：个税起征点多少无所谓，但起征税率要低

27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二次审议。关于个税起征点，个税二审稿中未对起征点进行修改，维持了一审稿中起征点调至每年6万元，即每月5000元不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近日就减税问题接受了《陆家嘴》专访，潘英丽教授认为，起征点提高多少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起征税率要低，低收入家庭所得税可以少交点，以增强纳税人意识。

她同时指出，不管从家庭还是从企业来看，税负都已很重，减税已刻不容缓。政府财政功能需要从吃饭财政、投资财政转变到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以下是她的部分观点。

户均税负已超5万元    

财政学家高培勇近日在财政主题演讲中提到我国隐性税制特点。税收的90%是通过企业开征的，但这个税负最后是向消费者和股东转移的。企业不是纳税主体，而是政府征税的载体。

除了增值税、所得税等各种税收负担外，企业和个人还须交纳五险一金，比例高达工资成本的40%~45%。企业产品销价因产能过剩和外需收缩而不断下降，相比较，政府税率没减，引入电子信息技术后征税效率却提高了不少，另外营业税转增值税实际上还给不少行业增加税收负担。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步履维艰，难以为继。减税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实业坍塌，系统性风险将难以控制。

另外，高培勇提到人均税负已达1.5万，户均税负已近5万。我查了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7年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是14.436万亿，如果考虑企业交纳的五险一金即社会基金收入约为6万多亿元，这两项合计约为20.6万亿。如果由13.8亿人口平摊，人均接近1.5万元。户均人数为3.02人，户均4.5万元。如果再考虑政府土地批租等方式获得基金账户收入6万余亿。总额约为27万亿元，户均正好是5.9万元。可见，不管是从企业角度，还是从家庭角度来看，税负都是过高了。

减税对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已成必需，并已到了非常迫切时刻。 

政府收入花到哪里去了？ 

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和土地批租收入花哪里去了？归纳一下大概三类：吃饭、投资、支撑行政管制需要。

中国的财政，以前朱总理称其为吃饭财政。吃饭财政就是维持公共部门的日常开销。后来加上了投资财政，政府支出中有很大一块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政府搞投资财政是很容易理解的，政府需要通过GDP的增长体现成绩，政府的税收也是以企业为载体征收的。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吸引企业投资。政府先行投资、并以各种优惠招商引资，然后让企业成为政府税源，形成GDP增长与政府财政的闭环。

第三是行政管制的成本开支。行政管制对市场经济发展是一种制度交易成本。政府征了税，又去给企业发展制造更多麻烦。企业做投资做业务要盖更多章，要跑很多部门。相比较在防范商业欺诈和机会主义，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宜，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却做得很不到位。 

起征点提高多少无所谓，但税率要低一点  

对于个人所得税，现在收入高的群体无非几类，一类是金融机构高管，包括做投资的人，还有一类就是从事互联网以及计算机等的高新技术产业。演艺圈也要整顿了，这里涉及到阴阳合同等避税或逃税行为，现在由行业协会给出指导性价格，以后演员获得报酬不能超过多少。这样的价格调控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了。产业升级或称新工业化阶段，是技术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人才、人力资本投资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中国要大规模吸引国际人才和海归人才，就需要将来自工作收入的所得税降低到国际平均水平。通过我国创业环境改善，允许私人更便利地办公司，建私募投资基金，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是愿意回归的。香港个人所得税最高也就16%-17%，我们最高档却为45%，怎么能吸引人才？我认为，为了吸引人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上限应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提高个税起征点有多种建议，5000，7000或者1万，起征点提高多少无所谓，但最低一档的税率要低一点，低收入家庭的所得税可以少交点，但要培养他们的纳税人意识。我们在购买商品都已缴税，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对政府财政收支和公共服务供给关注不多。政府的事似乎与我们家庭无关。其实在高税负背景下，企业以次充好，导致产品质量低劣，很可能就是产能过剩背景下税负转嫁的新形式。

因此，个人所得税最重要的仍然是税率，税率分档要简单。现在有七档，其实三档就够了，低档税率低一些，主要培育大家纳税人意识，高档税率要有国际竞争力，便于吸引人才。

近期有不少企业家比如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锡培建议政府必须下决心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引起了热议，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的税负问题。企业所得税率现在是25%，美国这次降税由原来的30%调到20%了。我们也应该调到20%左右，高新技术企业也相应地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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