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皇帝们为何不愿意到南方旅游？

唐代国土广袤，全盛时期更是疆域辽阔。但是帝王旅游活动受交通、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资源等因素影响，在空间分布上有很大的区域差异，具有明显的旅游地域集中性。

据统计，唐代帝王游览的旅游地次数共245，但游览地仅限于北方6道，只占全国15道的40%。其中京裴道是帝王旅游最集中的地区，共游览186次，约占唐代帝王游览旅游地总次数的75. 9%；其次是都歌道38次，约占总次数的15. 5%；再次是河东道8次，约占总次数的3. 3%;其余是河南道6次；关内道4次；河北道3次，分别约占帝王游览旅游地总次数的2. 4%, 1. 6%和1. 2%。

另，从前、后期唐代帝王在不同地区的游览次数来看，差异也很明显。其中前期游览次数从多到少依次为京歌道125次，都歌道38次，河东道8次，河南道6次，关内道4次，河北道3次，分别约占当时帝王游览旅游地总次数的51%，15. 5%, 3. 3%, 2. 4%,1. 6%和1. 2%；后期帝王游览的旅游地次数分布更不平衡，仅集中于京歌道一道，共61次，约占总次数的24. 9% 。

唐代帝王旅游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之所以形成如此状况，原因复杂多样。唐朝前期，帝王旅游活动比较频繁，外出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帝王的旅游足迹虽然北到并州(治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东到泰山，西至凤翔(治天兴，即今陕西凤翔)，但是过分集中于两京周围地区，尤其是长安(今陕西西安)周围。

如唐高祖时期，天下纷争根基未稳，使得其旅游范围局限在长安周围地区，还无暇进行远距离的旅游。太宗时期，虽然国家状况好转，但是太宗认为“沟恤可悦，何必江海之滨?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

因此确立了主近游，斥远游的指导思想，反对兴师动众、南北巡游。虽然太宗、高宗、以及玄宗都曾北游至太原，高宗、玄宗更是东封泰山，突破了这种区域限制，将游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主要游赏地还在两京地区。

玄宗之后的帝王，迫于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时势维艰，国运衰落的现实，外出游玩范围也越来越小，就连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也无缘临幸，只能多往来于长安周围，几乎没有巡游更多山川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有唐一代近300年，唐代帝王对两京地区的旅游比较频繁，却没有一个帝王到南方旅游。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唐代帝王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挣，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帝王认为京敲地区为天下之根本，国家之心脏，比全国其它地区更为重要。由于隋炀帝大规模、长距离的南下扬州(治江都，即今江苏扬州)旅游，远离关中，不仅导致百姓苦不堪言，炀帝命丧扬州，而且使强盛的隋帝国昙花一现。因此，唐代帝王吸取隋亡的教训，愈加重视关中地区，以扬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被贴上了亡国和贪图享乐的标签，使唐帝王们产生厌恶感，因此，唐代没有一个帝王踏上这片土地。

不过，从旅游方式来看，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唐代帝王或往来于行宫、别苑，或穿梭于园林、寺观，抑或游走于名胜古迹、城区闹市，他们出游的目的或为疗养，或为消遣娱乐，或为观光，或为怀旧等。游乐活动名目繁多，旅游形式多种多样。

行宫游是唐代帝王最重要的旅游方式，据笔者统计，唐代先后有9位帝王(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宪宗、穆宗和敬宗)到行宫游玩，次数高达99，约占唐代帝王旅游总次数的41.3%:狩猎游在唐代帝王中也非常盛行，同样有9位帝王(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德宗、穆宗和武宗)有出猎活动记载，次数多达77，约占当时帝王旅游总次数的30. 20%，其中尤以高祖、太宗为代表，出猎达46次之多，约占狩猎游总数的59. 7%；返乡游和封禅游虽次数都不多，但仍不失为唐代帝王旅游的重要形式;节令游虽因十分频繁，次数难以精确统计，但其为唐代帝王十分钟情的一种旅游方式当毫无疑问。总之，由于唐代帝王出游动机的多样性，使其旅游活动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此外，一般说来，唐代帝王旅游规模庞大、场面隆重，并且随着政权的稳定，国力的强盛，这种游乐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帝王出游往往极讲排场，庞大的车马仪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极尽奢华。据唐政府规定，仅陪同帝王出游的大驾卤簿就“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为二十四队，列为二百一十四行。”再加上随行的文武百官、番邦人士以及后勤保障人员，其人数以万计。为了使庞大队伍有效运转，还专门设立了知顿使、桥道使、温泉监以及九成宫监等相关配套机构。在狩猎游和封禅游等方面隆重性表现尤为明显。

如帝王狩猎游时不仅有文武百官、番邦人士随从，而且有专门的陪猎军队，“初，太宗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中少年晓勇者百人，每出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鞘，著画兽文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时，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分隶左右羽林营。孝和谓之‘万骑’，亦置使以领之。”

帝王还喜好并蓄养大量捕猎动物，以供狩猎之需，“开元初，闲厩马至五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而尚乘局名存而己。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猎:一曰雕坊，二曰鹃坊，三曰鹤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众多的随从人员以及千军万马、骆驼、鹰犬组成一支阵容庞大的狩猎队伍。

“六飞驰骋，万骑腾跃，冲豁荟，跋蒙笼，越崭险，靡棒蔡，红尘坐昏，白日将暗，毛群扰攘，羽族缤纷，左右戎夷，并申勇敢，攒摘乱下，交刃霜飞，而降尊乱卑，争捷于其间。”描写的就是帝王狩猎时的隆重、惊心动魄和气势恢宏的场面。

最能体现隆重性的是封禅之旅，帝王每次封禅都会花费数月进行精心准备，随从人员不仅来源广泛，数量众多，而且队伍的食宿由沿途州县供给，安全有大军负责。行程千里，历时数月。如唐高宗于麟德二年(665)从东都赴泰山封禅，“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闻、波斯、天竺国、局宾、乌袭、昆仑、。楼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启从，弯庐既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

如此浩荡的队伍，使这次旅游往返足足耗费了半年。玄宗封禅时，参与人员更多、来源更广，队伍更是庞大，“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领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袱、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靳蝎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群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加上王毛仲以牧马数万匹组成的“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珍的马队，以至于队伍“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荤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巡这次封禅活动，可以说与唐朝有交往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派人员参与，不仅是一次空前的全国规模的旅游，更可谓是一次隆重的国际盛会。

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唐代诸位帝王都进行了数次场面铺张隆重的旅游活动，以唐高宗、唐玄宗最为突出。也使唐代帝王旅游活动以隆重、壮阔的特点载入中国古代旅游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