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与扬州戏曲业的迅猛发展

乾隆精通音律，痴迷戏剧。《清稗类钞》记载：“高宗邃于音律，凡乐工进御钧天法曲，时换新声，每盼晴，则令奏月殿云开之曲。”傅雪漪曾引述说:“乾隆极爱演唱，而不便在大台上扮演，故在自己室中建筑一台，时常命内侍陪演。又因自己嗓音极低，够不上昆弋宫调，故特创一调，半白半唱，命内侍学之。现宫中所存之《月令承应》《九九大令》等剧本，大半皆系此调。宫中及亲贵都呼曰‘御制腔’。”这些事例足见乾隆对戏曲的喜爱与痴迷。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虽然乾隆曾下旨晓谕地方要俭省，不必准备歌舞。乾隆十六年(1751)谕旨:“向来巡幸，地方官惟修治道途，此外一无华饰。自乾隆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衙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途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脂，联心深所不取……嗣后寻常行幸，概不准行。”

但是，这道圣旨不过是其流于形式而已，在乾隆六次南巡中，戏剧、歌舞不断，接驾官员与盐商甚至为满足乾隆的这一爱好，提出“南巡须演新剧”。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为迎接乾隆御驾的到来，扬州官商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组建“七大内班”

为迎接乾隆南巡，两淮盐商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实际上，承担演出任务的戏班是由盐商出资组成的“内班”。“内班”最初是为官商士人祈求福佑演出的戏班，但为迎接乾隆南巡，“内班”成为当时迎奎戏曲演出的中坚班社。

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扬州主要有“七大内班”。盐商徐尚志最早出资建立的老徐班，之后盐商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洪充实、江春也相继组建戏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春为德音班、春台班。当初，由于昆曲比较盛行，两淮盐商组建的多是昆班，称为雅部。后来，江春征聘本地乱弹，组建春台班，即花部戏。这样，在乾隆南巡之时，花、雅两部以演大戏。

为更好地迎接乾隆南巡，盐商不惜重金聘请名角。如江春为使演唱花部的春台班站稳脚跟，聘请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夭秀、刘八、刘亮彩等知名艺人加入。杨八官、郝天秀博采四川魏长生之秦腔以及京腔优秀部分加入春台班，使春台班合京、秦二腔。刘八善演丑角，春台班丑角皆效仿，提高了表演水平。这些艺人将自身所擅长的曲目带入春台班，使春台班兼容并包，得到进一步发展。

因为乾隆南巡的时间并无规律可言，而且其在扬州驻哗时间也较为短暂，这就要求扬州官商在短时间内组建一班具有相当规模、有丰富舞台表演经验的名班。这时，仅仅依靠扬州“内班”演出是不够的。因此，扬州盐商从各地征集诸腔名班到扬州，遴选剧目。相传清中叶，全国各地戏曲先后会演于此。这样进一步促进南北戏曲的交流，扬州戏曲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创作“迎銮大剧”

在“南巡须演新剧”这一思路的导引下，扬州盐商还聘请一些精于词曲的名家，提供优厚条件，长期供养他们，支持他们的戏曲创作。这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厉鹦、沈起凤等在内的戏曲名家。

厉鹦(1692-1752)，字太鸿，一字雄飞，号樊榭，别号南湖花隐，西溪渔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浙派词人的代表人物。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其后两赴会试不中，从此淡薄功名。三十岁之后，馆于“扬州二马”小玲珑山馆达三十年之久，著有《宋诗纪事》，《辽史拾遗》，《花间集绝妙好词笺》，《樊榭山房词》等书。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到扬州时，厉鹦受扬州盐商邀请写出承应戏《百灵效瑞》，与吴城所撰《群仙祝寿》合刻，总称《迎銮新曲》。《百灵效瑞》共四折，主要讲述皇上应万民之请巡幸杭州、驻蹲孤山的消息传出后，南海普陀山洛伽山的观音大士立即率领善财、龙女、十六罗汉、四金刚等神仙现身钱塘西湖地面，令大江以南的各路神仙及众海族、花神等各显神通，赶来钱塘迎驾，致使西湖一片欢腾，呈现出喜气洋洋的景象。

在厉鹦之后，沈起凤也应苏、扬盐政之邀做迎奎大戏。沈起凤(1741-1802)，字桐威，号首渔，自号红心词客，江苏吴县人(今苏州)。沈起凤在诗词、戏曲创作方面颇有才能。著有《红心词》，《吹雪词》，《谐铎》，《续谐铎》等。在戏曲方面，他一生创作颇多。但现在留存下来的仅《沈氏传奇四种》。在乾隆第四次、第五次南巡期间，凡扬州盐政、苏州织造所进贡的迎奎大戏皆出自沈起凤手笔。沈起凤创作的迎奎大戏未见留存，其影响也逊于《沈氏传奇四种》。

在乾隆南巡期间，盐商所进呈的戏剧大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些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迎奎大剧”。然而，诸如厉鹦、沈起凤在内的诸多戏曲创作者则很好把握住了“乾隆南巡”这一时机，利用两淮盐商的资助，在创作“迎奎大戏”之外还进行其他类型戏曲的创作，留存下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当今的戏曲创作依旧有借鉴意义。

正如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所言:“扬州的戏剧，在当时虽盛极一时，而其起因实为乾隆年间的‘南巡迎驾’。”的确，“南巡迎驾”为扬州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三）“奏乐演戏”盛景

乾隆南巡经过扬州时，盐商在御驾所经道路两侧，设立戏班接驾。《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这一盛况:“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据周贻白先生《中国戏剧史讲座》:“三十个工段，便当有三十个戏班;其间虽可以一班分成两包，但至少也当在十班至二十班以上。”

扬州官、绅、商在城内街衡张设棚慢，一到夜晚，华灯大起，各种灯彩斗丽争艳，“绢帐艳妹，秋千舞妓，振童鲍老，百戏众流，乃积日以为常，恒中宵而未已”。除了岸上道路两旁设立戏班外，沿途水路也俱设灯船、戏船台阁。由扬州入长江往镇江时，“箫籁既发，摧歌远扬，金石铿锵，宫商缥缈”。

当然，除扬州、镇江之外，盐商还在苏州等地设立戏班，表演歌舞、戏曲。《大清皇帝南巡始末闻书》中记述乾隆第三次南巡时，盐商在苏州、扬州等地演出的情形:

“扬州、苏州、嘉兴、杭州四府盐商及渡海赴日本办铜之官商等人，皆搭设高台演出歌舞，不惜钱物极尽奢华。大凡数百里内迎驾之时，舞台数千座，无一相同者，皇帝亦相应回赐上述人等金银、小件器物、貂皮等，众人皆引以为不世之荣幸……灵岩山行宫山麓建有舞台百余座，亭台二十座，表演各种歌舞，皇帝观赏。因山麓四周由同行启从人员包围守护，入夜灯火如繁星闪烁。河中灯船百余艘游动，燃放烟火，极其热闹。”

为了赢得皇帝的青睐，盐商们不仅满足于戏曲的新颖、舞台的华丽，还有不少的奇思妙想。乾隆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奢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

盐商们为迎合乾隆的戏曲爱好，在其六次南巡期间不惜财力、物力，打造戏班，推陈出新。戏剧创作者们利用这一时机，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正是在这诸多因素合力的影响下，乾隆南巡时期，无论是戏班的组建还是戏曲的创作，扬州戏曲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取代苏州而成为南方戏曲演出中心。

来稿/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