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在宋代看一次病，除了平价药房外还有什么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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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建立“国家福利体系”的自觉，《周礼》中记录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春秋时管仲在齐国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大约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记载。

不过，国家福利成为系统性的制度，则完成于两宋时期。宋朝福利制度之发达，不但远超前代，而且之后的王朝也远远不及，是一套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济体系。

今日单说医疗方面的福利，即病有所医。宋朝的医疗福利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政府的义诊与施药。宋政府经常会派遣医官到民间视诊，并免费发放方药，如北宋嘉祐年间，因考虑到“贫下之家”无钱购买治病的药品，宋廷决定每年给各州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品，然后免费发给贫民，“诸道节镇及并、益、庆、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委长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

又如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六月，政府认为，“方此盛暑，应有疾病之人。”所以宋高宗“令翰林院差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城内外看诊、合药；令户部行下和剂局应副，候秋凉日住罢”（《宋会要辑稿·食货》）

其次，开设药局。宋廷在京城与其他州县都设有药局。药局，称和剂局、惠民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如江东提刑司拨官本百万，开设药局，“制急于民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高斯得《江东提刑司新创药局义阡记》）；建康府的惠民药局，“四铺发药，应济军民，收本钱不取息”（《景定建康志》卷二三）；临安府的施药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梦粱录》）药局诊病配药，只收药品的成本价，大约相当于市场价的三分之二，为此，户部每一年拨给京城药局的财政补贴达数十万贯。有时候，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开放义诊，并免费提供药物。

《清明上河图》中的药铺

最后，设立福利医院。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周辉《清波杂志》）。其后，病坊更名为“安济坊”。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诏令全国各路遍置安济坊，即公立免费医院；崇宁四年，又“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大观四年（1110年），又颁行“安济法”：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宋会要辑稿·食货》）

安济坊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每年都要进行考核：“安济坊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疗痊失，岁终考会人数，以为殿最，仍立定赏罚条格。”病人在安济坊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并实行病人隔离制，以防止传染：“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宋会要辑稿·食货》）

此外，宋朝的一些地方政府还设有“安乐庐”，这是针对流动人口的免费救治机构。如南宋时，建康府人口流动频繁，常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政府便设立安乐庐，凡“行旅在途”之人，发现身有疾病后均可向安乐庐求医，“全活者不胜计”。（《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当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济的对象只是贫民阶层。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财产多寡，将全国人口划分为不同户等，户等既是确定人户税额的依据，也是国家划定救济对象的参考标准，比如南宋时规定，乡村五等户、城市七等户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婴儿出生，又无力赡养，政府即给予四千文钱的补助。

宋朝也开始出现了接近现代意义的“贫困线”概念（之前的社会是不设一条一般性的“贫困线”的）：凡田产20亩以下或者产业50贯以下的家庭，即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贫民”。贫民可以获得某些政策倾斜，比如免纳“免役钱”，在发生灾荒性优先给予救济；城市的贫民，还可以享用一系列国家专向贫困人口提供的福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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