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的中央官职，除了宰相（丞相）、尚书之外，存在感最高的就是司徒、司马、司空这三“司”了，特别是司空，不仅在官职中占有一席之地，还因其衍生出的成语“司空见惯”而广为人知。而“司马”更是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姓之一。在三司之后，朝廷还出现了许多以“司”命名的官职和机构。那么这个“司”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缘何会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官名之一？
“三司”之名从何而来
要探究“司”的含义，自然要从古代官制当中寻找答案。查阅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发现“三司”之名大致起源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据记载，殷商时期的官制为：
“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这里提到了“典司”二字。《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典司的意思是主管、主持，那么“典司五众”便可以理解为这“五官”分别管理“徒（土地和人民）”“马（军事）”“空（工程和水利）”“士（纠察百官）”“寇（刑狱）”。“典司六职”则可以理解为这六官分别管理“土（划分土地种类、定税赋等级，后等同于“徒”）木（森林树木）”“水（河湖治理）”“草（稼种下地及除草）”“器（器皿）”“货（商品货物运输）”。在“司”后加上管理的国家事务，合称后的“司某”便是负责某事务的主官。由于其是天子身边的“京官”，因此位高权重。
尽管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各种“司”，但正式的“三司（司徒、司马、司空）”制度并没有那么早建立。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当中的《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然而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中“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的说法，却与《汉书》当中三公的地位不对等。由此可以认为，至少在西周时期是不存在后世通常所谓的“三司”的。毕竟《周礼》作为详细记载西周各项国家制度的一手史料，其权威性相对后世诞生的史书更高。
那么正式的“三司”制度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呢？不急，我们先来看看“三公”制度的建立。《尚书·周官》中说：
“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这时期的三公主要是天子顾问的角色，而非常设的实权岗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争霸和变法的需要，作为行政首脑的国相成了君主之下第一人，掌管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事实上起到了“一人顶三公”的效果。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正式建立三公九卿制，以丞相（统领百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和帮助丞相处理政务）为“三公”。“三公”看似平级，但究其职责，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制度设计相比战国时期并无本质区别。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即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负责帮助丞相处理政务。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丞相是天子的副手，而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手，自然二者不可能对等。而太尉虽然是全国最高军事主管，但终秦一朝都没有人就任，因此丞相处在一家独大的地位。
《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
“使者覆按三川相属，稍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
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作为丞相的李斯一个人相当于“三公”。秦朝的“三公”制事实上是丞相制。
“三司（三公）”制度的正式确立
西汉初年，朝廷延续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但是与秦始皇执政时期不同，汉初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多由勋贵列侯担任，而太尉也发挥了应有作用，同丞相形成一文一武的格局，共同构成了对皇权的一种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
汉武帝登基后，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开始另辟蹊径，绕过丞相收拢了一批出身低微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为侍从官，逐渐形成“内朝”（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团体。内朝成员类似于明代后来的内阁阁员，对军国大事拥有一定的讨论和决策权），与丞相所代表的“外朝”并立，这样的设置基本剥夺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决策权，使得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成为内朝命令的执行者，一定程度上削夺了相权。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战胜利后，汉武帝为卫青设置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具有辅政之权，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处理政务，进一步对丞相进行分权。武帝晚年还设置司隶校尉来巡查百官和勋贵。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可以自由出入宫禁，作为侍从和顾问为皇帝服务。
绥和元年（前8），汉成帝根据廷尉何武的建议，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改大司马大将军为大司马，形成大司马、丞相、大司空三公制。何武认为朝廷“政事烦多”，但是“宰相之材不能及古”，三公制比起单纯的丞相制更有利于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还可以恢复卿大夫之制，并建立新的考课制度。
何武的想法对国家治理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对君主集权则不然。西汉时期担任大司马的往往是外戚，主持内朝事务，有利于皇帝集权。然而绥和改制后，大司马的权力受到削弱，皇权也受到影响。于是建平二年（前5），汉哀帝根据朱博的建议，将大司空改回了御史大夫，恢复了旧制度。然而四年之后，汉哀帝为了提高宠臣董贤的地位，下令：
“正三公官分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丞相孔光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为大司空，封长平侯。正司直、司隶，造司寇职。”
一方面，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史大夫）能够担内朝事务，大司马又可以通过佩戴印绶、设置属吏等手段参与外朝事务。另一方面，明确司直（又称丞相司直，负责协助丞相检举不法之事）、司隶（即司隶校尉）的职权，又恢复了司寇这一“上古”官职（见上文）。
有着“穿越者”绰号的王莽，在“三公”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十一公制度。“三公”彻底成为外朝官。而除了中央设置的十一公外，地方政府还有二十五个“礼如三公”的官员，这就导致“公”的称号大为贬值。
更始帝的玄汉政权重新实行三公制，《后汉书》中的《刘玄传》记载：
“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
三公在这里成了三位“上公”，凌驾于原“三公”之上。
刘秀建立东汉后，宣布全面恢复西汉旧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建武十三年（37），刘秀仿照周制，将不少同姓诸侯王降为公、侯爵，又将商周两朝后裔的荣誉虚衔实土化。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刘秀又宣布去掉大司徒和大司空前的“大”字，改大司马为太尉。至此，真正意义上的“三司”制得以确立。
此后，司空不再负责监察，而由其原属的御史中丞负责。御史中丞又下设治书御史两人，负责解释法律条文；设置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接受百官奏事。在国家大典或官吏朝觐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负责监察威仪。御史官署常被称作御史台或兰台，因而有“台官”之称。地位较低的御史中丞担任监察之任，便于皇帝对其进行控制。同时光武帝扩大司隶校尉的职权，令其内察京师百官并兼领一州，以维护皇权。刘秀还设置尚书台，以尚书令为内朝核心。
自汉章帝之后，东汉皇帝往往在幼年继位，通常由太傅录尚书事（“录尚书事”不是独立的官职，常由其他官员兼任，负责总领尚书省的事务。“太傅”是官职，主要负责教导太子或年轻君主。“太傅录尚书事”即太傅兼任或参与尚书省的事务）来主持朝政，称为“上公”，或与三公合称“四府”。皇帝亲政后常常越过三公，直接通过尚书台发号施令。如《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里说：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三公逐渐被尚书台所代表的内朝边缘化，但仍旧有着非凡的地位。
东汉时期的太尉（大司马）中比较有名的是光武帝朝的吴汉，献帝朝的董卓、曹嵩。而东汉时期的司徒中，比较有名的是光武帝朝的邓禹，灵帝朝的桥玄、袁隗和献帝朝的杨彪、王允。东汉时期的司空中比较有名的，则是光武帝朝的李通、马成、窦融，章帝朝的袁安、任隗，灵帝、少帝两朝的桥玄、袁逢、董卓，献帝朝的杨彪、曹操。从这可以看出，东汉的三公除了开国集团的功臣之外，基本都是士族豪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汝南袁家“四世三公”，四代人都有成员高居三公之职，这是东汉一朝是很少见的。
那些“司”都到哪儿去了？
中平六年（189），董卓入京把控朝政，自任相国，将三公的权力架空。曹操担任丞相后，为了独揽朝政，直接废除了三公制。作为实权官职的“三司（三公）”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成为有功大臣的荣誉虚衔。
“司”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官名之一，一直到现代还在沿用，比如现代部委司局的司。而除了官职之外，还有很多带“司”的名词，如“司机”意为掌握“机器”的人，“司仪”意为主持典礼活动的人，“公司”意为一同主持、管理的盈利组织，“司法”古代意为主管法律，现在意为适用、实施法律，实乃大同小异；当然了，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军事主官——司令。司令者，专司发号施令也。
从这些近现代词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的含义其实千古未变，都是负责、主持的意思。
参考文献：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王素、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
卜宪群：《秦汉三公制度渊源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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