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选择一个旅游同行者,诗人余光中认为,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轼不仅有趣,更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林语堂《苏东坡传》)或许,正因如此,人人都爱苏东坡。
在《龚孝升过岭集序》中,钱谦益以韩愈、苏轼之作比拟龚鼎孳(字孝升)诗歌:“韩子之诗,莫奇于《泷吏》《南食》诸篇,苏子瞻海南诸篇,子由谓‘驰骋纵之,常出其后’。孝升《过岭》之诗亦然。学富则使物皆灵,才老则揽境即变。山厉水屈,则昌黎斗其奡兀;天容海色,则眉山并其澄闲。此孝升与韩、苏之所同,而世之骚人词客,刻画尽气,不能追步其后尘者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明清之际,安徽合肥籍高官龚鼎孳有“龚合肥”之称,以诗歌名列“江左三大家”,是享誉朝野的文坛领袖。他对于苏轼,可谓“神交久从君”,其《赠薄尘上人序》有云:“从数千里外想西湖,一恨事;从数百年后想东坡,一恨事。髯翁邈矣,吾不得见,见一笔、一墨、一吟、一咏,如一巾、一袂、一笑、一语焉,是此老犹与我拱揖乎石几蕉榻之侧也。”从龚氏的诸多诗文中,可以领略到这种思接千载的传神之笔。
一、“今夕始独为吾有”
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因父亲离世,龚鼎孳循例归乡守丧。此时,他因改仕清廷而尴尬,为父请赐四品诰赠未准反遭弹劾而受到嘲讽,乃至纳娶顾眉被世人非议,几许难堪,诸多困扰,龚鼎孳身处悲愤与苦闷之中。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携如夫人顾眉往来于南京、杭州以及扬州等地,探访亲友,行游山水。
西湖美景,名扬天下。夜色西湖,别有意韵。悄然流逝的时光,看不够的青山秀水,总是能够治愈那些受伤的心灵,何况,还有知心爱人陪伴左右。
一湖风漾当楼月,凉满人间。我与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闲。藕花社榜疏狂约,绿酒朱颜。放进婵娟。今夜纱窗可忍关。
木兰掀荡波光碎,人似乘潮。何处吹箫。轻逐流萤度画桥。白鸥睡熟金铃悄,好是箫条。多谢双篙。折简明宵不用招。
情痴每与银蟾约,见了销魂。尔许温存。领受嫦娥一笑恩。戏拈梅子横波打,越样心疼。和月须吞。省得浓香不闭门。
清辉依约云鬟绿,水作菱花。苏小夭斜。不见留人驻晚车。湖山符牒谁能管,让与天涯。如此豪华。除却芳樽一味赊。
龚鼎孳的《罗敷媚》四调记录了他与顾眉夜游西湖的时间、地点、环境、经过和心境。其自序曰:
五月十四夜,湖风酣畅,月明如洗,繁星尽敛,天水一碧,偕内人系艇子于寓楼下,剥菱煮芡,小饮达曙,人声既绝,楼台灯火,周视悄然。惟四山苍翠,时时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独为吾有,徘徊顾恋,不谓人世也。酒语清话,因口占四调以纪其事。子瞻有云:何夜无月,但少闲人如吾两人。予则谓:何地无闲人,无事寻事如吾两人者,未易多得尔。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出自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这篇短文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因身陷“乌台诗案”,苏轼此时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解衣欲睡之时,见月色入户,便欣然起行,前往承天寺寻伴赏月。谪居此处的张怀民也尚未入眠,于是二人漫步月下。月色澄澈,似“积水空明”。竹柏投影,如“藻荇交横”。这种“闲人”之感,所体现的,是从容自如的闲情逸致,以及作者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只是,也依稀流露出其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含有对自身贬谪境遇的自嘲之意。

龚鼎孳《竹石图》扇页
龚鼎孳与顾眉,是一对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恩爱情侣。余怀《板桥杂记》有云:“尚书(指龚鼎孳)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眉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在龚鼎孳为民请命、保护遗民、轻财好客、怜才下士等雄豪之举中,时常闪现着顾眉的身影。
夜深人静,灯火阑珊。把酒相对,情意悠长。一湖风月,宛若仙境,让他们暂时淡忘了世间烦忧,也让龚鼎孳想起了苏东坡的那次月下夜游。世事变迁,月照古今。诗文的字里行间,所显现的,是“闲人”的超脱,是“无事寻事”的豁达,是同道中人跨越时空的颔首致意,是隔代知己于月色之下心领神会的呼应与共鸣。
远离官场纷争,不受世俗侵扰,显然,其时的西湖之夜,是一段专属于龚鼎孳和顾眉夫妇的静好时光。其实,纵观古今,疗愈心灵的最好方式,是内在的自洽,是坦然、淡定地面对世事的自行痊愈。
二、“寄傲何心嘲肉食”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是苏轼的诗句,表现出其宁瘦勿俗的风雅高节。龚鼎孳喜爱吟竹、画竹,他的《为胶侯题岩荦画》(题注:墨竹)有两首,其二写道:“春园桃李日纷纷,立懦廉顽有此君。寄傲何心嘲肉食,绝交书代北山文。”
绝交书,指魏晋时期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此信称自己散淡任性、不堪礼法约束,责怪好友山涛(字巨源)的不理解,并拒绝其荐引为官的美意。北山文,即南北朝时期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此文意在揭露和讽刺那些伪装隐居以求利禄的文人。龚鼎孳巧借苏轼诗意,特别强调君子内在的傲骨与气节。

顾眉《墨兰图》(局部)
顾眉精诗擅画,画兰造诣颇深。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其“工墨兰,独出己意,不袭前人法”。冯仙湜《图绘宝鉴续纂》评价她:“长斋事佛,画兰石山水,天然秀绝,气韵在笔墨之外。又善诗词小令,有唐宋风味。”作为彼时名流,因为诗书画俱佳,龚鼎孳常为他人题画。顾眉的画作与龚鼎孳的诗词、书法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受到时人追捧。
身处乱世,龚鼎孳夫妇一度以画易酒,用顾眉的兰花图作为回馈对方的礼物。美国的亚瑟·萨克勒美术馆,藏有一幅顾眉的兰花图,落款是“长至日,眉画于莫愁居”。长至日,即冬至日。上有龚鼎孳的题跋:
雪后拥烟寒,甚苦无酒钱。君万门兄以名酒见饷,欲传闺人画兰。感其意,促为写此。昔子瞻作木石寄贾处士曰:“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若然,恐君万正当欠我酒债耳!甲申仲冬戏题。
易代之初的甲申年(1644年)冬,龚鼎孳和顾眉手头不济,诸事拮据。此时,朋友郝杰(字君万)赠酒索画。据苏轼《答贾耘老四首(之四)》与谈钥《吴兴志》所记,吴兴(今浙江湖州)隐士贾收,字耘老,有诗名,喜饮酒,家境贫困,苏轼曾画《怪石古木图》,供其换取酒米。在跋文中,龚鼎孳用略带自嘲的口气,先是叹诉无钱买酒之苦,转而援引苏东坡赠贾某画作的故事戏说一番。表现出作者于穷愁困顿中随遇而安的淡定和苦中作乐的豁达,也使得这种礼尚往来显得风雅别致并且富有情趣。
苏轼作有七绝《撷菜》,序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饫,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乃作四句。”诗云:“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被贬惠州期间,苏轼与儿子苏过借地种菜,历经霜露的菜园里,萝卜与芥菜长势喜人,犹如子孙兴旺的大家庭。他觉得,食用蔬菜同样可以饱腹,何须效仿豪奢的晋人何曾,偏要去吃那些美味食物呢?
在《吃野菜说》中,龚鼎孳引用了苏轼之言:
新雨后,绿芜如发,园蔬叶叶,青满畦径。启扉视之,知一年春事,又将烂漫矣。家人间撷作羹,劣得一饱,野香拂拂从匕箸间出,诚有如子瞻所谓“饱霜雪之精,味含土膏”者。
此文结尾处,龚鼎孳对“面有菜色”的贫民深表同情,大声疾呼:“民不可有此色,士大夫不可无此味。”表露出关心民众疾苦的心声,其立意在苏轼原文的基础上有了升华。
三、“浩然之气流于笔墨”
李放的《皇清书史》有“清代书法家大辞典”之称,此书认为:“(龚鼎孳)书法纵逸,有涪翁、漫士两家笔意。虽不必工,而气息自古。”黄庭坚别号涪翁,米芾号襄阳漫士,二人与苏轼、蔡襄合称“书法宋四家”。以黄、米笔意言其书法,评价甚高。因精于笔墨,龚鼎孳被誉为清初的“帖学名家”。
江西道监察御史(别称侍御)许之渐(号青屿)藏有苏轼手卷,在《题许侍御苏长公墨迹》中,龚鼎孳写道:
东坡先生风流文采,照映古今。由其劲节高致,视世间悲愉得丧,一无足以动乎其心,故浩然之气流于笔墨,千载而下,犹令人想见其人于掀髯岸帻,栖毫拂素之间也。青屿先生清超绝俗,携崆峒冰雪于两袖,而亦不免忤世之累。残松石鼓,予两人对作迁客,展玩此卷,觉高霞明月,涤我神明多矣。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此文中,龚鼎孳先由苏轼墨迹的“浩然之气”联想到其品格的“劲节高致”,随后以苏子的气节风骨比之许之渐的“清超绝俗”,为许氏“不免忤世之累”感慨不已。篇幅虽短,意蕴悠长。以书论人,由古谈今,再从书家推及藏家,那种同道之遇、知己之感、相惜之意,还有难以言表的弦外之音,尽在饱蘸深情的笔墨之中。

苏轼《枯木竹石图》
在书法领域,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之说。宋代“尚意”,据称来源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笔随意走,是情感的抒发,是个性的张扬,也是襟怀与气度的展现。这种“意造”之笔墨,不乏“意会”之知音。
历经波折坎坷,面对进退得失,从东坡居士的墨迹及其境遇中,他们读出了世间的多变无常,读出了人生的悲欣苍凉,也读出了云淡风轻,读出了豁达超然,还依稀感悟出其中所蕴含的禅意。
四、“山谷钦岐事老坡”
苏轼在为老师欧阳修文集作序时,如此总结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群体特征:“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他们问道先贤、观照自我,向内“修身齐家”,于外“治国平天下”。他们有情怀、有风骨,居高忧其民,处远忧其君。他们秉承大忠之义,敢于犯君直言,力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韩愈《争臣论》有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民间称之为“文死谏,武死战”。
龚鼎孳负性刚直,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这种直臣风范不因易代变乱而改变,仕途一直坎坷跌宕。明朝末年,因为弹劾首辅陈演庇贪误国,龚鼎孳被崇祯皇帝革职下狱。清顺治年间,为抵制朝廷的“崇满抑汉”政策,力图减轻某些恶法与弊政给民众造成的伤害,他频频出手,竭力保护遗民士子。由此受到顺治皇帝“点名批评”,被降八级调用,随后连续被贬。
但是,龚鼎孳自称问心无愧,“敢望天知”。孟森先生认为:“其所纠弹,未尝不符公论。”(《横波夫人考》)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朋党之争,由来已久。欧阳修《朋党论》云:“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龚鼎孳疾恶如仇,常常置身于风口浪尖。在他的心目中:“君子小人之不能并立,犹夫冰炭之不相入,而薰莸之不共器,其来久矣。”(《孙北海先生七十寿序》)二者之论,彼此呼应。
龙松馆是龚鼎孳当时居所,“龙松”被作为其代称。在《香严斋词话》中,计东曰:“当今才位德望若合肥龙松先生,可谓盛矣。拟之前哲,庶几韩、范、欧、富之俦。”以宋代有“四人杰”之誉的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富弼比之,称其“怜才好士,汲引寒畯,一往深情,久而弥挚”。
遗民纪映钟诗云:“孟郊倔强尊韩愈,山谷钦岐事老坡。”他以孤高寒士孟郊和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号山谷道人)自比,而以好客爱士、提携后学的高官文人兼文坛领袖韩愈以及文学巨擘苏轼喻指龚鼎孳,体现了隐居不仕的遗民士子对龚鼎孳的敬重以及对其文坛地位的认同。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回望历史的风云,从“唐宋八大家”到“江左三大家”,纵然时局变化多端,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是,从龚鼎孳与苏轼这种彼此呼应的神交之中,可以一窥那些传统士大夫的担当与坚守,可以探知中华民族文脉的赓续与文化的传承。
(文/李学军,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6年第5期)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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