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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阿联酋航空空姐自述:从月薪三万起、免费游玩世界,到被疫情终结的航空梦
03-27 08:21:05 来源:凤凰网财经

2022年3月21日,春分刚过,这一天起,北半球各地白昼开始长于黑夜,在很多人眼中,“白昼渐长,莫负春光”。但对于中国民航人来说,这一天却烙上了难以忘却的黑色印记。

一家东航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坠毁,终结了中国民航全行业此前连续安全飞行“120+16”个月、9876万小时,空防安全235个月的纪录。这无疑给本就处在艰难复苏中的中国民航业再蒙上一层阴影。

据民航局发布的《2020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民航全行业当年完成运输总周转量同比2019年下降38.3%。

各大航空公司也进入漫长的“寒冬”,集体陷入股价下跌、营收下滑、净利润亏损的困境之中。凤凰网《风暴眼》发现,2020年中国国航、中国东航、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均出现营收大幅下滑的窘境,净利润更是几乎全部由盈转亏。

行业进入“寒冬”,从业者的日子自然不好过。航班停飞、工资大幅缩水、辞职、转行、兼职、苦苦坚守……每一个民航人都无比渴望疫情的彻底结束。

尽管目前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但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中国民航业也在经历着调整与重塑,并在疫情中缓慢恢复。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行业旅客运输量恢复到2019年的67%,比2020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今年1月的2022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也给出了民航2022年的主要任务:“在疫情不出现反复波动的情况下,力争实现行业整体扭亏增盈”以及“总体恢复至疫情前85%左右水平”。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落在航空人身上更为具象的故事。

01

飞行员工资缩水70%仍不敢辞职

就职于国内三大航司之一的飞行员束金权,入行已有五年多时间。尽管和那些飞行“老兵”们相比,自己资历尚浅,但在经历了疫情最严重的两年冲击后,束金权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他看来,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按下了“暂停键”,这种暂停,不仅是对当下的工作节奏和个人收入的打断,更是对其职业发展和人生步调的改写。

“坠落。”

在总结疫情变化带来的感受时,束金权面对《凤凰网》风暴眼,停顿了近10秒后,吐出了这两个字。“像是飞机在降落时你会突然出现的那种失重感。”

疫情前,束金权曾是身边大部分人公认的“幸运儿”。

从高三时通过了航空公司严格的多轮选拔开始,束金权就走上了一条与班里大多数人不用的道路。

“大家还在拼命刷《五三》,连将来能考上哪所大学都不知道时,我就已经和航司签了合同,知道了自己毕业后要去哪里工作、要做什么。”这种先于同龄人近5年时间的确定性,一度让束金权成为了同学们艳羡的对象和家长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大学时期,束金权经历了两年国内理论知识培养和两年美国实操训练,“公费出国”的经历也令不少同窗彼时“眼热”不已。

据束金权介绍,由于国外的航空业发展比较领先,因此国内航司往往都会选择“2+2”的培养模式,将自家公司培养的飞行人才输送到国外进行为期两年的“深造”,并且会在这一过程中为学员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我们在美国训练期间的吃、住都由当地航校负责,基本没有什么花销,并且国内航司为了让我们保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每周还会给每人发350美元的生活补助金,这笔钱除了偶尔的外出消费外,基本上用到的地方很少,大部分都能攒下。”

就这样,大学毕业时的束金权,就已经实现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但束金权同时对凤凰网《风暴眼》透露,尽管在外人看起来他们很光鲜,但事实上他们也背负着极大的压力。在国外的两年里,他们不仅要克服来自异国的各种阻碍,还要经历的极高的淘汰率,甚至稍有不慎还会面临生死考验。“是对我性格和人生观改变最大的两年。”

“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到美国三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已经在教练的陪同下开始试飞小型飞机了。有一天晚上,我和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个同学在操场打球,期间我们还探讨了飞行技术,聊到了每次飞行结束后我们都会紧张得浑身衣服湿透,但同时都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构想。第二天下午再上课时,我就听说那个同学在上午的飞行中因为发动机故障死了的消息,他的教练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失去了右腿。”

据束金权回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整个人都“呆滞”了,“昨天还好好站在你面前谈笑风生的人,今天就没了”,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对自己职业的高危性产生具象的触觉,“之后每次上天前,我都会在心里祈祷一切平安。”

这件事,也促使束金权对待自己的职业更加严谨、认真,甚至有一种近乎追求完美的偏执。正如那句电影台词,“我的人生是只能建筑一次的大楼,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束金权对凤凰网《风暴眼》说,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飞行,“因为每一次我们在驾驶舱里都是尖锋时刻。”

2016年,顺利取得飞行资质后的束金权回国,开始了他的飞行员生涯。从近10个月的模拟机飞行训练,到真正上航班开始做驾驶舱后排观察员,再到半年后第一次坐在右座副驾驶位置触摸舱内装置,在外人看来,束金权的每一步都走得平稳且仔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步背后夹杂的复杂情绪。

“随着你在飞机上的参与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多。”束金权对凤凰网《风暴眼》回忆,刚开始以副驾驶身份飞航班的那段时间,在天上时他都会一直控制自己,“必须保持冷静”,但一旦落地,自己就会立刻陷入另一个极端状态——头皮发麻,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失忆状态,束金权称之为“高度紧张的后劲儿”,“回家以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缓过来之后就会有点后怕。”

用束金权的话讲,对于成为飞行员这件事,一开始他挺“嘚瑟”。“虽然不是因为兴趣去开飞机,但我觉得一路走来自己的运气都还很不错,这个职业又能赚钱又帅,所以我挺知足的。”

正如束金权所说,在大多数人眼中,飞行员一直都是和“光鲜”、“高薪”划等号的职业之一。

据相关媒体报道,按照2019年的情况,一般国内三大航的机长年薪在40万至50万元,有些小航空公司的年薪估计会在70万至80万元。一名教员机长的年薪在70万至80万元,一些货机机长的年薪则有可能超百万。

此前,网上流传出的一张民航机长工资单的图片显示,一名机长的月薪包括飞行补贴、奖金、住房补贴、岗位工资等,加起来有将近11万元。除去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外,到手的工资约9.5万元。

 

对此,束金权向凤凰网《风暴眼》透露了飞行员的职级晋升和薪资水平情况。

据其介绍,一名副驾驶要想成为机长,需要连升四级,“副驾驶被称为F序列,刚上飞机叫F1,刚坐到右边是F2,然后F3,到了F4就叫成熟副驾驶,这时候就可以准备考左座机长了。从机长再向上晋升是T系列的飞行教员,飞行教员也根据等级由低到高分为TA、TB、TC,一般一名飞行员最高职级也就是TC了。”

束金权进一步表示,职级的不同,最直接影响的就是飞行员的收入。根据飞行员的工资构成,不同职级的基本工资和小时薪酬都有很明显的差距。“比如F1一小时是80元,F2的时候是一小时180元,F3是一小时200元,到了F4小时薪酬就能达到260元。”

如果成功升为机长,小时薪酬则会实现肉眼可见的“飞跃”——一名机长的小时薪酬大约500元左右,T序列教员的小时薪酬则至少800元起步。

此外,凤凰网《风暴眼》还了解到,有不少航空公司在规定每年满足一定飞行小时后,机长的飞行小时薪酬会有5%至15%不等的年度递增幅度。也就是说,即使职级没有提高,但随着资历的越来越深,小时薪酬也会稳步提高。

据《民航运输飞行人员飞行时间、值勤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规定》,一名飞行员1个日历月内飞行不得超过100小时;1个日历年内,飞行则不得超过1000小时。

束金权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在2018、2019年,每年他都能至少飞950个小时,按照他当时的职级粗略计算,每年仅小时薪酬就能实现20万元左右的收入。

“疫情之前,用网络用语讲,真的可以说是‘忙到起飞’,基本上每天不是在飞就是在准备飞的路上,由此带来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束金权给凤凰网《风暴眼》算了一笔账,由于飞行小时数几近飞满,因此他一年下来的年终奖也有7-10万不等的入账,加之基本工资、小时薪酬及其他福利,他全年的税后收入能有35万左右。

这对于很多刚毕业两年左右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是难以企及的高度。

如果没有疫情的突袭,束金权给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尽早考上机长,趁年轻多赚些钱。

在束金权眼中,他在飞行上是有一定优势的——责任心强、灵敏度高、沉稳冷静,这也是他参加工作以来能够走得顺利的最重要因素,在近2000个小时的飞行经验加持下,束金权有自信能够顺利升为机长,等待他的将是更光明的一片天空。

但一切的憧憬,都随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出现而戛然而止了。

“从开始有了疫情,我们的航班就骤减,有时候甚至是零航班,这也就意味着所有飞行员都只有基本工资。”回顾疫情刚出现的那半年多时间,束金权和他的很多同事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对未来还不算悲观。

据其介绍,在疫情初期,为了保障飞行员的收入稳定,他所在的航空公司还主动贴补员工,“2020年3月我一共只飞了5个小时左右,但当月我的小时薪酬有5000元,也就是说公司在变相补贴我们。”

这令束金权和他的同事们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于是他们认为,有公司强大的后盾支撑,“日子应该不会太难”。但随后疫情对航空业漫长而持续的冲击,让他转变了想法。“各个航空公司都在亏损,有的甚至倒闭了,这种情况下还希望公司能发补贴肯定是不现实的事情,站在公司角度我们也理解,大家都是有心无力。”

 

束金权告诉凤凰网《风暴眼》,2020年疫情以来,他和身边的同事们都经历着收入大幅下滑的持续性压力。

 

据其透露,2021年航空业稍有回暖,1-8月的复苏情况还比较乐观,但随着8月后全国多地疫情反复,他们又集体陷入了赋闲在家的状态。“2021年全年我只飞了400个小时,只有疫情前的40%,这也就意味着我2021年的收入相比疫情前缩水了70%。”

 

而相较于束金权,空乘、地勤等岗位由于基本工资普遍较低,日子则更难过。束金权的新婚妻子,就是一名空姐。束金权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妻子的处境比他更为艰难。

 

“一方面是她们本来收入就低,基本全靠小时薪酬维系工资,但现在航班本来就少,所以她们工资缩水更严重;另一方面,疫情反复之下,她们每执行一次飞行任务回来就要隔离14天,无形中更加剧了时间成本。”

像束金权和其妻子这样的“双航空”家庭,并不在少数。疫情的冲击,也令本以此而沾沾自喜的束金权有些无奈:“以前觉得两个人都是同行是优势,有话题,现在疫情来了才知道是双重打击。”

 

“疫情之前,完全想象不到居然还有挣不到钱的时候。失业就更不可能了,从没想过。现在看来,这是不是一种生不逢时?”

 

因为疫情的压力,束金权和妻子也延缓了要小孩的计划。“毕竟收入减少太多,还要还房贷,现在绝不是要孩子的时候。”

 

束金权向凤凰网《风暴眼》表示,疫情以来,乘务员辞职逐渐成为常态,妻子也在去年萌生过辞职的想法,“她觉得也许转行会好点”,但也一直在迷茫和观望。

 

“她身边很多人已经辞职了,但她主要担心自己再就业问题,毕竟毕业后就进了航空公司,工作圈子很小,工作技能也很单一,甚至可以说是与外界‘脱节’关系。”

 

而他本人,则想都不敢想“辞职”两个字。

 

据了解,由于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前期投入大量成本,因此飞行员与所属航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基本都是“终身制”,如果飞行员要主动跳槽,则要面临支付公司一笔巨额赔偿费用,往往高达“四五百万”。

 

这样的条款令束金权和同事们对“辞职”望而却步。“而且说实话,我们除了开飞机,其他的也做不了什么。”

 

而与收入锐减相比,另一个摆在束金权面前的打击则是,疫情很可能影响了他个人职业发展的路径。

 

按照公司规定,只有累计飞行时长达到2500小时,才有资格报考机长。但因疫情影响,束金权的飞行时长自2021年8月以来一直停滞在1800小时。“去年8月到现在,我一共只飞了不到20班,这还是有国庆节和春节两个大节日的支撑。今年春节过后到现在,我一班都没飞,一直在家。”

 

飞行时长不达标也就意味着“升职”无望,而更致命的是,飞行员还会在长时间没有飞行的停摆中面临飞行技术的倒退。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一般航空公司都会采取QAR(飞行数据快速译码)系统对飞行员的飞行品质进行监控,一旦其中的一项指标低于系统范围(也叫做“超限”),飞行员就要面临“回炉”到模拟机进行训练,如果超限程度严重则还会有被降级的风险。

 

束金权表示,从疫情后,公司内部超限的比例就开始攀升,“因为大家飞得都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只得尽量保持自身状态,避免出现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谈及对未来的看法,束金权颇为理性,他表示,作为航空人,尽管自己比其他人更期待行业复苏的进程能加快,但面对当前的疫情现状,他也只能尽量安慰自己保持乐观,并不得不谋划其他出路。

 

“现在在利用时间自学PS、视频剪辑等,也许以后得靠这些营生了”,束金权补充到,“毕竟离开了飞机,我们可能还不如普通人。”

 

 

02

疫情爆发一年后,

我辞去了别人羡慕的EK空姐工作

 

和束金权的苦苦坚守不同,已经在阿联酋航空(EK)工作了六年的空姐余岱宁,则在疫情爆发一年多后,下定决心离开了这个行业。

 

但疫情并非是余岱宁选择离开航空业的主要原因。她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还没结婚,家庭条件也还可以,没什么经济上和家庭方面的负担。“所以要不要继续做空姐,主要就是看我自己喜不喜欢,还想不想飞。”

 

余岱宁表示,当初自己也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个行业的。高中毕业之后,她就去英国留学了,一直读到硕士。

 

毕业后余岱宁想要留在英国工作,但那时英国政府正好取消了留学生可以留下来工作的这个福利。

 

“当时我就在网上搜一些国外的工作机会,恰好看到了阿联酋航空当时在全球招不同国籍的空乘,我就去尝试了一下,没想到就面试上了,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行。”

 

余岱宁透露,阿联酋航空对空乘的学历要求不会很高,但是要求必须全英文地通过他们的面试。

 

在正式上岗前,余岱宁和其他新同事一起接受了安全、服务、技能等方面的一些封闭式培训。让余岱宁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培训内容中还有调酒一项,因为他们航班的飞机上有空中吧台,每个空乘人员都要轮值,所以要会调酒。

 

一开始,余岱宁对自己的这份工作也是十分满意和喜欢的。因为阿联酋航空的工资福利待遇,在行业内是公认的比较优渥的。

 

余岱宁透露,疫情之前正常飞的时候,自己一个月大概可以拿到2到3万迪拉姆(阿联酋本币),换算成人民币约3到4万元。

    

除了工资收入外,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自己对这个工作最满意的一点还在于,可以让她有机会去到全球不同的国家,领略不同城市的风光,见到不同的旅客。

 

余岱宁表示,国内航空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跟自己抱怨说非常辛苦非常累,但外航相对而言要轻松的多。

 

“例如你每次飞到一个目的地,都可以到外面休息个两三天再飞回来。所以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也是在享受免费游玩世界这个乐趣。”

 

而同事们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很友好,互相的分享自己国家的东西。你对一个国家很好奇的话,她们都会很乐意帮助你。

 

另外,外航不要求空姐必须为乘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鼓励乘客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做,所以很少遇到因为顾客刁难而被公司惩罚的情况。

 

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当时她的朋友们都十分羡慕她的工作,她自己在工作中也是很开心的。

 

但疫情的突然到来,给全球航空业都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也改变了很多东西。

 

余岱宁透露,国内刚开始出现疫情的时候,阿联酋以及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疫情。当时中国籍的员工会劝说让大家都穿防护服,至少要戴口罩。但那个时候公司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其实除了中国外全球航空公司都还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偷偷地会在私下戴口罩,但是上飞机还不让戴,因为公司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但后来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慢慢地发现疫情越来越严重,突然间有一天就收到公司的邮件,规定之后一定要戴口罩。”

 

因为疫情,能飞的航班也开始逐渐减少。余岱宁表示,阿联酋航空只有A380和波音777这两个机型的飞机,疫情期间把A380的飞行全部都停掉了,只用波音777来飞。

 

当时有很大一批只是培训A380这个机型的空乘,就都不能飞了,就给她们停飞休假。而余岱宁他们这些还可以飞的,航班次数也大大减少。

 

“疫情之前,每个月一定会安排7-8趟航班让你飞,疫情开始后,马上就变成每月2趟,有时候甚至是一整个月都不让你飞。”余岱宁表示。

 

据余岱宁介绍,她们的薪资构成一般是基本工资加上飞行补贴之类的。在疫情之前正常飞的时候,一个月是可以拿到2万-3万迪拉姆,约合人民币3万-4万元。

 

但疫情开始之后,基本是就只剩基础工资了,收入只剩原来的一半左右。后来基础工资也降低了一些,可能有些人不飞的话,每个月就只能拿5000左右人民币,这个落差还是蛮大的。

 

余岱宁表示,很多同事还要供房、供车,现在收入突然减少了这么多,很多人就无法负担起生活开支。“所以很多人都只能兼职或者是直接就辞职,去找一个能够给她多一点工资的工作。”

 

余岱宁透露,辞职的人其实比较少,大部分还是去做兼职了。有些人兼职去做Uber司机,有些人兼职线上英语教学,还有些人兼职做航空面试培训……

 

余岱宁表示,她记忆比较深的是,有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她的男朋友是机长,然后因为疫情完全停飞了。他就去做了很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一个开飞机的,一下子变为开出租的。

 

但疫情期间阿联酋航空的机票价格并没有降低,反而涨了不少。余岱宁解释到,因为关停了很多的航线航班,所以很多航班的机票就会变得一票难求。当时有很多华人都滞留在国外,就是因为买不到票,回不来。

 

“但我是在那个时候回来的,因为我作为员工,有员工票,它会优先让员工上飞机,我是因为这个福利,我才可以后来回到国内的。”余岱宁表示。

 

回国后停飞在家的余岱宁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开始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些规划。最后,经过慎重思考后,余岱宁决定在2021年6月份左右辞去这份工作,离开这个行业。

 

“阿联酋航空的劳动合同是三年一签,我已经签了两期干了六年。正好那个时候该签第三期了,我就想自己还要不要再继续干下去呢?”

 

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疫情之前几乎每天都要飞,熬夜飞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去想是不是真的还很喜欢这个工作。疫情后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去思考,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喜欢这份工作了。

 

“空姐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那个小小的客舱,待久了会感觉很封闭。另外航班飞行期间我们几乎不能休息,经常熬夜,就觉得自己精神状态没有很好,好多次飞机落地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位子上都快睡着了,然后你想六年都是这样,身体也会受不了的。”

 

“其实这份工作已经逐渐开始让我变得不开心了,只是以前太忙了,我没有意识到我的不开心。”余岱宁表示。

 

所以,当看到三亚一个学校在招空乘的培训老师的时候,余岱宁就发去了个简历。“他们很快就要我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然后就辞职回来了。”

 

有些朋友替余岱宁感到可惜,认为就这样放弃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工作太草率了。但余岱宁觉得,身体健康和心情开心比什么都重要,不喜欢了,就没必要再干下去了。

 

余岱宁表示,尽管她已经离开阿联酋航空,但回忆起这六年的空姐生涯,她觉得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

 

余岱宁还讲述了一些她在当空姐期间了解到的有趣的事。例如,阿联酋航空招聘的菲律宾人比较多,而且他们能一直稳定地做到乘务长。英国员工的离职率比较高,因为英国人爱玩爱喝酒经常惹出一些事。中国员工的流失率排到第二,因为很多飞了几年后,就会想回国结婚生子,安定下来。

 

另外,迪拜并非大家认为的那样遍地是富豪,迪拜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余岱宁透露,她看当地的报道,有巴基斯坦或印度去那边打工的,一个小小的房间塞了个十多人,觉得很震惊。但迪拜当地人是非常富有的,富人区的设施也好,其实迪拜的疫情很多都是在贫民区这边。

 

“我对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也很满意,但我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让我之前的同事们以及所有的航空人都能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余岱宁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到。

 

 

03

航空公司面临的挑战,

还有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个人只是行业的缩影。疫情给全球航空业带来了致命冲击已是不争的事实。

 

疫情爆发以来,有包括印度德干航空公司、加拿大乔治亚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美国指南针航空公司、英国弗莱比航空公司等在内的超过25家航空公司倒闭。一些未倒闭的大型航空公司也陷入亏损、裁员等困境之中。

 

据民航局发布的《2020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798.51亿吨公里,比上年下降38.3%。

 

资料来源:《2020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从国内几大航空公司的财报数据来看,2020年营收几乎都大幅下滑,净利润更是全部由盈转亏。中国国航在2019年还盈利64亿元,2020年便巨额亏损144亿元。中国东航也在2020年亏损了118亿元。

 

据民航资源网报道,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民航全行业累计亏损已达2111亿元,其中航空公司亏损1706亿元,机场企业亏损540亿元。

 

 

而对于航空公司而言,疫情带来的冲击可能并不仅仅是营收上的下滑和利润的亏损。一些熟悉的规则和模式,也正在被疫情打破。

 

飞行员欧文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全球航空业在疫情的阴影之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但真正让航空业最为心痛的,是在此起彼伏的疫情之下,他们正在丢失对于未来航线规划以及票价的制定能力。

 

“大数据不再可靠,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你不知道飞到目的地之后会有多少人上飞机,也不知道这趟航班到底能不能挣钱。”欧文说到。

  

欧文指出,每家航空公司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里包含了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季节、航线、上座率、票价等信息。这个数据库成为航空公司依据大数据来调整航线和票价,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有力依据。

 

“比如说在每年的重大节日前后,商务出行的人士会急剧的下降,所以航空公司会减少前往商业发达地区的航班,但与此同时,旅游出行的人们会增加,所以前往风景优美景点的航班数量就会增加。”

 

欧文表示,这一整套数据库系统,让航空公司在航线规划以及票价预测方面提前做一个规划,从而去达到营收的最大化。

 

“而在过去的2020年,疫情的影响打破了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价格需求关系不灵了,例如价格都调到地板之下了,比如像年初看到的飞日本只要几块钱的景象,但是乘客量没有增长,反倒还在继续往下降,毕竟人们都为了保护自己而尽量避免出行。”

 

欧文指出,不仅仅是价格,连航线的规划都完全不能预测。比如说每年暑期期间人们喜欢去到沙滩、热带,一些海边群岛度假,从北美出行的旅客一般都喜欢去到加勒比的群岛度假。但是由于疫情,导致这些航空公司原本做好的规划全部被打乱。

 

“所以航空业在未来面临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我要停飞多少架飞机或者说要裁多少人,但是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到底在哪条航线需要多少架飞机,定价应该定多少钱。全球航空业真的很不容易。还好我们中国自己防疫做的好,我看机票价格都基本上回升到了之前的状态,给所有从业人员点个赞。”欧文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为了帮助民航业度过疫情难关,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2020年以来,民航局陆续出台了囊括财政、金融、行业、货运等四个方面的“16+8”一揽子扶持政策,被行业称为“点穴式”,精准有效。据统计,这些政策为航空公司年减负约100亿元。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其中除10条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适用民航企业外,还为民航业量身定制了5条针对性政策。

 

而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中国民航业也开始逐渐回暖。2020年,中国民航业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2021年,旅客运输量恢复到2019年的70%左右,货运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投资者对于航空业的预期也在变好。据天风证券,疫情爆发以来到 2021 年前三季度,航空股的股价与国内疫情负相关,即疫情缓解带动股价上涨。2021 年四季度以来,两者相关性变弱,甚至正相关。这背后是投资者预期疫情将消退,航空业将盈利复苏。

 

 

天风证券认为,如果疫情消退,全球航空业将迎来复苏和繁荣。新冠疫情导致 2020-21 年波音和空客的飞机交付量大幅减少。而航空潜在需求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所以一旦疫情消退,那么需求释放将推动客座率上升、票价上涨。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今,越来越多的民航人,正在等待“翻山越岭”的那一刻,就像在黑夜中等待第一缕朝阳。

原标题:前阿联酋航空空姐自述:从月薪三万起、免费游玩世界,到被疫情终结的航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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