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消息，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指出这一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上升为战略抉择？西部城市如何在双循环格局中“高水平开放”？日前，红星新闻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贾根良。
今年8月，贾根良教授的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经出版即受到热捧。该书深入反思了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揭示了我国经济领域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阐明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理和实施机制，提出并详尽论述了一系列密切关联、自成体系的政策建议。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贾根良
战略大转型决非被动的权宜之计
红星新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我国近年来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这次调整除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类“黑天鹅事件”外，还有没有一些较长期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贾根良：确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我国外贸大幅度下降，这是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战略主张的直接原因。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认识到本国供应链完整的重要性，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世界各国将更加关注内需和本国生产，保护主义将更加严重，对未来的这种预期也是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直接原因。
很明显，相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黑天鹅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一直在推动的“中美经济脱钩”以及美国联合别国围堵以5G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产品则是更加具有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因素。
正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的保护主义和切断对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供应，使我国不得不更加依靠内需和独立自主的力量研发核心技术，改变廉价和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过于庞大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通过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需求的国内大循环，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和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围堵的大变局。这就是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什么要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就是您问到的“长期的国内经济形势重大变化的主要因素”。
红星新闻：形成新发展格局，不是中国被动的权宜之计,而是主动的战略抉择。您如何理解“主动”和“战略抉择”这个定位？为什么新发展格局能上升为“战略抉择”？
贾根良：虽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主张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战略大转型却是来自经济发展模式自身内在变革的规律性要求。现在，仍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我国目前仍占支配地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就已遭遇严重危机，暴露出了严重的内在弊端，这是我为什么在2009年就提出“我国要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战略大转型”的根本原因。
首先，在这种模式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出口核心技术和和关键零部件，而我国出口价值链低端产品并进口价值链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这使得我国在应对美国对华为等众多中国企业极端打击上陷入了被动局面。
其次，内需最终主要是由工人农民的工资收入所构成，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利用低工资成本参与国际分工，这导致企业通过抑制工人工资的提高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因而陷入了结构性陷阱。
最后，长期的贸易逆差不仅导致了贸易冲突，而且它还在使用实际经济资源满足美国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的同时，助长了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霸权，降低了我国国民净福利。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上述严重缺陷说明，我国必须“主动地”进行转型，实施“国内循环为主、国外循环为辅”的新战略，而这种战略大转型决非一种被动的权宜之计。
贾根良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
正如我在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外循环为主”转向“内循环为主”就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内在规律性要求和战略抉择，中美经济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只不过是凸显了这种战略大转型的迫切性而已。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历了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之后，如果要巩固此前的发展成果，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要毫无例外地经历一个国内市场宽广开发和内需经济持续升级的阶段，目前的中国正处于这种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
中西部大开发是国内大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
红星新闻：在国内市场宽广开发和内需经济持续升级的问题上，您在《国内大循环》一书的第一章提出，国内大循环要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工业中心要向中西部转移，实行专业化区域分工。我们注意到，这一章是由您在2009年和2010年发表的两篇论文所组成的，时隔十年，您是否需要对您的观点做些修正？工业中心为什么要向中西部转移？
贾根良：我觉得不需要修正我的观点。在这一章中，我分析了东部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江浙地区如何通过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虹吸中西部的资金、人才和资源，拉大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抑制了我国中西部的城市化，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马太效应”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导致东部沿海省份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非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更多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有利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推动其“先富起来”的国家干预的结果。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当时这种决策的必要性，也不否认东部沿海省份的人民勤劳和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在其高速增长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纵观世界经济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刻变革都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变所引发，并向其原先战略的对立面所转化，目前的世界经济正处于这种转变的早期阶段。世界经济史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例如，美国在1815年之后经历了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的艰难转型，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阻碍国内大循环的严重障碍才被解除，“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才最终形成。由于推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不仅崛起为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而且还引发了国内区域经济和工业布局的重大变化。从1850年到1890年的40年里，（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向西移动了225英里，人口中心向西移动了243英里；1840年，美国西部地区创造了全国总收入的17%，而到了192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4%。就像美国历史上在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并在美国内战后狂飙突进的工业化过程所展现的那样，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只有抛弃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展开，我们才能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新建工业应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转移
红星新闻：具体到我国经济现实，为什么中西部大开发是国内大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呢？如何理解“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贾根良：这主要是从地理空间考虑的。首先，这是针对将外需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而言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之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主要由中西部地区市场作为引擎了，反之亦然，东部和中西部之间通过发展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可以相互提供市场。
其次，这是在地理空间上针对国际经济一体化而言的，正如我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指出的，由于推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国内经济一体化。但历史经验说明，对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内经济一体化比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开发中西部作为内部经济循环的三大引擎之一，“是发展国内多样化分工并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纵深发展的根本途径。”
再次，这是针对作为国内大循环基础的巨大国内市场规模而言的。就人口规模和地理空间来说，我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欧盟都无法企及的最大的内需市场，完全可以在任何产业上达到规模经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比任何国家都要低。通过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国内大循环，这种无与伦比的大市场就为我国实现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国内市场。
最后，我提出的“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主要是基于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城乡统筹、工农业协同发展以及工业与农业比邻而居的“绿色工业区”等诸多因素而提出的。在我看来，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集中在历史上农业生产条件优良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自然资源的配置上是不经济的和不合理的，它导致了这些地区农用地锐减，造成了粮食主产区向中西部和东北等地的迁移。这不仅对国土资源利用、粮食安全、产业布局和当地的生态平衡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还通过延缓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抑制了对当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因此，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生态平衡也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并非指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向中西部迁移，而是指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中心适度向西移动，并将适合中西部资源和地理条件的新建工业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布局。“胡焕庸线”是我国人口和生态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人们一般据此将国土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但由于“胡焕庸线”将西部12个省份一分为二，新疆、西藏、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6个省份完全或大部分落在线的左侧，成为西北半壁；而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陕西6个省份全部或大部分处在线的右侧，与中部省份共同组成了中西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的合称)，所以，我们可以将传统上的“东南”半壁再划分为东南和中西南部，这样，“胡焕庸线”就将国土划分为了东南、中西南部和西北半壁三大经济区。由于西北半壁生态环境脆弱，在西线调水工程没有完成之前，总体上应该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因此，我国应该将适合中西部资源和地理条件的新建工业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转移。
我国中西南部地区多丘陵和山地，但世界经济史研究说明，丘陵和山地不会对工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西部地区宜于工业生产的就有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这些省市应该发展出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中心。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人口规模虽小，但在某种制造业上都有自己在国际上领先的地位，这些国家的专业化经验值得我们在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上加以借鉴。
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远眺兴隆湖畔的独角兽岛
“梯度转移理论”值得反思
红星新闻：国内有学者提出，由于很少有沿海企业到内地投资，应该制定政策鼓励内地将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沿海省份，这种跨地区交易既可以让沿海持续发展，又可以让内地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收益。这位学者认为，除了农业、旅游、矿产这三大行业之外，内地的制造业应该以服务于本地需求为主，也可以布局一些不依赖海运的产品（比如电脑芯片是通过飞机运的）。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贾根良：这种思路仍是关注沿海地区的国际大循环思维模式的产物，表面上看是合理的政策，但其实对中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不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指出，自由市场的力量将会扩大一国之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强化它们之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发展不平衡。
正如我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分析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并非如这位学者所说的完全是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如出口退税、引进外资等鼓励沿海省市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是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所以，国家才出台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对中西部的不利影响。然而，由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固有的逻辑，以及相关政策一直在强化这种发展模式，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成效一直就不是很明显。
这位学者的建议——“除了农业、旅游、矿产这三大行业之外，内地的制造业应该以服务于本地需求为主，比如提供内地的食品、服装等”——实际上是要让幅员辽阔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只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旅游和矿产原材料生产，并以这种低附加值的产品交换东部沿海地区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这种贸易结构必将造成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这种建议不仅对中西部大开发是不利的，而且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不可能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这位学者只关注东部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大循环，完全忽视了中国向西、陆路开放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对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实际上，这种政策建议表面上看是维持东部沿海省份既得利益的，但由于它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因而对东部沿海省份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在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构想后，一些学者在接受访谈时提出通过鼓励政策，促使东南沿海从事加工制造的“更多的企业愿意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而不是转移到东南亚，“使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地区按照梯度往西北地区延伸，让中国的制造业在全国有更均衡的分布。”这种建议无疑是现实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行的。但是，完全按照这种思路，西部地区很难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难以抓住新技术革命新的历史机遇，也无法适应西部地区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梯度转移理论”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梯度转移理论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西部大开发中一直是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理论。实际上，梯度转移理论是一种产业内部的垂直分工理论，就制造业而言，垂直分工包括了从基础研究、核心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制造、中间产品生产、资源开采、加工组装和物流销售等。按照这种梯度转移理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将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相关物流甚至部分中间产品生产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发展不平衡至多只能保持现状不再恶化，而无法缩小其差距。显而易见，“梯度转移理论”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产品生命周期或“雁阵模式”等传统理论思维的产物。当然，为了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东部沿海地区的低端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向西部地区的转移仍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是“梯度转移”的。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然而，对于大国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区域发展问题更应该注重的是产业之间的水平分工，而不应该是产业内部的垂直分工。如果以人口规模作为市场规模来衡量分工和贸易程度，那么，我国绝大部分省份之间的水平分工和贸易程度就应该高于北欧国家和欧盟大部分国家所参与的国际分工。北欧等一些小国在国际竞争中之所有拥有高附加值的领先部门，原因就在于这些部门没有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因为只有产业之间的水平分工才存在建立报酬递增、创新率高和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的可能。我国中西部地区只有建立这种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在2010年提出的“大力发展国内区际分工和区际贸易”指的就是这种产业间的水平分工。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西部城市最大历史机遇
红星新闻：西部大开发已走过20年。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样的定位及要求，与20年前有哪些不同？西部城市有哪些机遇？今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根据您的研究，在国内大循环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处于怎样的位置？
贾根良：国务院的这个指导意见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总结过去二十年西部大开发成功经验和吸取相关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经过20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奠定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础。因此，在中央提出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这种新战略后，我们应该对过去二十年指导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思维进行反思，这是认识您提出的“西部城市有哪些机遇？又如何抓住这些机遇？”的基础。在这里，我只谈一谈西部大开发如何“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成都天府广场与重庆千厮门大桥夜景
我认为，在国务院新近对西部大开发的定位与要求中，与20年前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相比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最大的不同。何谓高质量发展？注重产业发展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价值链高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就是高质量发展。例如，西部地区是资源和能源丰富的地区，但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西部的资源在当地加工的比例急剧下降，大量被运到东南沿海进行深加工，西部地区由此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针对这种状况，我曾经写文章指出，西部地区只有在当地对资源和能源进行深加工，建立价值链高端，使高科技的收益留在当地，它才能够真正实现产业升级；西部地区甚至可以在以能源和资源为基础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一马当先，建立全国先进的高科技基地，改变其产业的价值链高端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这对于解决我国东西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中西部的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以及西部边疆的国家安全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并不局限于资源和能源产业。我认为,“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西部城市在国内大循环中最大的历史机遇。成都和重庆应该建设成相关产业应用基础研究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国际创新中心，通过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其作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带动西部地区的崛起。
成渝应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增长极
红星新闻：不同于苏州等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城市，成都等城市的外向型经济还在“补课”，是否也有必要转回国内市场？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在双循环的国际循环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贾根良：这涉及到上述国务院指导意见中“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问题，这个文件有一节专门讨论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的问题。苏州等外贸依存度极高的城市目前遭遇的困难说明了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高风险，这是国际大循环为主的产物，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应该引以为戒。但在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格局中，西部城市不会走到苏州的程度。
成都等西部城市当然也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但由于中国向西、陆路开放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其对外贸易程度仍有较大的扩展空间，特别是云南、贵州和广西要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开放力度，但关键问题不是贸易的数量而是质量，这就涉及到“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问题。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周边国家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远端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西部地区对这一片广阔的欧亚大陆、南亚大陆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我发现后发大国的成功崛起都走了一条带有历史规律性的“不对称经济全球化”道路，这就是通过适当保护本国价值链高端及其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浅度全球化），同时又与同等发展程度或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深度全球化），利用后者广阔的市场空间建立起占据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的全球产业链，由此而实现经济崛起。
中欧班列（成都）在全国率先突破累计开行6000列
在对外经贸关系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出口价值链中高端产品并进口价值链中低端产品，是“好的贸易”、“高质量贸易”或“高水平开放”，反之，则是“坏的贸易”、“低质量贸易”或“低水平开放”。因此，西部大开发“扩大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建立“好的贸易”和“高质量贸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不只是成都和重庆，而且还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中心城市——应该建设成核心技术国际创新中心的原因，它不仅是西部高质量大开发的增长极，而且也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增长极。这就是我对您“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在双循环的国际循环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回答。
2017年，我曾撰文指出，我国在经贸关系上应该通过“双领先战略”和价值链高端战略引领“一带一路”，并借“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所谓“双领先战略”就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上对内实施“创造国内领先市场战略”和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领先供应商战略”；所谓价值链高端战略就是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构建由我国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并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全球价值链。所谓人民币国际化新方略就是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贷款和投资，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的基础。
目前，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急需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这是促使这些国家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贷款和投资的好时机。我在《国内大循环》一书中提出，我国应该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进口资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顺差）并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这是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途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有许多国家对外贸易的强项产品是能源和资源，需要中国的工业产品，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针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高水平开放”中，这种战略可以得到很好的实施。
原标题：长江学者贾根良：国内大循环下，西部城市最大的历史机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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