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首位人体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米智慧

没有人能真正主宰生或死。然而，有人却可以把死亡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重生。

米智慧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她是重庆第一批“人体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是目前我市近百名协调员之一。在有的人看来，她在做一件“残忍”的工作：劝说人们将离世至亲的器官和遗体捐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正是有了米智慧和其他协调员的工作，他们才得以从死亡边缘获得新生，从黑暗走到了光明。

今年，是重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米智慧成为协调员的第十年，她每天所做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协调”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一人面对二十多名家属的“质问”

凌晨1点，我市某医院会议室，呛人的烟雾弥漫。在米智慧面前，是一位在医学上已被宣布死亡，仅靠着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器官功能的病人的二十多位家属，用疲惫、悲伤又满是怀疑的眼神盯着她，抛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你们拿这些（器官和遗体）是不是真的去救人?”“既然捐赠是无偿的，那为什么使用器官的病人还需要花上几十万？”“现在捐（器官和遗体）的人多不多？”

她双眼红肿，略显倦容，双眼却依然发亮。无暇打开面前的保温杯，在众人质疑的眼光下，娇小的米智慧一个个问题挨着解释：“……捐献流程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每一个细节都有法律法规文书约束，专人进行监督。捐献是自愿的，受捐者也是无偿接受的，但器官的维护，药物的使用、运输以及手术费用，术后用药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使用者家庭还是存在不菲的花费……”

“你劝我们捐，你自己会不会捐？”听到这个犀利的问题，米智慧不慌不忙将自己的器官角膜遗体捐献卡等从包里掏出，摆在桌上：“上班第一天，我就办理了志愿捐献手续。我既然做了这个工作，自己就必须要率先做到！”她用发哑的声音轻柔但坚定地说。“你们真的可以放心，你们看，我自己都捐了。”

三、四个小时很快过去，天色泛白，又是一个通宵过去，即将迎来黎明。

各种问题得到合理解释，家属们渐渐沉默，问题越来越少。米智慧暗暗松了一口气。她判断得出，看这个状态，家属们的心理上已基本接受，同意捐赠八九不离十了。于是又详细介绍起捐赠流程、国家优待政策等已讲过成百上千次的问题。

最后，直系亲属凝重地点点头，在捐献书上签了字。

退休后接手新“挑战” 第一件事先签自愿捐献书

这只是米智慧工作中的一个片段。今年，是她作为重庆市红十字会捐献管理中心专职协调员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我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第十年。

我国自愿无偿捐献器官工作，从2009年试点探索，2010年起步，国家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开展公民逝后开展器官捐献相关工作，2012年试点并逐步推向全国。重庆市成为第二批公民逝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的试点省（市）之一，市红十字会和市卫生局开始启动筹备工作，亟需一批从事捐献协调的专业人员。

此时，绝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遗体器官捐献，受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身体受之于父母，全身来全身去”的观念根深蒂固，要主动捐献，谈何容易!

什么人能接手这个艰巨的任务？医院领导权衡了很多人。能吃苦，有工作激情、亲和力和业务能力强，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米智慧成为最佳人选，最重要的是，她有着36年综合性手术室护士经验。

那一年，米智慧刚从重医附一院退休，甚至都想好了去哪里旅游。但她接到这个任命时，几乎没有迟疑。

因为她明白：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有超过百万的病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每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人因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死亡。

第一天到办公室报到，她主动签下了器官遗体角膜志愿捐献书，并选择了捐出全部器官，包括遗体。“从事这项工作，要是自己不能起到表率，又怎么去说服别人！”那天是2012年7月20日。从此，当时55岁的米智慧有了新的身份——重庆市首位人体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

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米智慧才体会到，有多么艰难。

手机不关机，24小时随喊随到，哪怕是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不算什么；亲历死亡现场，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术室，不算什么；在殡仪馆忙着为逝去的器官捐献者打理后事，将骨灰盒亲手送到家属手里，也不算什么。

还有更艰难的在等待她。

站在ICU外的“坏人”

医院ICU病房，一个时刻会上演生离死别的场所，是米智慧的“战场”。作为协调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发现潜在捐献者——经医院救治无法逆转的病人。

她需要面对的，是已经极度悲伤，精神受到重创的不幸家庭，却仍须上前去宣传捐献。在这里，她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白眼和冷遇，甚至是威胁。

“人都要走了，你还在说什么捐献，我们不想听！请你出去！”这样冷冰冰的拒绝，加上冷漠的眼神，已经算是很客气的“逐客令”。

“滚远点！你是不想活了吗！再往前走一步，当心挨揍哈！”这样的话，米智慧也听得不少。

当捐献工作刚刚起步时间，很多人对器官捐献完全不了解，以为是做黑市，买卖器官。当一大家人围着自己怒声斥责，遇到这种完全不给机会解释的情况，米智慧知道，必须保护好自己，便理智地选择退却、放弃。

但更多的时候，想到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宝贵的器官，她一次次勇敢地走上前去。

“哪怕一百次中只有一次成功呢，我也愿意付出更多的一百次……”

妻子同意丈夫捐献，但其母却不理解，把她骂出去的情况，她遇到过；一名患者的哥哥质问“你准备拿我弟弟的器官要卖多少钱”的情况，她也遇到过。

最常见的状况，让家属不理解的是：亲人明明还有心跳，怎么就来劝我们捐器官了！米智慧解释，协调员会选择适合的潜在捐献对象，经过有资质的医学专家评估，进入不可逆的真正意义上的死亡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正式启动。

也有人担心捐献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她说，事实上，整个程序绝对会严格遵照捐献准则，作为协调员，也会全程监督。

从给家属讲解捐献的相关信息，同意签字，到家属见最后一面，实施获取手术，以及告别仪式、与移植单位办理交接，办理丧事、遗体火化、送骨灰，米智慧几乎全程都会在现场。这个身材娇小的女性肃穆地站立在手术室内，和其他医护工作者们，对着每一位实施了捐献的人深深鞠躬，含泪送别。

十年来，米智慧经历了500多次这样的过程，哪怕是在疫情严重期间，也从未间断。

她说，捐献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她必须见证、监督，这是对每一位捐赠者和家属负责。哪怕是缝合伤口，整理遗容，这些原本不属于她分内之事，她也义不容辞去协调。有的捐献者在捐了角膜后，为了照顾家属情绪，需要装上义眼，她也跑上跑下，如同送别自己的亲人。

“捐献者和家属信任咱们，才做出了这样大义的决定。我们哪怕辛苦一点，也要保证每个环节不出瑕疵，把好每一关，让他们放心。”

协调完成首例捐献后 她却迷惘了

米智慧清楚地记得，重庆市第一例器官和遗体捐赠者叫做刘惠丽，是个乖巧又懂事的大学生。新学期报到后，突然昏迷不醒，送入医院治疗发现，孩子血小板急剧减少，引发脑出血，最终不幸辞世。

她的父母，一对朴实的夫妻从山东赶来重庆。刘慧丽的妈妈拉着女儿的手哭喊说：“我的小丽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不是说还要陪你爸去尝尝磁器口的麻花吗？”同样身为母亲，米智慧感同身受。她一边流着泪陪伴伤心欲绝的母亲，为她讲解捐献事宜，一边协调医院的工作。

终于顺利完成了首例捐赠，原本该松口气。然而，接下来那几天，米智慧却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她不断在想，一个那么懂事的乖妹妹，才20岁，就像风一样消散了。“我当了36年护士，平时都是去救人，现在，却是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

夫妻俩回山东后，米智慧特意去了趟磁器口古镇，排了队买到几袋热乎乎的香酥麻花，给刘惠丽的爸爸寄了过去——那是他们女儿没能亲自实现的愿望。后来，红十字会志愿者也多次给刘爸爸寄去麻花，代替小妹妹尽一点点孝道。

女孩的逝去让她难过了许久，但当得知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让3位病人重获新生，捐献的眼角膜让2人重见光明时，米智慧大哭一场，在百感交集的泪水中她释然了——这个美丽、无私的女孩并没有如风一般逝去，她像天使一样以另外一种方式，永远留驻在了人间。

“每一位捐赠者的生命权力得到了绝对的尊重，每一次捐献，都给予了其他人生的希望和光明，每一次捐献，都让死亡化作了重生。”米智慧如此想着，心里的结打开了，十年来，她也一直向身边人传递着这样的理念，也在被拒绝时为自己打气：每多一次捐献，就有两个盲孩子可以恢复光明，有若干病人可以重获新生，有无数个家庭从绝望到幸福。

监狱里签下的捐赠志愿书

签署捐赠志愿书不一定都是在病房里。2015年，一位肝癌晚期，病入膏肓的女病人朱音（化名）愿意捐献器官和遗体，但她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去见在长寿监狱服刑的儿子最后一面，那也是她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

这个要求，让米智慧有些为难：从程序上说，她捐献遗体的确也要经过儿子同意，哪怕是服刑人员呢。但监狱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地方。

朱音拉着米智慧的手，这个脸色蜡黄，腹水把肚子撑得很大的女人已极度衰弱，但说到儿子，她的眼里闪过光亮。

从情理上、从人道上来说，都应当完成这个母亲的心愿，让她不留遗憾！米智慧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她去看一眼儿子！

通过米智慧和同事们的多方努力，最后监狱答应了病危的母亲前来探望儿子的要求。由于病人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米智慧与重医附二院医务处取得联系，派出120救护车全程护送。她亲自用轮椅把病人接到救护车上，守在朱音身旁，一直默默拉着她的手。

女人的手冰冷，但眼里却充满了期盼。

到了监狱，先需要跟朱音的儿子陈茂（化名）沟通。米智慧在刮着寒风的监狱院坝里，跟沉默的男子讲述了他母亲的病情以及捐赠手续，希望他支持母亲的心愿。对方沉默地听完了，轻轻点点头，在一个花坛的梯子上，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缓缓签下了“同意”二字。

“快去看看妈妈吧。”米智慧压低声音说。当见到母亲时，这个身穿着囚服的中年男子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母亲嚎啕大哭：“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我一定努力改造，争取减刑，早日回来照顾你老人家!“

米智慧也含着泪，轻轻地说：“朱大姐啊，你听到了吗，你儿子答应会变好的，你也要加油啊……”

从监狱回来后，朱音的情绪好了许多。米智慧还去租赁房看望了她，送了她一套喜庆的红色棉袄，希望她开开心心，等待儿子出狱。

然而，由于病情过重，不久后朱音还是走了，但她走得很安详，遗体也顺利捐了出来。陈茂果然没有食言，他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出狱后回到老家做小生意，结婚生子，诚信本分，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米智慧至今也依然感到庆幸，当时让母子俩见了最后一面。“他尽管犯了错误，但让他认识到我们在做的工作，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尽早回归社会。”

如何说服捐献者家属？“不着急，慢慢来”

面对悲伤的家属，开展捐献协调工作，这时如何开口，是需要技巧的。米智慧第一次和患者家属交流时，通常并不会去直接谈器官捐献，避免他们过分难过。

她首先会去了解病人和家属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嘘寒问暖，比如为外地来渝看病的家属找旅店，帮助处理社保、医保，让家属慢慢产生信任，放下戒备。这时就可以慢慢跟他们聊家常，切入正题。

“协调员在工作中，换位思考和人文关怀非常重要。”米智慧的开场白往往是：“我是重庆市红十字会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员米智慧，大米的米。”声音轻柔但很有力，然后把工作挂牌和身份证亮出来：“我是全国首批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从重庆第一例捐赠到现在，都是我在做。”她的营养师证、教师证也都随身带着，必要的时候可以“套近乎”。

“这个时候，就需要’高调’一些，建立起对方家属的信任。”米智慧解释说。得到家属认可后，也不会着急着去谈器官捐献，“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都可以随时问我。

如果发现对方不排斥，下一步再去详细谈到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职责、捐献方式、程序、需要的资料等。

“要慢慢地讲，不着急。”在米智慧看来，对所有家庭来说，这都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此时，他们面临着亲人离开的巨大痛苦。“不着急，您再想想。”对于每一个接触过的患者家庭，米智慧都充满感恩。她认为，捐或是不捐，都会尊重对方的选择。曾经有一个案例，她跟进了一周，每天守在ICU外，与家属推心置腹地交流，对方差一点就签字同意了，结果由于其中一个亲属的阻挠，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即使是这样，米智慧依然真诚地向对方表达了感谢。

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因此协调员在言谈举止、打扮和衣着上都非常注意。米智慧平时打扮清清爽爽，从没化过浓妆，从没穿过颜色缤纷亮丽的衣服，几乎每次出门都是素色外套，披上红十字会工作背心。和家属们交谈时，也不会轻易查看微信和接打电话。“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做好，对方才能感受到你发自内心的尊重，从而信任，并考虑接受捐献。”

年复一年，随着人体器官捐献理念日渐普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了解和支持。从最初跑了20多个案例，最多只有一人同意捐献的比例，到现在经常会有人主动找到她，甚至有的捐献者家属，充当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跟同病房的病人家属说：“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这位米大姐，她人很好！来，我把她的电话给你！”

“如果他的心脏还能在世上有力地跳动”

最让米智慧高兴的事情，是家属能够理解，并且愿意捐献。而捐献了的器官，又实实在在地拯救了另外一个生命。“尽管劝说捐献的难度有大有小，但做出捐献决定的家庭，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会后悔。”

米智慧搜寻，发现合适的潜在捐赠者（在医学上已被宣布死亡，仅靠着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器官功能的病例），并努力让他们知道，作为家属，作为医院，已经是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再继续拖下去，对病人也是一种折磨。而捐献，是让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获得重生，让器官功能仍然继续发挥作用。既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

获救的人，还会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有一次，米智慧遇到一位中年捐献者的妻子，她的先生在生前大义地做出了捐献心脏的决定，她也相当支持。原本准备下午4点实施捐献，然而，早上8点，病人突然提前离去，心脏最后也因为种种原因遗憾地没能如期捐献。

所幸，男子其他器官和遗体实现了捐赠。第二年的清明节，这位妻子带着孩子来到重庆器官和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这是你的爸爸……”说着说着，泣不成声。后来，米智慧才知道，她如此难受的原因，是因为丈夫没能如愿捐出心脏。

在这位善良的妻子看来，这无疑成为终身遗憾：“他还那么年轻，我是多么想他的心脏可以帮助到其他人，还在这个世界上有力地跳动啊！”

这件事对米智慧触动很大。“救一个人，也是救一家人。”她努力让捐赠者家属体会到，捐赠器官救人，也需要缘分。能帮助到别人，既是散播出去的大爱，又何尝不是收获的一份幸运。

不能说的“秘密”

我国器官和遗体捐献，遵守国际上通用的的“双盲”原则：即保证捐献者和被捐献者不会认识对方。

有一天，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子来到重庆市红十字会，小心翼翼地问米智慧：“我想来当志愿者，您看我可以做点什么吗？”米智慧一看他的气色，像是刚做完手术，还有排异反应的病人，于是推断他可能是一位受捐者，便试探性地向他求证。

迟疑片刻后，男子点点头。“是啊，我接受了其他人的器官捐赠，才可以重获新生。我没有办法去当面感谢那位捐赠者，所以希望能够为你们做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呢。”

男子还说，等自己康复以后，也会来办理器官和遗体捐赠手续。

那一整天，米智慧都一直情不自禁浮现出笑容，哼着轻快的歌曲。她的心愿，就是大家能够接受和认可这项事业。特别是受益者，能够把这份爱传承下去，换来对捐献者和社会的感恩之心。

去年，24岁的重庆女教师沈倩去世后进行了器官和遗体捐赠。悲伤的父母向米智慧提出了一个请求：米大姐，你能告诉我们倩倩的器官移植后在哪里吗？

朴实的夫妻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找那个人寻求感谢，或是获取什么利益。“你跟我们说的那句话，我们记住了的——倩倩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想知道受捐者是谁，哪怕是远远地看一眼呢，就好像是看到自己女儿一样。”

看着夫妇俩憔悴又充满期盼的眼神，米智慧忍着眼泪，拉着他们的手解释说：“这是全世界器官捐赠的准则，我真的不能透露。但我向你们保证，倩倩妹儿所有的器官，都存活得很好。那位受捐者的年龄比倩倩更小，也就是说，你们的倩倩妹儿又变年轻了呢，可以多在世界上很多岁……”

她继续说到：“倩倩是个孝顺的孩子，她最大心愿就是希望你们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她在天上看着呢，所以，你们一定要过好每一天，不要辜负倩倩妹儿的希望啊。”

沈倩的爸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米智慧知道，他们听进去了。为了女儿，他们会勇敢地面对见不到她的每一天。

因为保密协定，连米智慧也不清楚，那些受捐者的具体信息。她抬起头，望向远方。“尽管没有看到这些人，但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大概年纪，知道捐献器官的质量。这就够了。”

她知道，经过他们的努力协调，逝者捐献出的心脏，正在另外一个身体里有力地跳动。

澳洲老人发来儿子房间的圣诞树

△米智慧和菲利普的父母在纪念碑前

米智慧的手机号码9年没有换过，并且24小时开机——里面有1000多个捐献者家属的姓名。她想着，那些善良的人们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能第一时间找到她。同时，她也随时关注着那些家庭的情况，遇到公祭活动，也会挨着去提醒。

有一位捐献者的父亲，多年来，每天一大早都会发来暖心的问候信息，遇到降温会叮嘱她添衣，节假日更是会送上祝福。家里发生什么事，也都会打个电话通报一声，在工地上受了伤，打工存的钱被骗了，总会想到跟“米大姐”唠唠。他并没有向米智慧寻求帮助，但是，在这位父亲心中，好像电话的那一头，有一个人，可以像他儿子一样，听他倾诉，让他关心。

给米智慧发来信息的，还有大洋彼岸的外国友人。2018年，年轻的澳大利亚小伙菲利普在重庆去世后，器官分别捐赠给了五位重庆人。年迈的父母从数千里外赶来，跪在地上，紧紧抱着儿子的纪念碑，旁边有一把吉他雕塑——菲利普是个喜欢音乐，喜欢弹吉他的阳光少年。父亲彼得痛哭得身体都在抽搐，但他说，无比支持儿子的决定。

他写了一封信给菲利普，虽然对方再也无法读到：“你走了，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礼物是希望。五个等待已久的生命因你重获新生，我们知道你还活着，从未离开。空气中还有你的气息，你还在亲历这个精彩的世界，你就是他们。我们失去了一个菲利普，却获得了五个菲利普……”

这是个多么阳光、帅气的小伙啊！“菲利普是他们家的’王子’，是最受宠爱的孩子。你看，他爸爸很帅气是吧，菲利普本人更帅呢!”米智慧拿出这一家人的照片，语气自豪得像是介绍一位家庭成员。彼得在重庆时对她说的话还回荡在耳边：“我们再也不能拥抱菲利普，不能感受他的体温和温柔的亲吻，不能看到他灿烂的微笑，但他永远在我们身旁。”

虽然语言不通，但米智慧和彼得一直保持着联系，时常通过微信发来问候，通过翻译软件实现沟通

去年圣诞节前夕，彼得又发来信息祝米智慧圣诞和新年快乐，还特地拍了一段小视频传给她：在菲利普的卧室，挂满了那个阳光大男孩的照片，彼得还像儿子小时候那样，为已不在这个房间里的男孩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树上和树下堆放着菲利普已无法拆开的礼物……

米智慧凝视着屏幕，一股暖流在心里流淌，她仿佛看到了两位老人踮着脚尖，把铃铛和精心挑选的礼物挂在树上的场景。

“父母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停止。热爱生活和尊重生命的人，值得永远被敬仰。”

她是个“爱哭”的协调员

米智慧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她从来不是一个脆弱的人，退休之前的36年，在手术室看多了生离死别，性格更是大气沉稳，从不会轻易掉眼泪。

然而，自从接手了协调员这份工作，她却常常哭。

被拒绝，甚至是被家属辱骂得多了，米智慧也会产生负面情绪。她不想把灰暗的心情带给家人，于是喝几口酒，或者吃几片安眠药，找个角落一个人悄悄地哭一场，再回家蒙头大睡。在病房里受的各种委屈，她从没对家里人讲过。“哪里敢讲哟，他们要是知道了可能都不会允许我再继续做这份工作了！”她笑着，眼里含着泪花。

不过，因病人家属的不理解而受委屈哭，还是少数。更多的时候，她是因为捐献者的大爱，内心深受感动而哭。

陪着菲利普的父母在重庆多日，在机场目送两位可敬的老人出海关后，米智慧再也忍不住了，回过头和当时西南大学的志愿者翻译相拥着大哭了一场；面对沈倩的父母，一对朴实善良，又心胸宽广的农村夫妇，米智慧泪流满面，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语，唯有给两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你们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有时，她会找到心理咨询班的同学倾诉。同为学医者，他们能理解自己的工作和心态，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有效的安慰。在那一刻，米智慧可以毫无顾忌地嚎啕大哭，每次她都哭得就像个孩子，会哭上很久很久。

哭完过后，所有的心理负担都宣泄出去了。她又带着温和、治愈的笑容，重新出发。

在手术室里跨年和时间赛跑

米智慧个子娇小，竖着浓密的齐刘海，头发扎成马尾，唯一的饰品就是素雅的发带和满脸的笑容。当她决定接受第二份特殊职业的那一刻，这位看上去柔弱的女性就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当护士的36年，加上做协调员的9年，米智慧从“小米籽儿”做成了“米大姐”。

米智慧认为，要成为一名成熟的协调员需要至少4年——所有的案例，都没有可复制性，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想法不一样，相对应的方式也不一样。刚开始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新职业，没有前人的指导，没有教材，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作为‘先遣者’，在器官捐献协调事业上开荒、铺垫、搭桥，后面的人就好做多了。”

米智慧遗憾地提起，曾有一个优秀的专职协调员，通过了严苛的考试，能力强又敬业，但在做了四年后辞职。原因是他的父母来重庆探望，发现儿子的工作需要长期守在医院，作息完全没有规律，心疼极了，坚决不让他继续做了，也担心他没有时间谈恋爱，过正常人的生活。

“做协调员就是这样，一接到电话，需要立即动身，拥有一天完整的假期都是奢侈。”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新桥医院一位脑死亡的孩子家长打电话来，他们愿意捐献孩子的器官。米智慧晚上八点接到电话时，正在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看到一家人都眼巴巴地望着她，米智慧心里也不太好受，她知道爱人不想她走，女儿也不想她走，但还是狠狠心推门跑了出去，匆匆抛下一句：“晚上别等我回来啊！”因为连她自己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对于器官捐献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作为协调员，她在这场跟时间的赛跑中不能缺席，必须争分夺秒！

和患者父母对接，填写各种文书，进手术室做准备工作。从晚上9点，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5点，器官获取手术成功。在病房里，米智慧迎来了新年。

那一年缺失的年夜饭，在初三晚补上了。米智慧端起酒杯，认真敬了自己的先生。他是一位医学老师，她昵称为“室友”。她感恩，又愧疚地说，家里的一切，都是“室友”在负责打理，一直默默支持她的工作。多年来，米智慧几乎没陪先生逛过街，没陪女儿出去吃过饭。每次她跑出门，“室友”总是把菜热了又热，在家默默等她回来。“室友”笑着说，“小米籽”，你放心地去忙吧，我为你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家里就交给我！

大爱的传递

△沈倩的父母

沈倩的父母按照女儿的心愿进行捐献后，回到农村老家，有人不理解：“你们把女儿身体都捐出去了，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夫妻俩强忍内心的悲痛，将人体器官捐献的意义普及给村里的人，“堵”住了这些谣传。

当时，市内外各大媒体都报道了沈倩的义举。父亲在接受了不知第几次采访后，悄悄对米智慧说：“米姐，其实我不想当这个’好人’，但为了宣传捐献事业，让更多人理解你们在做的这件事，也让农村的人看一看，我们不是为了’’卖女儿’，我愿意出面。”

有一次，米智慧陪着一位捐赠者的家属，第一次来人体器官捐赠园，她泪眼婆娑地抚摸着上面那位至亲的名字，问身旁的米大姐：“这座碑，我看着，怎么有点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啊。”米智慧点点头：“真的有点像呢！你看，他救了别人，名字永远都刻在这碑上，世人会一直记着他。”伤心的家属顿时感觉到，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含满泪水的脸上绽露出了笑容。

“今年，是重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第十年，有很多像米老师这样的人在默默付出。”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介绍说，“遗体器官捐献是一项伟大而崇高的公益事业，人体器官捐献者是一群值得尊重、敬仰的人，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他说，在米智慧和其他协调员，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公正、透明，符合国际规范的公民逝世后捐赠体系，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也已步入法制化轨道。人体器官捐献的知晓度、认同感和社会关注度逐步增强，重庆百万人捐赠率由2016年的2.4人提升到4人，尤其是《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重庆人体器官捐献连续3年突破百例并逐年增加。

截至2021年3月30日，我市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53830人，实现捐献684例，挽救1896名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18067人，实现捐献3168例；登记眼角膜捐献志愿者13593例，实现捐献2648例，让3645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米大姐每年与捐赠者的“对话”

△米智慧代无法赶来的捐献者家属祭扫

十年，米智慧做的捐献案例近500例，年纪最大的72岁，最小的婴儿仅在人世间停留了33个小时，来自青木关。他们都留给了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东西。

在璧山西郊福寿园，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器官和遗体捐赠者纪念碑，上面的名字正在逐年增多，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关于告别和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米智慧大部分都亲眼见证过。

从2013年开始，每年3月31日被确定为我国遗体和器官捐赠者公祭日，活着的人，向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者致敬。重庆定在4月1日。无论刮风下雨，米智慧都会前往祭扫，带着一束白色的鲜花。在青山绿水间，她会献上一束带着露水的总会对着纪念碑，默默地跟碑上的这些熟悉的名字说着话：

“你们献出了大爱，这一切，我都亲眼目睹，一一见证。请安息吧，值得尊敬的人们。到了那一天，我也会过来陪伴你们，我想来认识、了解你们……因为你们都是很有爱心、非常善良的人啊!”

在米智慧眼中，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苦乐参半的工作：不得不直面捐献者离开的痛苦，同时，又能感受到受捐者重生的喜悦。

有人说，生与死之间是一条河，如米智慧这样的协调员就像是摆渡人，超越了传统生死的观念，在河当中摇着船，不停来来回回。她把微弱的光亮收集起来，将它们汇聚成一盏明灯，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跋涉的人。

十年，米智慧没有停歇，她继续完成更多有尊严的生命接力。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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