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消息，得知队友的死讯，丁硕徵感到疲惫而沉重：目前为止，他们保障了队员零感染，却没能防住他们倒在一线。
4月12日，他的队友，54岁的曹进胜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倒地，抢救后不治身故。
丁硕徵是厚天应急救援总队的副总队长，他所在的组织是上海唯一的民营市级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承担了一些应急任务。从3月11日起，丁硕徵就带着队员在地铁站、超市、公司、小区等做消杀。
消杀需求很大，丁硕徵说，3月28日，浦东封控时他们的任务量已经接近高峰，一直持续到现在，有增无减。热线每天要接四五十个来电，有业主说想团“消杀”，但哪怕是有阳性病例的小区，排队也要等上两三天。
丁硕徵有时会感到挫败，这个小区明明刚消杀过，为什么又出现病例了。看不见的病毒，要跟它抢时间。
消杀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单兵装备的重量。消杀队员要背着它，弯腰作鞠躬状，作业全程。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丁硕徵说，消杀结束，他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以下为丁硕徵的自述】
在老小区做消杀
3月11号，我们总队要求上海地区的各支队伍进入应急备勤状态，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那时候开始，各个救援队伍的力量基本都扑在疫情防控上面，包括做消杀、应急保障、应急处置、应急转运等、陆上应急保障、水上应急保障等。
像我的话，从3月11号到现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基本上早上七八点钟到任务地点集合，在地铁站、超市、公司、小区等做消杀，一直持续到晚上，中间还会接到一些群众的求助电话，调度各个队伍的工作任务，一刻不停地收发消息。
3月24号，我所在的小区有阳性病例，小区封控管理，我就没有回家。直到4月3号，有几天时间，我都睡在自己车里，因为车上不能躺平，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后来，我在同事家借住了几天，有了洗澡的条件，但住在别人家里肯定不方便，晚上睡在沙发上面，也休息不好。前几天，上海进一步规范了通行证，拿着通行证可以回社区，4月12号，我就赶紧回家了。
目前，厚天应急救援队在上海的人员大概有三百人，由行政人员接听求助电话，把情况记录下来。我们总队再根据现有的力量，进行任务的协调和指派。
几天前，接听热线的同事告诉我，每天大概接到40-50个电话，他们会筛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对象，派就近的队伍去做消杀。像一些地方的需求如果不是那么紧急，可能会往后排，等待两三天左右。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3月27号，黄浦区某街道发来的一个求援函。那是一个老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小区里出现了几十个病例，可能由于“120”调配不过来，部分阳性患者还在小区没有被接走。
当天下午，我带队去那个小区做的消杀。居民看到我们专业消杀队伍来了以后，就像看到了救兵一样，非常配合，非常热情。
厚天救援队在社区消杀。文中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小区总共有五排楼，一排有三四栋楼。老小区租房比较便宜，有不少是合租的。阳性患者比较多，我们专业人员心里也紧张。手套平时只戴了一层，当时戴了两层，鞋套、手套戴好后，我们把袖子、裤子全部包进去，还要拿透明胶再缠起来。
消杀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区的快递、外卖太多了。因为老年人特别怕家里没有菜，一直找别人代买烟、代买菜，另外，没有被感染的居民频繁下楼买一些非必要的物品，带来了安全隐患。
小区里几栋有阳性病例的楼被封了，楼栋下面都拉了警戒线，有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守，但其他楼栋的居民还可以下楼在小区里活动。甚至被封了的楼栋，还有居民打开窗户说话，一说话飞沫就出来了。
但除了完成消杀任务，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消杀设备。目前，所有的消杀工作都是由第三方在做——在上海，消杀工作是本轮疫情中才起来的，在此之前，从业人数也不多。
现在能承担消杀任务的，第一是各个应急救援队；第二，很多保洁公司有消毒液、喷壶等消杀设备。
“持续到现在，消杀需求有增无减”
3月28号浦东封控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量已经接近高峰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消杀需求有增无减。
很多是业主自发打来的，像团购蔬菜、鱼肉一样，他们想团个消杀。小区业主说，居委会只有几个人，管理几千个人的社区，是管不过来的，他们要“自救”。
打电话过来的社区有阳性病例的，紧要程度是一样的，按照先后顺序，通常要三天才能排上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规范了消杀条件，要求阳性病例拉走了才能去消杀。如果阳性病例没拉走就消杀，等病例拉走了，还要再去一次。
消杀过程中，会有居民求助，希望给自己家门口单独消杀一下，或给他的车子消杀一下，也有人希望消杀队帮忙在外面带点东西进来。能够帮到他们的，都会尽量去帮。
最近上海疫情严重，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口罩。（但是）在小区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不规范的动作，比如说排队做核酸检测，有的人像玩一样，一边排队一边接电话，话讲多了，他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偏重社区的消杀，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区。一些条件好的社区，有渠道和资源自己解决困难。
像房龄三四十年的老旧小区，不少老人买不了菜，也不会用手机团购，微信支付。有些老人的口罩都戴破了，起球了，他们也舍不得更换。
3月底做消杀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老人，他的牙掉了，说的本地话也听不懂，他耳朵又聋，交流很困难。我听懂了零星几个词，（大意）就是他家里没有吃的了，他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流。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听他讲话，把我听懂的反馈给居委会，看到他口罩都没有了，我给他一包口罩。
据我观察，小区居民永远在“缺东西”的路上。比如说居家隔离一两天，喝点稀饭，吃点菜，忍一忍没关系。但居家隔离一个月，单靠发放的物资很难解决全部的生活需求，包括卫生纸、尿不湿、奶粉、牛羊肉这些需求都出来了。还有一些非必要的需求也需要释放，想喝奶茶，点炸鸡，退而求其次，买点鸡米花和薯条，自己用空气炸锅搞一下。
“最大的困难是克服疲劳”
消杀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疲劳。
4月12日下午2时，上海厚天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曹进胜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倒地不起，叫了“120”也没救过来。他当时在执行消杀和防疫物资搬运任务。
我当时没在现场。根据公司的资料，他是1968年出生的，福建南平政和县人。2006年以前，他都在老家做运输服务，2007年来到上海，开过超市，做过饮用水配送员。
2019年他加入的救援队，在队友印象里，他是个简简单单、本本分分的人，性格比较内向，家里有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了。平时妻子在家看孙子，他在外面抗疫，家人也都比较支持他。
14号早上，我接到他们卫生防疫救援队队长的电话，问我队里面怎么处理，我们经过一天的商议，决定通过公众号发布曹进胜同志的讣告。由于疫情，追悼会也一切从简，已经火化了。
目前为止，我们保障了所有的队员零感染，但是没有防住队员倒在一线，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做消杀工作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迷雾枪非常重，加上背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面单兵装备的重量。此外，迷雾枪的体积很大，一些窄小的楼道，没有电梯，需要穿着防护服，背着迷雾枪爬到六楼。
消杀是不走回头路的，按照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顺序消杀。我们得先到小区最里面，从顶楼开始工作。作业人员消杀的时候，一直弯着腰，保持鞠躬的动作。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口罩里都是哈的气。
每天一组队员可以完成两三个大型社区的消杀，或是四五个小型社区的消杀。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加上体力劳动很容易出汗，皮肤会起红疹，疼痛瘙痒很难忍耐。
通常一个社区要干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大家轮流上，一支迷雾枪灌满药水能用15分钟，枪打完了，志愿者把新的药水也灌好了。相当于人不休息，枪休息。因为一辆车上不太可能带那么多桶，我们会带几桶原液，原液用多少调多少，现场调配药水。
每次消杀结束，我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每个人饮用水消耗量都很大，一天要喝好几瓶矿泉水，都不上厕所，因为都被汗排出来了。
用酒精或免水洗手液洗手，一旦喷上酒精，就会有刺痛的感觉。迷雾枪实在太快了，上面的铁片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我们去有阳性病例的小区消杀，通常戴两层胶皮手套，但还会有手指开口的情况，也存在感染的风险。
很多时候顾不上吃午饭，因为一直会有人在催你。比如说安排下午过去消杀， 街道、居委会或者业主可能12点多就打电话催了。上海封控管理以后，没有餐饮店开门，我们基本上没吃过热乎的饭。依靠队伍的物资补给，大家要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吃自热饭、泡面，要么坐车里吃，但车里也只能坐得下几个人。
在很累的情况下持续地冲锋陷阵，我也有过心脏不舒服、头晕或者濒临猝死的感觉。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因为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感觉，但都扛下来了。
那些求助电话里的无奈
最近大家都有一点“疲掉了”的感觉。觉得已经干了一个月了，天天在干，但是感觉没有效果。这个小区我今天明明消杀过了，但是第二天又报阳性了。
病毒无法用肉眼看见，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挫败感。
如果有队员突然跟我说太累了，心脏不舒服。我都劝他赶紧休息一下，明天不要出来接任务了。现在，我们会有选择性地接消杀任务，还要顾及队员的休息。
消杀过程中，遇到暖心的居民，拿一些物资给我们吃，比如泡面，矿泉水，能够直接拆包装吃的食物，我们不要，他们就扔到我们车上。还有的小区，消杀结束后，物业人员、居委会的人员在车队离开的时候，排成两列夹道欢送我们。
但也有碰到一些居民的“冷脸”。我们在社区消杀（价格很低）几乎是免费去做的，但有些老百姓会觉得我们是政府请过来，有付费给我们。对我们指手画脚，让我们帮忙搬东西之类。
其实，每天都有一些求助电话是出于无奈打到我们这里的。比如说一些需要血透的、得哮喘的、癌症需要化疗的患者，没有地方就医，也会打到我们这里。
4月14号，我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他是一个癌症患者，需要化疗。他以前去瑞金医院，瑞金医院跟他讲停诊三个月，也没办法帮他联系转院。他打给一家医院说停诊了，再打给另一家医院也停诊了，他不知道应该找谁，就希望我们为他提供一些渠道帮助。
我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找一些合作过的医院单位认识的医务人员帮他问一下。但他们现在都很忙，焦头烂额的，肯定要优先干自己的工作。我目前还没帮他找到解决办法，还在等消息的过程中。
此外，我还接到过小区业主想自己掏钱给居委会、志愿者买防护服的求助。应急救援队有一定渠道能够买到防护用品，队里的仓库也有应急物资储备。但基本是不对外卖给小区的。只能是去他们小区消杀的时候，车上有多余的，送给他们几件。
还有一个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是阳性，被封控在家里。委托了一个居民跟我们对接小区消杀工作，现在他们小区居委会负责的对接工作，都是他一个在搞。
队伍在消杀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站在旁边，观察这些居委的人到底有多忙。有的人专门负责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一刻不停。还有人在小区里维持秩序，用喇叭喊，让居民待在家里，现在小区要消杀。但还是会有个别居民在小区里溜达，居委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劝返。有时候觉得，就算我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像一滴水滴进入大海”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去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的厚天应急救援队。
我们有一套类似军衔的衔级体系，来管理队伍。因为救援这个事情跟打仗是一样的，有黄金72个小时，黄金24小时，争分夺秒。在救援现场，必须要服从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此次上海疫情的消杀工作，和去年我们在河南洪涝灾害的救援现场不同，最主要的是铺足够的人力，持续地、反复地做。很多居民问我说，是不是消杀以后就可以了？我说不是的，只要人员是流动的，一直需要消杀。
我们有一个专门负责消杀的部门是卫生防疫救援队，也是牺牲同志曹进胜所在的队伍。这个团队日常有四五十人，但远远满足不了现阶段的需求。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在任务地点集合，晚上任务结束后，大家将任务车辆分散开回家，尽可能避免集中被封在了一个地方。第二天开车回家的队员，再接上其他几个人出任务，因为通行证是跟车走的，一辆车一张证。
有了通行证后，队员只要向居委会解释是市里的防疫人员，都可以进出小区。但是有些队员回去以后，可能受到了一些邻居的白眼。有些邻居直接在群里说，你老出出进进的，影响大家的安全，你要么就不要回来。大家都希望快一点解封，但听了这话多少有点寒心，我们在外面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4月12号，在我回家之前，家里已经一个月没人住了。我父母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抗疫前线已经一两个月没回家了。
我们把救援队所有的力量、资源都铺在消杀工作上，但感觉像一滴水滴入大海，力量很渺小。消杀需求量还在增长，只能说尽力去做这个事情。
队员们累了，互相之间也会开玩笑。调侃说：“你去吧，你穿防护服，背枪进去，我休息一下。”但一旦碰到有阳性的楼栋，大家都说：“算了，我来吧。”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三个人轮流上一栋楼消杀，总会有队员站出来，要求一个人负责有阳性的楼栋消杀，一支枪喷完了，再下来换一支枪上去。
责任编辑：黄芳图片编辑：乐浴峰校对：刘威
原标题：疫情下的消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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