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浙江舟山市定海区西码头的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渔港，一些远洋渔业企业响应自主休渔，远洋捕捞船陆续到港并锚泊在渔港内。图/中新
《中国新闻周刊》消息，近日，中国迈出公海自主休渔第一步。国家农业农村部宣布，自7月1日起，中国首次在公海实行为期三个月的休渔。具体为，在西南大西洋的32°S-44°S、48°W-60°W之间实行7~9月的休渔期，9~11月间则在东太平洋的5N-5°S、110°W-95°W之间休渔。
鱿鱼的生长环境对水质，温度和食物要求很高，很难养殖，只能野生捕捞。鱿鱼产地分布于南北纬40°之间的热带和温带海域，中国的南海北部也有近海鱿鱼渔场。在中国全部海洋鱿鱼捕捞总量中，近海产量约占40%，公海为60%，且中国的自捕鱿鱼全部运回内销。
此次实施休渔的两个海域，是中国远洋渔业最主要的鱿鱼渔场。其中，西南大西洋公海毗邻阿根廷，其主要产物阿根廷鱿鱼目前在国内市场上一吨可达2 .5万~3万元，是价格最高的一种公海鱿鱼。仅在这片公海海域，中国就有接近200艘的鱿钓船。东太平洋公海毗邻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盛产美洲大赤鱿。
早在6月初，公海休渔的文件就已正式下发各省，仍在休渔区域的鱿钓船开始陆续撤离。目前，所有作业渔船已全部撤出西南大西洋休渔区。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一级巡视员刘新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离的渔船中约90%转场至东南太平洋、北太平洋等公海海域继续作业，10%回国进行船舶修整。
未来休渔期可能延长
“7月份至9月份对该海域实施休渔，对保护鱿鱼产卵群体、恢复资源补充量能起到积极作用。”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张显良说。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院长、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鱿钓技术组组长陈新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西南大西洋公海，7~9月，阿根廷的主捕群体刚刚结束产卵，休渔水域是其主要产卵区和生活区，鱿鱼的生产极其迅速，在休渔期的三个月内，可以保护幼鱼不被捕捞，也就是“抓大放小”。
他解释说，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西南大西洋公海的鱿鱼捕捞面临两个威胁：一是幼鱼被大量捕捞使后期的捕捞乏力；二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渔场空间迁移，使公海的渔业资源进一步减少。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南极冰的融化加速，海冰面积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冷海水进入大洋，使底层水温偏低，一方面可能使鱿鱼幼体的死亡率增加、生长缓慢；另一方面，渔场形成于冷暖洋流交汇处，冰层融化使交汇的位置出现偏移，传统渔场内的资源出现骤降。在西南大西洋海域，鱿鱼的主要渔场有三个： 公海、阿根廷200海里线内的专属经济区，及阿根廷以东洋面483公里处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从近年来的资源空间分布看，公海的产量在下降，但阿根廷线内的产量在增加，马岛的产量也非常高。
近年来公海渔业资源的年度间波动非常大，这加剧了捕捞企业的经营风险。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远洋渔业处处长张鸿宾介绍说，2019年，西南大西洋的公海产量极低，单船均产只有50吨，很多小型企业因此破产。而2017年的单船均产又恢复到2000吨/艘。此前，在2007年的历史最高峰，单船均产可以达到3181吨/艘。
“人类无法扭转气候变化，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减少人类对资源的破坏。”陈新军说。他还解释说，鱿鱼和其他鱼类不同，是一年生，产卵后即死去，但产卵量极大，且有很多群体，基本上实现全年性产卵，因此资源变动很大，衰退快，恢复也快。“就像田地里的野草一样，它本身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快的。”
在公海的中国鱿钓船主要有两类，绝大多数是专业的鱿钓船，只能捕捞鱿鱼，作业工具是尼龙钓线，多来自浙江、山东等地。另一种是拖网渔船，采用大型拖网作业，既可以捕捞鱿鱼，也可以捕捞鲱鱼、鲹鱼等中上层鱼类。一共有30艘左右，全部来自山东。
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副总指挥陈斌看来，对鱿鱼渔业资源破坏最大的是拖网渔船，一网下去，大鱼小鱼都打，幼鱼未长大就被捕捞，而且由于个头小，只能低价出售，既无商业价值，还会破坏海底的生态环境。与之相对，鱿钓船特质的鱼钩对鱼的规格有限制，小鱼无法上钩。
早在2017年，农业农村部就要求重点改造底拖网等对海洋资源破坏比较严重的渔船，严禁审批制造新船。实际上，国内企业采用的大型远洋拖网渔船过去相当一部分是购买的国外二手船，基本上是处于国外淘汰边缘的船型。陈斌指出，此次政策出台，旨在加速对拖网渔船的淘汰速度，倒逼企业对船具进行更新换代。
本次休渔对拖网渔船的影响也更大，因为它们是全年作业。而鱿钓船在西南大西洋的作业时间原本就只是上半年，一般2~5月是高峰，渔汛最多持续到7月中旬。
就鱿钓船而言，9~11月在东太平洋的休渔对其影响更大。休渔期正好和渔汛期重叠，按往年估算，休渔期三个月内的产量约占全年的三分之一，带来的损失每艘船至少有几百万元。
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长黄宝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休渔会对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影响，但绝大多数企业都对此非常支持。休渔的好处已在多个海域得到印证。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海域内，大洋世家的9艘鱿钓船已获阿政府授权，可在线内捕捞。大洋世家总工程师王晓晴发现，按阿根廷的渔业管理办法，在每年9月1日至次年1月的上中旬休渔，休渔后捕捞，不仅鱿鱼的体格变大，产量也增加了，单产的效益更好。
参与科学论证休渔期和范围的陈新军表示，未来公海休渔将常态化，并且会依据每次休渔的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如果这次休渔效果未达预期，也有可能会将休渔期延长到4~6个月，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休渔范围。
中国率先做出了行动
“我们休，人家不休。”当王晓晴首次把休渔新政通知下去后，一些船长这样对他说。
公海资源开发利用必然会面临“公地悲剧”的矛盾，这也是一些企业的顾虑。虽然他们都承认休渔期内对幼鱼的养护有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在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内，除了中国船只以外，韩国、西班牙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艘渔船也在捕捞。中国选择自主休渔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渔船仍在作业，继续对资源造成破坏。
数据显示，从2009年起，中国远洋鱿鱼产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刘新中指出，中国已成为位居全球前列的公海鱿鱼生产国、消费国，鱿鱼也是中国远洋渔业单一品种产量最大的捕捞对象。可以说，公海鱿鱼资源养护首先是来自中国自身的需求，对中国鱿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和我们的相关性最大，”他这样评价，“中国应该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
更重要的是，西南大西洋是世界范围内少数几个缺乏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公海海域。中国作为最大的利益相关方，需要考虑到在地区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主实施一些管理政策来维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在第二个休渔海域东南太平洋内，虽然有南太平洋渔业管理组织，但尚未采取严格和完善的鱿鱼养护管理措施。
西南大西洋的问题要更加复杂。
中国一直希望促成该海域成立区域性渔业组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立区域组织后，就可通过对捕捞设限，以维持鱼类资源的可捕捞量，并要求区域内的捕捞国对资源进行共同养护。但因有关海域涉及敏感问题，多边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
刘新中强调，在公海实行自主休渔，中国已经率先做出了一个姿态，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现在，资源可持续利用已经在世界内成为共识，在渔业资源养护方面，未来各国一定会更加积极。
另一方面，公海休渔常态化，进一步限制了国内远洋渔船的作业时间和范围。
此前，农业农村部已出台政策“控制总量”。据2017年发布的规划，至2020年，中国远洋渔船总数稳定在3000艘以内，远洋渔业企业数量在2016年基础上保持“零增长”。
政策的严苛，叠加渔业资源的剧烈波动，远洋渔业从业者被迫更直接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再靠天吃饭，出路在哪儿？
陈新军指出，在捕捞乏力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提高企业效益。而且，产量高的年份时，可以通过加工来储存部分资源，在产量低时释放。
但中国远洋渔业的产业链条还比较短，捕捞、加工之间相互隔离，缺少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大型龙头企业。陈新军观察到，已经有一些大型国企和民企在向这个方向逐渐转型，但对民企占比超九成以上的远洋渔业而言，更多中小型民企则面临转型困境。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督查专员胡建华就认为，国家在远洋渔业管理上越来越严苛的政策，会倒逼整个行业进行洗牌，不断违规的小企业会破产，或被大企业兼并。“在舟山，已经可以部分看到这样的趋势，但要动根本的话，还是需要政府下定决心，推出力度更大的举措。”
原标题：中国首次公海休渔，我们还能吃到大鱿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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