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3日，余光中回到魂牵梦萦60载的“江北悦来场”，重游青年会中学、故居朱家祠堂，在现场他还抽起了老式旱烟。资料图片

带着是“邮票”、是“船票”，也是“浅浅的海峡”的“乡愁”，也带着自己对曾经生活过的重庆悦来场的深深眷恋，台湾著名文学家、诗人余光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昨日（12月14日）中午，从台湾高雄传来噩耗：这位凭借《乡愁》、《白玉苦瓜》等众多著名诗作感动了全球华人的诗人在台湾高雄安详辞世，享年89岁。

对重庆读者来说，余光中是大诗人的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曾在重庆生活近八年的人，生前碰到来自重庆的记者主动用家乡话打招呼受访的他，更像一个和蔼亲切、对重庆有着深深眷恋的“老乡”。

曾作诗想去世之后回重庆

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余光中是进入12月后身体才出现明显异样的。据台湾媒体报道，三天前的12日，家人安排他住进了医院。高雄医院副院长黄尚志14日中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余光中家属事前已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且家人希望陪伴他最后一程，因此余老在13日晚上就由加护病房转出到普通病房。今日上午在未插管、未施行心肺复苏术、未急救的情况下，由家人陪伴在身旁，于10点04分因呼吸衰竭而平静离世。

消息传来后，不仅各种新闻瞬间就填满了各种社交媒体，余老生前留下的诗作更是被广泛传播。其中除了脍炙人口的《乡愁》、《白玉苦瓜》，还有一首诗在重庆人中备受追捧。

在这首写于1966年的《当我死时》中，余光中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从前，一个中国青年曾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七十多年前就自认为“蜀人”

余光中之所以将到重庆成为“回乡”，这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密不可分。抗战时期，他跟随父母从南京迁到重庆，在“江北县悦来场”度过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即1938年-1945年），十七岁才回到南京继续求学。

2000年，余光中在散文《思蜀》中详细记叙了这一段快乐时光。他说：“在大型的中国地图册里,你不会找到‘悦来场’这个地方。甚至勒敦加大教授许淑贞最近从北京寄赠的巨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普通地图集》，长五十一公分，宽三十五公分，足足五公斤之重，上面也找不到这名字。这当然不足为怪：悦来场本来是四川省江北县的一个芥末小镇……抗战岁月，我的少年时代尽在这无图索骥的穷乡度过，可见“入蜀”之深。蜀者，属也。在我少年记忆的深处，我早已是蜀人，而在其最深处，悦来场那一片僻壤全属我一人。”

由此可见，从那时起，余光中就已经将自己当成是重庆人了。

余光中在重庆生活的“那些年”

“父亲服务的机关海外部把档案搬到悦来场；镇上无屋可租，竟在镇北五公里处找到了一座姓朱的祠堂，反正空着，就洽借了下来，当作办公室兼宿舍。”在《思蜀》中，余光中回忆这里就是自己生活了近八年的家。

70多年前，余光中在悦来场也曾这样俯瞰着嘉陵江奔流不息。

“到了朱家祠堂俯瞰的山脚，一大段河身尽在眼底，流势壮阔可观。那滔滔的水声日夜不停，在空山的深夜尤其动听。遇到雨后水涨，浊浪汹汹，江面就更奔放，像急于去投奔长江的母怀。”余光中回忆，当年祠堂的前面有一大片土坪，面江的一边是一排橘树，旁边还有一棵老黄葛树，“盘根错节，矗立有三丈多高，密密的卵形翠叶庇荫着大半个土坪，成为祠堂最壮观的风景。”

而当年的中学生活中，最让余光中记忆犹新的是晚饭之后到晚自修前的时间。他称这“是一天最逍遥最抒情的时辰。三五个同学顶着满天霞彩，踏着懒散的步调，哼着民谣或抗战歌曲，穿过阡陌之网，就走上了一条可通重庆的马路……有时还会遇见小贩挑着一担青甘蔗路过，问我们要不要比劈一下。于是大伙挑出瘦长的一根，姑且扶立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削刀狠命地朝下一劈，半根甘蔗便砉然中分，能劈到多长就吃多长。这一招对男生最有诱惑，若有女生围观，当然就更来劲。”

昨天下午，本报记者跟着当年余光中“回乡”走过的路，返回了悦来老街。尽管周围地块大多已经列为开发之用，但站在余光中12年前回来时曾和当地村民合影的码头边，仍能看到余光中曾在《思蜀》中心心念念的老黄葛树。

12年前“回乡”带走青瓦永久收藏

2005年10月23日，在阔别“故乡”60年之后，余光中还曾回到重庆。尽管离开已经半个多世纪，但当时回到这里的余光中一到达就认出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当时已经年过七旬，但回到“故乡”的余光中仍非常兴奋——看见江边有妇女洗衣服，余老连下三步台阶，要在最靠近江边的地方和妇女们合影。在当年的采访中，余老告诉记者，嘉陵江边的青石板老街，都是以前每天上下学时要经过的地方，两边的老店铺、老茶馆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站在悦来场的嘉陵江边看到的景致。余光中曾说自己的一半才气都是这样的山山水水孕育出来的。

不仅如此，在这里余光中还碰到了自己当年的同班同学朱伯清。据余光中回忆：当时，朱伯清坐在他的前排，他和校长的儿子坐在一方。在悦来老街的老茶馆里，余老高兴地邀请老同学、老邻居喝起了盖碗茶。老同学说，“这盖碗茶可是嘉陵江水冲泡的。”

回到当年的青年会中学所在地，余光中说，自己一半的才气，都是少年时，悦来场的山山水水中孕育出来的。

随后，余光中还坐着滑竿，爬上百余级陡峭的石阶，回到了自己曾经居住过7年之久的故居朱家祠堂。据余光中回忆：“每天早上，母亲总站在这里看我上学。我走到山坡下，母亲就看不见了；等我转过弯来，就又看见了。而走了很久，我看见母亲还在那里看我。”余老戏称，这就像母亲的“望子台”一样。

余光中说，因为家离学校有10多里山路，来回一趟很不容易，他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余老称，其实《乡愁》中第一节就是写的他在悦来场的这一段少年生活。当然，朱家祠堂已经早已变了模样：老房子成了新建的砖房，门前的橘子树也被砍掉了。

不过，当时余光中还是取走了一片青瓦，带回台湾，永远珍藏。

他们眼中的余光中

诗人流沙河：把余老的诗介绍到大陆

说到余光中及其诗作，就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著名作家、诗人流沙河。作为在国内诗歌界享有盛誉的《星星》诗刊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流沙河最早把余光中的诗透过《星星》诗刊介绍给了大陆读者。

“我的心目中，他有两个身份：第一、他是现代诗歌大家，他的诗把中国现代诗开拓了更大局面；第二、他也是中国现代散文大师，他的散文，让中国的现代散文出现新面貌。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大诗人，文章大家！”14日下午，流沙河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流沙河说，自己和余光中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我称呼他余先生、光中兄。称呼他的夫人范我存‘嫂嫂’。他们为人非常朴实忠厚，对我们确实像兄嫂。作为个人，我很尊敬他。”

1982年，余光中给流沙河中信中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前年，流沙河去台湾旅行，余光中还亲自开车接他，带他四处游览。

诗人李元胜：他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1974年，余光中写下了后来和《乡愁》一样被列入代表作的《白玉苦瓜》。这首看着台北故宫里的“白玉苦瓜”玉雕写成的作品在写成10年后，摆到了当时还是学生的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李元胜的案头前。“和那个年代喜欢诗歌的学生娃儿一样，我也把它抄录在本子上反复研究了好久。”这是李元胜读到的余光中的第一首诗。

又过了十多年，李元胜去台湾旅游。“我也去了台北故宫，隔着玻璃看了白玉苦瓜，因为受余先生影响，在哪里看了很久，很有感触。”14日下午，李元胜惊闻余老去世的消息后告诉本报记者，余光中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标签式的代表人物。“作为诗人，余光中的以《白玉苦瓜》为代表的一批作品有情怀，有格局，也体现出娴熟的诗歌语言技艺和创新精神，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影响。”

在李元胜看来，余光中之于中国现当代诗歌有两点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一是他在当代中国文学低谷时期，它代表着承上启下的文学力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的空白期，而居于海外的文学家，他们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填补着这个真空。”

李元胜说，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余光中的《乡愁》为代表的作品，表达了两岸同胞分离的痛苦，表达了滞留海外的一批文士的思乡之情。“以《乡愁》为标志，乡愁成为两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词。”李元胜表示，以《乡愁》等诗歌为代表的乡愁文学可以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追溯传统的一个情怀，一个严肃的追问，甚至对全社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余先生对此贡献非凡。”

本报记者李炼：一听是重庆记者，他立马改口说起了重庆话

时间往回退20年，本报记者李炼在北京万圣书园采访时曾偶遇余光中。“他一听说我是重庆来的，立马就用一口地道的重庆话跟我打招呼。”李炼回忆道。

李炼说，当时举行的是一个包括西川等诗人在内的诗集的发布会，余光中是作为嘉宾出席的。“现场有很多记者都在等着采访余光中。我就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重庆晨报的记者。”李炼说，余老一听到“乡音”，激动得全然不顾还有非川渝记者在场，马上就换成了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跟我说：“你是重庆来的啊？那我们就说重庆话嘛！”

李炼表示，当时自己希望余光中能回忆一些在重庆生活的点滴。“余老说，我在重庆的生活都写进刚出的散文集了，今天时间太匆忙，我没法细说。”随后，李炼在万圣书园里找到了那一套四卷本的散文集，余光中也在书上亲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裘晋奕 摄影 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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