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评论微信公号文章，“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昨天，这样一则网文在网上引发热议。
这则网文记叙了3月17日陈姓医生在由柳州去南宁东的动车上救人的经历。当天，陈医生听到紧急广播后，赶往三车厢救治患者，陈医生在检查患者身体、让其服下药物之后，患者腹痛缓解。
不料，陈医生在返回车厢之时，被乘务员要求出示医师证。陈医生表示未随身携带医师证，乘务员又将其身份证和车票拍照存档，并要求陈医生手写情况说明，留下联系方式。陈医生还发现，在救治过程中，列车工作人员一直在全程录像。
今天，“南宁客运段”官微发布消息向涉事医生致歉。消息称，录像、“征询”医师资格证、留存联系方式等行为是为了“留存与救治相关的资料”，以及“便于后续医院更好的救治”。但因未做好沟通解释造成误解，“反映出我们对突发状况考虑不周、处置方式欠妥的问题”。
客观说，“南宁客运段”的解释也能说得通。但把问题归结到“沟通”上，或许有些避重就轻了。录像、索医师证、拍照存档、让陈医生手写说明、签字画押——这一连串的动作倒是像极了对待“开车违章”的处置程序。以这样的方式对待救人者，换成谁恐怕都会觉得“寒心”。
从这一串动作中，公众也不难推测，这不仅是要留存记录，还带有推卸责任和转嫁风险等目的。这位列车员的言外之意恐怕是，我对你不信任，你得“自证清白”；若救人出了啥岔子，也好很快找到你。
《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问题在于，“广播找医生”是交通工具上十分常见的做法，具有约定俗成的正当性。列车一面紧急广播寻找医生，一面又对医生救人提出过高的、强人所难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矛盾的做法。
有一点需要明确，救人与执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执业有限定的地点，但救人不应该有。“执业”必须在特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同时也存在获取报酬等与执业相关的行为。当路遇患者时，医生上前施救纯属做好事，这种行为不应该被当作执业行为来看待。
《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医生即使作为普通民众出场，对他人实施紧急救助时也可以免责，更何况他们具有较高的急救技能。
救人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热情。热情需要全社会的培育，不能“强好人所难”。只有对施救行为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援，人与人之间才会存在温暖，向突发急病的患者伸出援手，方能成为包括医生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
原标题：高铁救人被索医师证：这瓢“凉水”本不该泼| 新京报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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