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消息，最近韩国曝出的“N号房”事件，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全球忙于抗疫的人们。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最先将这起发生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中的性剥削案件揭露于众的，是一个由两名女大学生组成的报道团体“追击团·火花”。

去年7月起，她们开始潜伏到包括“N号房”在内的Telegram秘密聊天室中。经过两个月卧底，收集并掌握了大量“N号房”性剥削证据，为警方查获“N号房”主谋提供了巨大帮助。

如今，虽然“N号房”其中的“博士房”主谋赵周斌（音译）已经落网，但这两位幕后功臣——刘瑞丽和郭安妮，却仍生活在害怕被威胁报复的不安中。近日，她们二人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专访，讲述了卧底背后的故事。

采访报道数码性犯罪问题 卧底潜入“N号房”

刘瑞丽和郭安妮目前分别就读于韩国两所不同的高校，进入大学前，她们便立志成为优秀的新闻媒体人。两人相识于社交媒体Facebook上举办的一次大学生记者联席会，因志趣相投，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

两人的卧底行动，要从去年6月底说起。刘瑞丽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在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Korea News Agency Commission）上，发现了一个“深度报道”征集活动。于是，她立即联络好友郭安妮一起报名。

郭安妮称，“此前，我们一直在采写新闻，像兴趣团体一样。”因对研究数码性犯罪问题一直有兴趣，看到该活动后，两人希望对数码性犯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采访，因此报了名。

经过层层选拔，两人被选中，开始以卧底身份进入Telegram“N号房”。刘瑞丽称，她和安妮通过一个链接直接进入“N号房”通道。“通过这个链接，不仅可以看到博士房，还能看到很多其他房间里的内容，我和安妮思虑再三，当然也和活动负责人商议，决定先报警，然后再进行卧底。”

据“追击团·火花”介绍，“‘N号房’里的人把30多名未成年人的性剥削视频分别放进8个不同的聊天室。‘N号房’房主让一个代号为“甲”的人威胁未成年孩子制作性剥削视频。房间从1号到8号，每个房间有3名以上未成年的视频，最多的房间有将近11名未成年人的视频。因为房间多，所以称为‘N号房’。”

↑“追击团·火花”Youtube账号截图

曾试图帮助受害人 对方尖叫着挂断了电话

一进入“N号房”，里面的一幕幕深深刺痛了两位女孩的心。“同样身为女性，第一次看视频时，心非常地痛。视频里的受害者怎么看都像是小学生，还有初中生，这些女孩实在是太小了。”

据悉，“N号房”里的视频，有用圆珠笔或者凶器给身体涂鸦或造成伤口的性剥削影像，也有受害者被强迫哭着拍出的影像，甚至还有受害者睁着麻木的眼睛，一动不动地任人摆布的影像。Telegram的房间里有数万人，刘瑞丽称，卧底时她非常担心自己周围也隐藏着“N号房”的使用者。

但对郭安妮来说，卧底的这两个月里，安全并不是她最担心的问题，“警方知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我们收集到证据就会马上传给警察。”相反，是因为自己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安妮称，自己有时整晚整晚地无法入眠，甚至因为收集证据，不得不观看一些视频，“我常常会在观看完视频后吃不下饭。”

↑“N号房”受害者大多数是在校的未成年人 受访者供图

一位代号叫做“watchmen”的人，是“N号房”的经营者之一，某天“watchmen”在房内公开了一名受害人的个人资料、手机号码以及照片，并把这些信息直接放到公告栏里，进入房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看到这里，两人忍不住想救助受害人，她们试图直接联系对方。然而，或许受害人接到了太多的电话威胁与骚扰，在接起电话后，还不等她们说话，受害人就尖叫哭泣着挂了电话。待她们再打过去时，受害人的电话已经关机。

刘瑞丽称，“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第二天试图再打过去时，被告知已经停机。我想可能是因为受害人更换了手机号码。”

据她们透露，在Telegram软件里，“N号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像“N号房”这样的聊天室非常多，一天都有好几万个，使用者预计能达到20多万人。目前，她们也只确认了十几个聊天室。

郭安妮表示：“我个人感觉这些人，有的是把‘N号房’的影像储存起来了的。所以即使现在‘N号房’已经关门了，以前的视频也会在其他房间被重新共享。并且，不仅是韩国孩子们的影像，外国未成年人性剥削的影像也一样在软件里疯狂传播着。”

每天花4、5个小时收集证据 韩国警方已启动人身保护

卧底调查期间正值暑假，刘瑞丽和郭安妮并不需要去学校上课，但两人日常会出门购物或去一些公共场所。

每天花大概4-5小时收集证据，刘瑞丽称，“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做这个事情，我想我大概会精神崩溃，所以我也会通过运动或者与朋友见面，来舒缓和平复自己的心情。虽然不能透露给朋友。”

郭安妮则努力营造一副很平静的样子，“因为我的父母也不知道我在做这个调查，再加上我和父母是住在一起的，我也不想因为我的选择，让父母担心。”

↑N号房运营者“watchmen”在每个房间公开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受访者供图

2019年9月，“追击团·火花”登载新闻“买未成年人淫秽物品吗？揭Telegram非法活动”，此报道获得韩国新闻通讯振兴会深度报道奖。

2019年11月，《韩国民族日报》通过联系“追击团·火花”，开启“Telegram中泛滥的性剥削”系列报道，引起社会热议；同年12月，举报Telegram性剥削的“ReSET”项目设立。

2020年1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N号房间的国际共助搜查·青瓦台国民请愿”，这是“N号房”事件相关的首次青瓦台国民请愿；也是这个月，韩国开启“为了解决Telegram中发生的网络性犯罪的国会国民请愿”，获10万人以上同意。

同年2月，“追击团·火花”向包括韩国MBC新闻、SBS新闻在内的更多新闻机构爆料了“N号房”事件。“N号房”事件自此在韩国乃至全球引发重大关注。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新闻报道会引发这样的社会热议。”刘瑞丽称，这当然肯定也是韩国许多媒体在发声的缘故，“民间个人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了。”

据悉，《韩国民族日报》的记者在发布相关报道后，曾遭遇以“博士”赵周斌（音译）为首的人的威胁。但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她们并未遭到来自“N号房”的威胁，或许是因为隐藏了身份。但安全起见，韩国警方仍对她们启动了人身保护。

4月2日，韩国江源道地方警察厅称，“由于社会对数码性犯罪的关注过于集中，因此很有可能散布最初报道者的个人资料等信息，因担心有人对最初报道者进行威胁或人身伤害，因此决定对她们进行人身保护。”

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这种保护并不是警方贴身保护，而是通过智能手表的方式进行保护。在遇到危急时刻只要按下智能手表上的紧急按钮，系统就会立即通知112（韩国报警电话），警方便会自动掌握她们的位置并立即出动。另外，警察厅也指定了专门的警官负责跟她们联络，随时确认她们的安全。

↑N号房里上传的受害者照片 图据受访者

继续调查 “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可以彻底解体”

虽然两人是“N号房”事件的最初报道者、举报者，但她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她们希望这个头衔不会妨碍团队的活动，“我们希望数码性犯罪文化可以彻底解体，以Telegram为基础的性犯罪只是数码性犯罪文化中的冰山一角。”

3月23日，“追击团·火花”在YouTube上传了第一个视频，讲述了成立该团体的初衷，两人透露，除了“N号房”，她们还在着手调查“熟人欺辱房”、“Deepfake房”等数码性犯罪的聊天室。

她们还表示，之所以开设这个账号，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举报数码性犯罪的队伍中，她们还注册了专门接收举报的邮箱。她们认为，人们与其在网上就加害者和受害者吵得喋喋不休，不如更加关注政府的立法举措，或明确了解数码性犯罪的具体操作手法，并进行预防。

此外，两人表示，今后也会更加积极协助媒体采访，也会努力支援受害者，避免他们受到二次伤害。刘瑞丽和郭安妮表示，大部分记者，在正义面前，是表现得非常勇敢的。这与是否是女性没有任何关系，也无需给女性记者加上勇敢的标签，这是作为记者应该做的事。

被问及想成为记者的原因，她们说，希望能够去探索和采访一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问题，也希望可以尽一己之力，让世界有所改变。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瑞丽和郭安妮系化名

原标题：专访揭露“N号房”的两名功臣：卧底两个月，常常看完视频吃不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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