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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林。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刀山剑林的那头，便是我们朝夕期翼的地带，光明和愉悦的地带，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去呢，不去呢。”这是曾在重庆传播新思想的青年运动领袖邓中夏的诗作，热切呼唤人民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一百年前的五月，一声春雷惊响了中国的夜空，唤醒了四亿在暗夜中徘徊的灵魂。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之苦的重庆，早已蓄积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力量。

虽开始得较晚，却持续得最久。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世纪运动，重庆人民没有丝毫迟疑，上街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新文化运动……其间，广大学生起到了先锋作用，在“刀山剑林”之间，寻找向往已经的光明。

五月的那个夜晚，似乎寻常得如同以往任何一个山城的夜晚。在川东师范中学教室内，一群青年挑灯奋战，用竹竿串起标语，糊出彩旗，桌上堆着一卷卷崭新的白布，用毛笔书写的标语墨迹尚未干，每一张都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七班学生徐星耀与同学正连夜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他毫无倦意，推开教室门，夜凉如水，头顶的星光倾泻了一地，在暗夜中极其明亮，落于年轻的面庞。

一百年前的此时，五四运动在重庆的浪潮即将由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身上推开。

五四之前的重庆在黑暗之中聚集力量

五四前夕的四川经济落后，而地处西南门户的重庆，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工商业重镇，原本经济相对发达,商业繁荣,财源充裕。      

自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中法天津条约》在重庆长安寺街修教堂、建教会，到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对重庆的侵略不断深入。1890年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以及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成为外国的通商口岸。法、美、日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重庆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1896年，英法达成协议，规定四川的一切权利由两国共同享受。1900年，第一批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商轮驶入重庆江面，我国内河主权被破坏殆尽。

帝国主义者在重庆为所欲为。他们强占码头，设立兵营，把重庆置于武力威胁之下。1901年，日本强占南岸王家沱为日租界。次年，英国又“永租”了通远门等处的公地。日本驻渝领事可以因为丢失一条狗，肆意殴打中国士绅。军舰商船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撞沉中国船只可以不负责任。

1918年底，英商“安南”轮在驶往重庆途中两次撞沉中国货船，英商“美滩”轮途中也撞沉货船，淹死了数十人。当重庆地方当局向领事馆方面进行交涉时，对方竟公然宣称“此案不能成立”。

1919年2月，重庆川路轮船公司的“巨川”轮在忠县铁门坎触礁，当公司全力抢修时，在重庆巡江司任职的英国人蒲兰田却蛮横地斥责该船停泊点有碍交通。当即调来英国兵舰，强迫守船人员离船，并将“巨川”轮炸毁，使重庆川路轮船公司蒙受重大损失。

帝国主义在寸滩旁边修建海关，堵死了纤夫道，时常造成船工落水死亡和木船撞碎沉没。在这一带船工中，流传着一首歌谣：“觉林寺真武山，狮子脚下修洋关，洋关修起把路拦。上下船儿要下滩，媚洋快升官。哎哟！纤藤拉断快逃命，船儿下寸滩！”

另一方面，四川军阀混战，重庆始终是各路军阀的必争之地。你进我退，你争我夺，战乱不休，以致于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兵灾战祸使得匪患猖獗。1918年初，内江至重庆一带就有武装匪徒300多人。在圣灯山，土匪公然扎起的棚户就有近二十处。在璧山，更是“一日连劫几场，白昼横行，毫无畏惧。”

工人阶级所受压迫和剥削特别严重。在当时机器设备较先进，产业工人较集中的铜元局，工人不但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也相当差。学徒工每月工资仅三元，连供吃饱饭都很困难。在铜元局，厂方对进出厂的工人实施野蛮的搜身检查。煤矿业中的矿工更是受到矿主严格控制，几乎失去自由。资本家对不堪忍受而逃往别处的矿工，动辄就重刑吊打，比军队惩罚逃兵更为残忍。

饱尝连年不休战祸之苦的重庆人民,迫切希望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尽快结束战乱。社会矛盾的累积,使重庆早已蓄积了响应五四运动的力量。

开端：重庆学生首先发出呐喊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京政府卖国政策，首先在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 一场反帝反封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五四”浪潮由此席卷全国。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重庆人民就密切注视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四川各家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关于欧洲和会与青岛问题的消息。5月5日、7日，重庆学生两次集会，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于信息闭塞，五四运动爆发的详细消息传入重庆已是5月中旬。

虽然时间上晚了一步，但消息一传来，立即引起强烈震动，社会各界纷纷愤怒声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

青年学生，走在这场斗争的最前面。

5月20日上午，川东师范学校、重庆联中、商业学校、巴县中学等学生代表60多人在城区的爱德堂集会，痛陈时弊，商讨救国振兴办法，一致同意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

24日，川东学生救国团(后更名为川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学生们在“救国宣言”中郑重宣告：“……不甘坐视国家沦亡，曹章辈内附权贵，外结强邻，断送我辈数千年相传之圣地，颠我四百兆托命之国家……芸芸神州，衮衮华胄，将沦为日人之牛马耶！”为了各校学生统一行动，约定以“维持国际交涉为政府后盾，以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为宗旨开展活动，推举川东师范学校的徐星耀为总干事。      

随后，救国团致电北京大学和上海救国团，表示愿为后盾；通电北洋军阀政府，抗议逮捕学生，强烈要求“废密约、还青岛、释学生”；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要求其“使不辱命为国争光，力争青岛……死无签字……”。

27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下简称二女师）也发起成立川东女子救国联合会，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以期“互相砥砺学行，蔚他日图强之基础”。这标志着重庆妇女在国家危亡中进一步觉醒。

高潮：从打枪坝到中营街口  路人痛哭高呼“国不能亡”

为了扩大这场爱国运动的影响，重庆20多所官办、私立学校共同决定6月3日同时罢课，举行重庆学界大规模游行，要求“当局饬令专使不能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祸国罪魁”。

6月3日天还未亮，学生们就从重庆各区渡江越岭赶来。7点，1500多名各校学生聚集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每人挥动着一面白色小纸旗,写着“还我青岛”、“惩办国贼”、“速息内争”、“劝用国货”、“誓雪国耻”等标语，人人皆无倦容，精神振奋。

这1500多人秩序井然，浩浩荡荡开始了游行。还做了明确分工，有演讲队和传单队。他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使整座山城群情激昂，沿途数百名群众都自发加入到学生游行行列中。学生们分头到万寿宫、储奇门、夫子池、两路口等地进行爱国宣传，从打枪坝一直走到中营街口，一路揭露北京政府卖国和镇压学生罪行。

当时照相还为稀罕之物，容真照相馆的照相师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动，免费为学生游行队伍拍摄，以保存重庆人民爱国壮举。小旗飘扬，三鸣警笛，军乐齐奏，川东学生救国团总干事徐星耀激情澎湃地演讲，“青岛问题关系山东主权，曲阜圣地，国内豆剖瓜分，学生也是国民一份子，义难坐视！”

“还我青岛！”“惩办国贼！”徐星耀每高呼一声，群众皆和之，巨大的声浪在山城上空回旋。

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学生们选择闹市区，容易集中听众的开阔地段，摇起铃铛，吸引过往行人注意，演讲的内容除了揭露北京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镇压爱国学生的罪行之外，还痛述讲亡国的二十一条内容。民众闻之愤慨异常，更有不少人失声痛哭，振臂高呼“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不能亡啊！”整座山城群情激奋，游行持续了8个小时，爱国心促使学生们声嘶力竭，直到把嗓子讲哑了才回校。

6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留京四川学生救国团代表熊浚等4人来到重庆，迅速将重庆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

“日本的东西，重庆人不用！”重庆抵制日货时间全国最长

五四运动在重庆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与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6月12日，重庆总商会召集特别会，商议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一致对外办法。巴县中学积极响应，提出“不买日本货”、“不运日本货入口”、“不用日本钞票”。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民族工商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在重庆地区迅速掀起。

随后，学生们率先深入街头宣传发动群众，主动销毁自购的脸盆、牙粉、东洋布等日货。他们将乘坐日本客轮、购买日货、以及受日本人雇佣者，都视为卖国行径。 11月17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中等校1000多学生到警察厅示威，谴责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挪用公款购买日货，要求其将日货给商会，进而导致学生被郑的卫队开枪击伤的事件，引发事态扩大。最终郑贤书在全川学生团体的强烈抗议下被四川当局撤职。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重庆社会各阶层强烈共鸣，重庆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后援会”、“国民自强会”等团体，也参与了这一运动，甚至一些清朝遗老遗少、宗教界人士，以及熊克武、杨庶堪（杨沧白）等重庆军政界人士也明确表态抵制日货。民族资本对抵制日货更为积极。比如，苏货行业就开会自订规则，规定“若查获私购日货，照十倍处罚并登报视为公敌”。有两位商人，将所购价值数百元的草帽、衣服、瓷器等日货全部销毁，另一人撕毁了已买好去上海的日轮船票，重新购买华轮船票启程。重庆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一致对外的办法。日商被迫采取大幅度降价的手段倾销商品，以送雨伞、送金灵丹等方法招揽顾客，却收效甚微。

为推动运动发展，学生与商界又联合组成了“重庆商学联合会”，使青年学生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抵制日货的斗争。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华商向日商收回了裕丰轮的主权，解除了联华轮的租约。各商帮停止向日商武林洋行支付三十万两的货银。日本驻重庆领事多次要求重庆总商会维持日货，但都被商会以“买卖自由”“不能逼人买”为理由加以拒绝。

在爆发了商学冲突事件后，川东学联对抵制日货运动作了认真总结，认为要根本禁绝日货，必须从启迪大众觉悟、提倡发展实业方面入手，并为此制定了五条新行动大纲：一是实行乡村讲演，以振作民气；二是推广平民教育；三是提倡实业；四是改组风俗；五是传播文化。这个大纲反映了学生们已经在思考如何从单纯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向重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

在这场斗争中，重庆工人阶级也初显力量。1919年6月17日晚，愤怒的轿夫和马弁齐聚日本领署，用泥巴涂抹大门上的日本国徽以示抗议。随后，受雇日商洋行、店铺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给日本人挑水、拉车；重庆码头工人拒绝起运、卸运日货。

1919年年底，五四运动高潮在全国已过，重庆却在反帝反封建的新形势下，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的新高潮，斗争一直持续到1921年。

《新蜀报》开辟重庆新文化运动阵地

五四期间，一批新文化刊物诞生，不断给五四运动输入新鲜的血液。其中，《新蜀报》是川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为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的陈愚生创办，1921年2月1日创刊。

馆址就设在重庆闹市区的商业场西三街，邻近票号、金店、当铺和汇聚的陕西街以及洋行集中的白象街。西三街附近是裱背铺和香烟公司，相对清静。报馆是两楼一底的房屋，楼下是营业处，编辑部在二楼，三楼是单身杂工的宿舍。每天新出的报纸就贴在一楼外面，长长的一列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新蜀报》办刊宗旨是宣传新文化。因此开办伊始，即“猛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开办后仅三个月，就因为支持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谴责买办商人毒打学生，谴到军阀嫉恨，被勒令停刊改组。经多方斡旋，始得复刊。复刊后的《新蜀报》秉持办刊宗旨，以“为民喉舌”、“言论自由”自勉，发表了不少揭露黑暗社会、宣传新思想的稿件，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

1922年上半年，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陈毅、周钦岳先后被聘为该报编辑，陈毅和周钦岳均于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者还是重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的书记。陈毅在《新蜀报》期间，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和文艺作品，终以触犯地方军阀，于1923年9月中旬被“礼送出川”。

1923年夏，萧楚女到《新蜀报》任主笔，他以报为阵地，以笔为武器，撰写了大量社论和评论。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民众的疾苦，更加贴近下层民众。

萧楚女的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生动感人，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仰慕，广大商人、市民、店员、学徒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很有影响。他在《新蜀报》上专门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解答青年们最为关注的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引导青年透过各种社会现象，认清社会制度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本。《新蜀报》的影响更加扩大，发行量由500份猛增到10000份。

《新蜀报》逐渐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感谢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图书馆、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提供史料）

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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