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他一手打造的刘氏企业集团和荣氏棉纺集团、郭氏永安集团、简氏南洋烟草集团被称为中国近代工商界的“四大天王”。其创办的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厂、华东煤矿、中华码头、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等都是名噪一时的龙头企业，为其本人赢得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毛纺业大王”、“企业大王”等诸多美誉，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史上写下了浓重而辉煌的一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全面奋起抵抗，作为一名流淌着浓厚家国情怀的爱国商人，刘鸿生也开始了自己的抗战岁月。 

一、上海：参加抗日救护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随后挥戈南下，进攻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尽管对“自己几十年苦苦创立的企业面临着危险，不能不担心”，但在民族危难关头，刘鸿生毅然申明，“如果日军侵犯，战争掀起，要我毁家纡难，也在所不惜。”

淞沪抗战爆发后，刘鸿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积极参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并先后担任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抗日救国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尽管当时刘氏企业大部分深处战火之中，亟待转移安排，但刘鸿生依然从全局角度，积极为抗战救护工作日夜奔走。

淞沪会战长达三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十分惨重。为了及时救治伤员，刘鸿生以中国红十字会和伤兵救济委员会的名义，联合世界红十字会，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4所伤兵医院，后又增至30多所，病床增至5000余张。他还组织刘氏企业伤员救护队，并动员子女参加抗战救护工作。他的煤业救护队，在抗战救护中最为出色。另外其四子刘念智还暂时抛下公司业务，以红十字会英文秘书的身份，协助副会长兼秘书长颜福庆办理伤兵救护工作。

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物资供应就更加紧张，尤其是药品和衣物。作为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总干事，刘鸿生负责实际工作，坚持每天到会，亲自过问物资的募集和调度，并规定一切单据都要由他亲笔签字方可有效。正是由于刘鸿生的出色工作，供应委员会将征集的大批雨衣、棉背心、药品等各种慰问品源源不断及时送到了前方将士手中，有力的支援的上海抗战，迫使日军四易主帅，粉碎了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二、香港：规划迁厂抗战大后方

迨至上海沦陷，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时年50岁的刘鸿生当机立断，毅然于1938年6月出走上海，暂避香港。

抵港后,刘鸿生并没有就此消沉，决意重整旗鼓,迁厂抗战大后方,再干一番事业，从经济上支援长期抗战。

同年7月，刘鸿生从香港赴内地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了各地的原料来源，市场供应、资金拥有等情况，并初步拟定了在四川筹建火柴厂和毛纺厂，同时在香港也开办一家火柴厂的计划。

随后，他陆续召集刘氏集团的骨干负责人翁文漪、程年彭、王建言、刘念义、刘念智等人飞赴香港，商议建厂的具体计划，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调度和机器设备的搬迁问题。最后决定将九江裕生火柴厂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拆走，运至重庆，用于建设火柴厂；将上海章华厂的机器运至四川，筹建中国毛纺织厂。为了解决火柴原料，还决定在川东长寿办一家火柴原料厂，即中国火柴原料厂。商谈结束后，一套完整的建厂计划和实施方案很快拟定出来，并立即分头行动。

刘鸿生做此一规划，是经过周密打算的。在抗战大后方筹建火柴厂，除了商业利润外，还在于当时四川仍处于使用黄磷火柴阶段，既有毒危害人体，使用也不方便。生产安全火柴，非但能谋利，更能造福社会。至于筹建毛纺织厂，由于当时战争破坏，尤其是大后方交通不便，纱价异常昂贵，重庆每磅棉纱售价2元以上，与其相反，由西康等地运至四川的羊毛却无人问津，价格低廉，如购买国外新式机器，用四川羊毛纺成毛纱，每磅成本只有1元，如此不但谋利，也能促进土货流通，促进大后方经济发展。

规划方案做好后，刘鸿生立即着手准备，第一个筹建的就是香港大中国火柴厂。经过多方筹谋，由刘鸿生、中国国货银行、香港火柴同业和大中华火柴公司四方投资的香港大中国火柴厂于1939年6月6日正式成立，1940年4月开工投产，所出产品物美价廉，行销香港及内地和南洋一带。香港办厂事业基本就绪后，刘鸿生开始考虑四川两厂的创建问题。其实早在1938年九江裕生火柴厂就接到拆迁大后方的命令，但此时日军已经攻陷马当，九江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当时交通运输困难，当裕生火柴厂仅仅将部分火柴原料转运到湘西常德时，武汉沦陷，常德临近战区，面临炮火威胁。在极度困难中，这批原料最终于1939年3月全部运到四川。

三、重庆：主持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

正当刘鸿生踌躇满志，谋划向内地发展之际,1940年12月突然接到蒋介石电邀，请他立刻赴渝。原来蒋介石也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如不振兴大后方经济,抗战将无法长期坚持。因此他请经营有方的刘鸿生来重庆主持经济工作，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刘鸿生自然是求之不得,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实现其发展内地工业的宏伟计划,从而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怀着满腔的热血，刘鸿生趟上了赴渝的行程。

临渝第二天，蒋介石即设宴款待，慷慨表示刘鸿生在沿海沦陷区约值1000万元的企业资产，待抗战胜利后全部由政府一并归还。并向刘承诺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原料给原料。刘鸿生备受鼓舞，欣然受命，迅速地勾画出了振兴大后方的经济蓝图。

但此时的大后方凋敝落后，物资匮乏，又逢战争时期，振兴经济谈何容易？首先办厂亟需机器设备，而刘氏企业的工厂大都在东部沿海，已沦于日军之手。无奈之下，他派出了四子刘念智潜回上海，“偷”拆在沪刘氏工厂的机器设备，并设法运至浦西租界，然后装箱取道越南海防，再进入重庆。该计划十分冒险，因为在日军眼皮下偷运，无异于火中取栗、虎口夺食，一旦失败，还会赔上自己亲身儿子的身家性命。为此，父子俩绞尽脑汁，最后花重金找到了一个外国冒险家，通过他的关系买通了日军司令部的一名少将，花了整整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将500吨设备器材陆续运到缅甸仰光。本来原计划是海运转至越南海防，不料海防此时落于敌手，只好运至仰光取道滇缅公路长途运输了。但在仰光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停留的达官贵人麋集如堵，水泄不通。负责办理运输的西南运输公司，管理混乱，贪污成风，许多人乘机大发国难财。即便刘鸿生托关系弄来几张“予以紧急启运”的委员长手谕，也无济于事。不得已，刘鸿生只得让刘念智购买了12辆美国卡车，自行组织车队完成运输任务。一路风尘仆仆、崎岖难行，更有甚者沿途关卡林立，恣意刁难，让人苦不堪言。经过两年多的辗转奔波，这批器材终于运回重庆了。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刘鸿生还是以顽强毅力和实干精神，在大后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八年抗战，刘鸿生先后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创办和投资了火柴厂、毛纺织厂、水泥厂等实业，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后方基地创造出了上千万元的企业，再次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子”，为稳定大后方军民的生活、补充抗战物资和开发西部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还对刘鸿生的企业多番压迫。尤其是刘鸿生在重庆辛辛苦苦创办的两个内地最大的企业—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不断受到“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侵蚀，到抗战胜利时，官股已占五分之四，几乎变成官僚资本企业。无怪乎到最后，刘鸿生愤愤不平地发出叹息：大老板成了小伙计！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期间，刘鸿生两次见到毛泽东，深为中共领袖的魅力和魄力而倾倒。在交谈中，联想到蒋介石政府的贪婪腐败，刘鸿生更是深刻体会到了毛泽东的深切告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由此，他对毛泽东更加充满崇敬之情，对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繁荣的新中国更加充满希望。他曾激动的对家里人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态度很大方自然，和周围人谈笑风生。当他和蒋介石碰杯预祝协定胜利成功时，我真佩服他的胆量，竟敢单枪匹马来和蒋介石谈判。”尤其是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专门宴请刘鸿生、章乃器、李烛尘等实业界人士，对他们在发展民族工业和实业救国方面的突出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原标题：刘鸿生的抗战岁月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