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重庆歌乐山的市廉政教育基地，有个展柜里放着三枚民国时期的银圆。无数前来参观的人都会伫立在它们面前，聆听“三块银圆”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叫肖林。肖林的妻子叫王敏卿。

1982年，肖林（一排右三）、王敏卿（一排右四）夫妇回重庆，与昔日战友合影

听党安排，“下海”经商赚钱

肖林本名肖本仁，1915年7月生于江津县（今江津区）李市镇两岔场桃子沟。

他父亲是舀纸匠（从事草纸制作），虽是一介村夫，却深知文化的重要。肖林发蒙时，就被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堂读书。不久，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聚奎小学，后来又考入重庆求精中学。在学校，肖林受到新思想影响，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默退。

肖林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临时校工时，结识了短期在校任教的周敦琬（后来成为江津县地下党第一任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个女委员）。在这个有“江津才女”之称的女教师帮助下，肖林不仅试着在该校上课，还练习写诗。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

1936年，经朋友介绍，肖林进入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工作。同年，他在重庆参加救国会。救国会的总干事叫漆鲁鱼，与肖林是同乡，两人很快成为朋友。这一时期，肖林组织了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一边积极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诗歌创作。

1939年7月，肖林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民生公司秘书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他化名肖旭初，主要是向党组织提供经济情报。

任民生公司职员的肖林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拨款，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经费更为紧张。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指派肖林“下海”经商，为党筹措革命经费。肖林首先想到回江津，在县城开一家商行。

周恩来对开展党的地下经济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找肖林谈话，钱之光也在场。周恩来告诉肖林，你的对上联系人是钱之光同志，对下没有联系人。你到地方上特别是到江津后，决不能与江津地方上的党组织发生联系。周恩来特别强调，你去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钱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党的事业。

党组织选择肖林，是因为他曾经在民生公司上海物资采购部工作，对抗战时期重庆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被调回重庆后，又分管公司物资部工作，还有秘书身份，和商界人物多有接触。

肖林接受任务后，首先从钱币交易市场开始，学习资金拆借、黄金美钞买卖等知识。1941年4月，肖林与妻子王敏卿回到江津。王敏卿是巴县人，王家在当地从事药材生意，是远近闻名的大户。她年轻漂亮，非常能干。早年在重庆农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肖林夫妇在江津县城创办了“恒源字号”商行，还在老家李市开设了分号。主要业务是从湖北的三斗坪贩运土纱到江津，又从江津贩运食糖、柑橘等到重庆销售。曾经常和文学打交道的肖林，突然间变成了“生意人”，不少亲人和朋友都不理解、不支持。

肖林夫妇起早贪黑，寻求商机，细心地操持每一笔生意。肖林颇具经商才能，他扬长避短，能伸能屈，机智果敢。在生意场上，时而左右逢源，时而绝处逢生，“恒源字号”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江津期间，肖林夫妇决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只与上级派来提款的同志单线接触，不折不扣地将一笔笔款项交给党组织。江津地下党一名负责人（即刘国定，后叛变）似乎看出一点端倪，企图与他们接触联系。这名负责人正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但王每次总是机敏地、恰到好处进行回避。幸好，上级党组织及时将这名姓刘的党员调走。

为了麻痹当局，肖林表面上仍扮演着文学青年的角色。生意之余，他决不参加一些敏感的社会活动，而是埋头写诗。在江津期间，大公书店负责人张西洛还为他出版了诗集《南山在生长着》，发行了2000多册。在民主革命时期，这是江津本土出版的惟一一部个人诗集。

积极经商，生意越做越大

为筹集更多的经费，壮大革命队伍，肖林经钱之光批准，决定扩大业务，与上海大生公司合作，在重庆注资开了一家大生公司，增加五金、木材、西药等业务。1945年，肖林回到重庆，接任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后来，他又将生意做到了南京、青岛、上海等地。

肖林从“下海”经商的第一天起，一直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钱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党的事业。”

肖林经商获得的利润，除了留下一部分扩大经营规模外，其余都上交党组织。只要接到上级指示，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钱安全送到指定地点。他的原则是“组织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想方设法凑也要凑足，绝不能误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上级组织对经费的支出越来越大。肖林发现重庆市场对从上海、广州等地运来的商品有极大的消化能力，而华东、华南乃至华中地区对来自西南地区的农副土特产也有极大的购买力。他看准市场需求，生意快速扩张。

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随之东迁。这一年，肖林和王敏卿有了新的任务：到上海开展地下经济工作。

因为之前和上海大生公司有合作，肖林在上海很快打开了局面，开了一家新的贸易公司，取名“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肖林经商总是棋高一着。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就在上海浙江中路上

当时，山东解放区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随船运到上海的，还有在山东解放区缴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这些黄金和货币到了上海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它们被悄悄转送到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为了遮人耳目，黄金和货币被藏在盛花生油的油桶中。

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进行交易，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方便党组织使用。

肖林在国统区的生意场上为何能一帆风顺？原来，他巧妙地找到了两班能为自己生意“服务”的“顺风车”。

第一班“顺风车”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与李弥前妻的关系非常密切，李弥前妻也是这家公司的出资方之一。而公司总经理，正是肖林妻子王敏卿的“娘家人”。

第二班“顺风车”是文强，是当年肖林在白沙镇认识的周敦琬的第二任丈夫。周敦琬虽然去世，文强也已投靠国民党阵营，此时任国军徐州“剿总”中将副参谋长，但他对江津来的客人肖林，颇有好感。

肖林当然不会错过这些难得的机会。他总是找李弥、文强二人套近乎，终于搭上了这两家有着军方背景的“顺风车”。他在青岛开了分公司，公司运往上海的货物，在山东都畅行无阻。

肖林每次都会趁机捎带一些不能公开运输的东西。例如上海的西药、敷料、医疗器材等，就通过这个渠道转送到苏北、鲁西南、豫东、皖北等解放区。肖林在青岛、济南、徐州、蚌阜等地做生意赚得的法币和回购的黄金美钞，也随车运回上海。一车一桶金，得了个大赚。

肖林夫妇也曾遇险。王敏卿在上海时，她的身份一度暴露。原因在于，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刘国定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刘国定一直跟踪肖林夫妇，终于发现了王敏卿在上海，于是带着一帮特务来抓人。好在头天晚上，王敏卿转移他处。

陈市长批准，留下三块银圆

肖林的公司被称为“地下党的秘密金库”，肖林夫妇掌管着地下金库的钥匙，他们的安全就是金库的安全。

解放战争时期，华益公司赚来的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抚恤烈士家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在国统区物价飞涨的时候，地下党组织还对一些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给予照顾。北平解放后，民主人士去北平的路费，也是由地下金库支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肖林、王敏卿的身份公开了。肖林进入军事管理委员会，穿上了军装。他被军管会分在了轻工业处，任副组长，接管中国纺织品公司。这时，他向党组织主动上交了早前生意场上经营结余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和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这一举动，惊动了上海政界和商界。

一天，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专门约见了肖林。陈毅说：“早就听说我们有位四川肖老乡很会做生意。

这次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我多次收到一个叫肖林的人送来的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大量的钱款。我今天终于见到这姓肖的人了。”接着，陈毅又表扬了肖林在革命胜利后，把生意上赚得的巨额资产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组织的事。

肖林夫妇留下的三块银圆

畅谈之余，肖林向陈毅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留下三块银圆，作为他们夫妇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陈毅朗声答道：“你肖林为我们党的地下经济工作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同意你留下三块银圆，就给你作个纪念。我们都要记住这三块银圆，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就不会变。”陈毅还风趣地说：“肖老乡，你是受党组织派遣去开商行，办公司，做买卖的，你赚的钱都交给了党组织，所以叫你肖老板不恰当，叫你红色掌柜最恰当！”

于是，肖林被称为“红色掌柜”一事又在上海各机关传开了。

1982年，肖林作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在北京再次见到了钱之光等同志。钱之光高度评价肖林：“从恒源、大生，再到华益，肖林同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而且还有一只聚钱的斗！”“肖林的公司在经营时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在结束时还上交中共中央黄金12万两，财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肖林非常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原标题：红色掌柜的秘密使命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