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近日在南滨路落成。这里，每天人来人往，人潮络绎不绝，成了一个新的打卡地。
纪念馆建在130年前名叫安达森洋行的旧址上。馆内有新建筑也有老建筑，新旧工艺和材料交替使用，紧凑端庄，厚重低调。其中最高处那栋双层仓库外观，恰似故宫博物院的建筑形态。仓库变展厅，在滚滚长江边，静静诉说悠悠历史，回溯当年文物南迁至重庆惊心动魄的故事！
傍晚时分，站在门前宽大的广场上，枯水季节，江面收窄了许多，波光粼粼的水线在蠕动在涌动，疑似鱼尾纹的素描，疑似“字水宵灯”典故的影子。两江四岸高楼鳞次栉比，灯饰蜿蜒魔幻，尽显辉煌。
看到悬挂的这张照片，据说是一个老重庆人的捐赠，站在朝天门沙滩上拍下百年前的南滨路一线，安达森洋行靠江边一道宽厚的堤坝，固若金汤，铸成一条抵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安全底线，添加一个明亮宽敞的小广场，摆出一副“来了就是重庆人”的架势——对重庆南岸一见钟情不想走了！旧照里的慈云寺，没有现在门前那栋中西合璧的标志性建筑，里面的古塔倒是很像个罗汉，露出憨厚的微笑。
另一张照片，应该是站在龙门浩老街拍过去的，重庆老城上空一片灰暗，满眼沧桑，江岸线上长长的黑色宽带有些模糊，那是贫民窟的吊脚楼。突然狂风暴雨，山洪暴发，那原本依山而建临江而起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如被风卷残云随波逐流，淹没在汹涌的暗流中。照片留住了南滨路一角，绿树成荫，一栋栋洋房别墅星罗棋布。
1890年重庆被迫开埠，洋行齐聚，南岸成了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时空穿越。午夜时分，最后一箱文物从船上卸载，转入安达森洋行那条专用的铁轨，两人在高处搅动缆绳，两人推着箱体稳步上行，然后四个人抬着这箱文物进入双层仓库的第二层。故宫博物院现场负责人严格按照之前的统一编号清点签字画押。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走下仓库长长的石梯，环顾四周，夜色苍茫。白天日本飞机的轰炸声消失了。执勤的便衣拍了拍腰间的“硬火”，做了个手势驱车而去，一辆马车“吱吱嘎嘎”匆匆走过，远处传来零星的鸡鸣狗叫声。他抹了几下胸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安达森洋行旧址专用铁轨
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北京告急。故宫博物院紧急启动文物南迁上海的工程，在北京全城寻找文物爱好者商定打包装箱等事宜。一年后，人力转小推车，又转汽车，再转火车轮船，13000多箱文物从此颠沛流离，行程大半个中国——到上海，发现选择的仓库湿度太大，并不适合文物存放，关键是战火由东北烧过来了。在南京，刚建成的永久性博物院正待启用，淞沪会战失败，南京岌岌可危。赶紧兵分三路，一路往西安到四川峨眉；一路经湖南准备去贵州；文物数量最多的一路走水运先到武汉安身。可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令武汉提前闻到了腥风血雨。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的精品文物刚刚转出，图书馆即遭日本炸毁。刚到峨眉大佛寺安顿下来，又担心目标过大引来日机轰炸。真可谓措手不及，险象环生，命悬一线。
那个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无法保护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瑰宝，文物被迫南迁。从武汉撤离宜昌就再也走不动了，山高林密无路可走，枯水季节无法通航。危机关头，故宫文物巧遇耿直的重庆人。以卢作孚民生航运公司为代表，联合其他洋行，改用小的机动船，硬是在春雨暴发前夕闯过三峡无数险滩暗礁，历时四个月，将文物全部安全运到了水流相对平缓的重庆嘉陵江千厮门码头。
故宫文物与南岸的缘分也就此拉开帷幕。
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先生亲自到重庆考察研究，选址菜园坝开凿山洞存放文物。但方案很快被否定。洞口离珊瑚坝临时军用机场太近，极易被日本飞机轰炸；工程浩大，时间拖不起，预算费用太高。淞沪会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元气。
找房子就是找仓库。国难当头，给出的条件不复杂：建筑体必须是钢结构的，坚固，可承重；墙面必须是洋灰（水泥）敷成的，可防潮。可就是这样，满足条件的地方也很难寻找。
渝中区陕西路打铜街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二楼成为首选。那可是当年重庆的富人区，有民国“华尔街”之称。可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戒，以及长长的搬运队伍很快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包括运输船舶停靠的码头。日本为了尽快确定轰炸的重要目标，也在广泛物色特务，甚至向重庆空投间谍。
安全的底线思维在快速调整：离码头更近点儿，离中心城区偏一点儿，仓库建筑体更隐蔽一点儿———
就这样，一江之隔的南滨路进入了视线。而且日本公开承诺，在重庆的外国洋行使领馆以及住宅区列为战争保护区，其中包括弹子石到龙门浩滨江路一线。
渝中远眺安达森洋行旧址
“日本租界！”有人提议，这里刚刚被重庆警察局接管，那里曾经是工厂、洋行、仓库最多的地方。常言道，越危险的地方可能越安全。
这个想法不是空穴来风。1891，也就是重庆开埠后第二年，日本就强行将弹子石的王家沱片区划为自己的租界，成为日本在重庆的“国中之国”。其凶悍程度远超强行撞开重庆开放大门的英国。日本人在租界胡作非为，童工妇女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中共重庆地下党领导下，弹子石租界及南滨路沿线工厂工人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反日斗争，最终将日本的洋行工厂和军舰全部逼出重庆，王家沱结束了长达36年屈辱历史。
既然日本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谁敢把文物往那里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德国希特勒已经轻松搞定奥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英国等西方列强无暇顾及海外侨民。日本控制的亚洲太平洋战局走向登峰造极之势，美国德国英国苏联等在重庆的大使馆相继被炸，英国大使馆被日机轰炸次数最多，先后5人受重伤，纷纷躲到南山树林里去了。幸亏没有选择他们。
几乎不约而同地看上了来自瑞典的安达森洋行。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安达森洋行旧址
重庆开埠第二年，安达森从北欧辗转到中国内陆城市做生意其实并不容易。当时最赚钱的石油、猪鬃、布匹等业务集中在这些带来军舰国家的洋行。重庆猪鬃，能给枪炮机械提供最好的清洁工具，因为战争升级成为抢手货。资料显示，安达森的主营业务也是猪鬃，还有肠衣和香肠等山货。而英国的立德乐、白理，法国的吉利，日本的新利，甚至重庆本土的聚福洋行经销猪鬃业务量都在安达森之上！那个时候的安达森也许就像个与世无争老态龙钟的和事佬。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的洋行纷纷关闭撤离，安达森的生意却能维持30多年不败不撤，其中自有奥妙！
国际大环境下的国家安全成为故宫第一选择！
安达森洋行旧址全貌图
当时安达森仓库共有五座，总面积达一万平米，临江而起，依山而建，自然错落，坐北朝南，明显吸纳重庆吊脚楼元素。仓库上中下三层都有开窗，尤其那外圆内方别具一格的青砖玻璃窗，不仅遮风挡雨，还能增加仓库光亮，让空气对流。仓库地面下还埋有一层干燥河沙。外墙条石坚固，立面土墙封顶，水泥敷面，中间四梁八柱用的大圆木够一人环抱，八米高的空间全是中式穿斗木质结构，货物存放分类标识特别方便，承放贵重物品的能力也特别强。一下子拿出四座仓库，也是竭尽所能了，豪迈大方。这应该是故宫第二个选择条件。
水泥敷面，上中下通风口
水运是当年最大的最便宜的运输线。安达森最下端那座仓库就在当年靠江边的马路边，自己修建的防洪挡墙外就是码头，铁轨的起点就在江边，可以很方便将文物直接轻松拉到最上段的双层仓库门口，从上往下抬，自然省力省事，可以有效避免货物长时间暴露在外的泄密风险，进退有余。这应该是故宫看重的第三点。
还有第四个选择。那就是隔壁邻居慈云寺。慈云寺定名于扩建修缮后的1927年。慈云寺那座中西合璧非常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已基本完工。就在慈云寺门口下方，有一石刻青狮雕塑，川康仓库旁边的白象街有一石象，“青狮白象锁大江”一直流传民间。积贫积弱刚从封建社会走进民国的旧中国，请理解来自普通老百姓对自身安全善良虔诚的渴望心情。安达森选择这里安营扎寨，其寻求庇护安全的考虑，思维缜密藏而不露。
因为战争，南滨路商贸开始萧条。安达森洋行的日子想必好不到哪里去。突然接到这么大个单，自然是喜出望外，格外珍惜。每次接到轰炸警报，安达森指挥员工将瑞典国旗高高挂起。瑞典国旗被誉为“从天而降的十字旗”。唯恐日本飞行员看不清楚，他们找来船上用于保护货物的厚厚的帆布拼接，用油漆绘制成更大一面蓝底十字黄的瑞典国旗直铺在小广场上，相当于双保险。所有人把守仓库下面及周边角落，严阵以待，做好炸弹掉落下来炸开仓库一个洞的应急准备。真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奇迹发生了。1941年8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日机不分昼夜对重庆持续“疲劳式”轰炸，南岸也遭遇最密集炮弹袭击，包括日军当初划定的南滨路安全区也未能幸免于难，慈云寺却毫发未损！安达森安然无事！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其实战备能力强，忧患意识强，有重庆人的厚道与坚强，有强烈的责任担当！
剩下1800多箱文物为何选中法国吉利洋行呢？没有多少资料考究。
但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开埠后重庆城最大买办之一黄锡滋所经营的公司：聚福洋行，成立于辛亥革命前夕。注册资本是中资却取名洋行，靠的是买通法国领事馆，吉利洋行和之前的法国永兴洋行先后出任谈判代表，搞了个阴阳合同，每年由聚福付给法方“挂旗费”几万两银子，悬挂法国国旗冒充法国商船出航，享受法国水师派兵护航，从而免受军阀官匪敲诈勒索，免交不少税费。这种理念在当时已经非常前卫了。这也说明吉利这种缺乏忠诚的灵活经营方式，反过来可能养了懒汉，坐吃山空，仓库闲置。故宫赶在日本对重庆大轰炸之前将文物再次转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吉利洋行就灰飞烟灭了。
故宫文物南迁，多次死里逃生。唯独重庆南岸，南滨路上，跟文物最有缘，最重庆，最故宫。如果当年文物不再转移，川康仓库不被炸是侥幸，吉利洋行不被炸是偶然，安达森洋行不被炸是必然。抗战结束，分藏于西南地区的全部文物，在重庆南滨路大团圆，两进两出，好事成双。故宫博物院最终确定此地建南迁纪念馆，这无疑是对重庆南岸的最大认可！自然天成。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要吸取和借鉴的。从堤坝到铁轨到仓库到国旗到邻居，安达森入驻重庆南岸，夯实的安全基础，打出的安全组合拳，根植的重庆本土文脉，创造了跟故宫南迁文物的最佳缘分。
咖啡厅人流如织。钢筋玻璃加木质结构的仿古造型，让天穹增添了几分神秘感，酿造红酒和咖啡的大木桶梯次排列，传承的，依然是厚重感、真实感。喝着咖啡，哼着小曲儿，翻着书报，聊着心事，讲着故事，随意，惬意，执意，心随人愿，面对长江，背靠“故宫”，平添几分文化范儿。 人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居安思危往往会淡出底线思维之外，总是在发展与安全的跷跷板上踩出毛病。当年故宫文物南迁演绎出一步被动处处被动的悲壮历程，折射出旧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实质，对日本侵吞甚至灭我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没有提前预警，更谈不上提前打出什么组合拳。最后时刻，万般无奈之下，故宫唯一能想到的能利用的，恐怕就只有隐居乐山、峨眉山间田野所剩无几的祠堂了。
角楼咖啡
万事万物，一旦只剩下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实已经没什么底线可言了。
风雨百年，青史可鉴！
文/张树金
注：有关文史资料参阅《重庆市南岸区历史文化系列丛书》《紫禁城》杂志“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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