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2日，段祺瑞南下抵达南京。图为南下时的段祺瑞
1933年，有传言准备“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字芝泉），忽然从蛰居的天津南下上海，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沉重一击。
段祺瑞南下是蒋介石的主意。在此穿针引线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上海银行家钱新之。钱新之系近代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曾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与张嘉墩、陈光甫、李铭同被称为“金融界四巨头”。
一、钱新之出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举出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随即又把魔手伸向华北，拟继续组织傀儡政权，并在京津地区物色合适人选。“北洋之虎”段祺瑞因过去声望显赫，且一向亲日，故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天津段公馆一时来人甚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就曾数次拜访他，请他“出山”，段心思犹豫，未明确态度。
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虽机密，还是被蒋介石的耳目探听到。蒋介石获悉这些内情，焦虑不安，他知道段祺瑞虽然早已下野，但势力和影响决不容小觑，一旦真的上了贼船，或许还会掀起恶风浊浪。为防患于未然，蒋介石决定设法劝说段祺瑞南下，以脱离日伪的蛊惑，免得到时真的下不来台。
不过，要能说动段祺瑞南下，亦非易事，人选很关键。蒋介石想到的最佳人选是钱新之。
蒋介石与钱新之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钱新之就与陈其美、陈其采一起办事，二陈又都是蒋的恩人，因此蒋对钱新之不仅早已认识，而且十分敬重。钱新之也早已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开始北伐后，钱新之代表“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秘密赶赴外地见蒋，捐了40万元，真若雪中送炭，蒋介石一直感激不尽。
说起来，蒋介石与上海银行家关系都很密切，因为蒋介石用钱的地方多，需要银行家的帮忙。北伐到上海之前，蒋介石因军费拮据不够开销，向上海银行家暗中呼吁。这批人审时度势，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向老蒋送钱。钱新之只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非要他们出山做官，结果只有钱新之买他的面子，当了财政部次长，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还在广州，实际部务由钱新之主持。但钱也无意仕途，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就不干了。后来蒋介石又想派他出任驻法公使，钱也未应命。
而且，因为曾在北京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算是北京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钱新之与段祺瑞也有交往，更与段的几名亲信有旧情，可以从下而上做工作。以他的身份，即使为日伪侦知，也不易暴露其来天津的真实意图。
何况，动员段祺瑞南下的一应开销，也是一笔巨款，钱新之也大方表示，可由银行出面承担。
天时地利人和，钱新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二、陪同段祺瑞南下
交通银行钱新之档案中，有几份蒋介石与钱新之之间的密电，记载了他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天津迎接段祺瑞南下的“秘密工作”。
一切安排妥贴，1933年1月，钱新之持老蒋的亲笔签名信，前往天津面见段祺瑞，一定要他南下“共商国是”。钱新之到了天津后，没有直接去见段祺瑞，而是先找到了段的亲信曹汝霖、李思浩。李是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小同乡，与蒋介石、钱新之素有往来，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当时也寓居天津。
钱新之在李的陪同下，前往段的寓所拜见。钱转告了蒋的问候，并说等将来国内局势稍微安定后，拟改组政府，请段出任总统，他自任副总统。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六十年·吴鼎昌、钱新之列传》一文中说，李思浩曾回忆此事，告诉他说：“合肥（指段祺瑞）当时姑妄听之而已。”想想也是，以段的阅历，哪能会听几句客气话，就当成真的呢？
钱新之又说，蒋先生想请先生南下住一段日子。至于条件，一切从优，可以国民政府名义每月拨给生活费2万元。段的手下亲信，每月也给1000元津贴。实际上，段的亲信段宏纲（段祺瑞的侄子）、李思浩等，已经被钱新之事先做了说服工作，都同意南下，因此也鼓动段南下。
段祺瑞本来还在观望，虽觉得日伪难缠，天津决非久留之地，何况落水做汉奸的恶名，谁能承受得起，但又感到没有地方可去，有时还害怕日伪方面加害于他。蒋介石既然谦恭执弟子礼来请他，而且条件优厚，给足面子，不如顺水推舟，于是答应了蒋的邀请。不过他在别的场合，矢口否认南下的真正原因，只是说，二女儿在上海读书，很想去沪上团聚，住上一段时间；而且那里离普陀山近，他研究佛学多年，还想去那里烧香朝拜，“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以见他谈谈”。
蒋所派的人，段祺瑞没有明说，其实就是钱新之。至于段倚老卖老，自称老师，也是事实。因为蒋介石早年曾就读于保定军官学校，而段当时兼任该校总办，虽不曾为蒋授业解惑，但老师一说也算是名副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是直认不讳的，他曾对段宏纲说：“我亦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
在钱新之的陪同下，段祺瑞坐火车抵浦口，再由浦口过江抵南京下关码头。1月22日，蒋介石通令所有少将以上军官到南京浦口车站迎接段祺瑞，蒋介石本人一身戎装亲自等候在下关码头，这使得段祺瑞十分感激。段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后，乘火车前往上海。
三、资助生活费用
起先由上海市政府安排，段祺瑞住进武康路的世界学社，不多久，时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也是段祺瑞学生的陈调元，执意要将自己在宝昌路的一座洋房（后拆除，现为上海新村所在地）让给他居住。
段祺瑞连家带口，一大帮子人住进去，竟绰绰有余。段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每日只以读书、诵经、手谈为乐，其时附近还很幽静，花园面积很大，有一块大草坪，段祺瑞常常在清晨绕着大草坪走上一大圈，直到身出微汗才回到屋内。不过前来拜望他的新贵、旧友还是络绎不绝。
段祺瑞在上海的生活，仍由钱新之等人照料。钱也尽心竭力，不敢怠慢。3月初，老友部属许世英、陈调元接段祺瑞到极司非尔路76号叙谈，段特地关照，要钱新之也到场。许当即修书一封，要钱新之“驾临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一叙”，又怕钱新之不领情，特地说明“时合肥在座”。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故被尊称为段合肥。钱接到许世英的通知，立即赶去陪谈。
4月初段祺瑞发胃病，钱新之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得以很快痊愈。连远在天津的曹汝霖也写信给钱新之，表示“欣慰”，称：“合肥此次病愈甚为欣慰，惟高年病后调养尤为紧要也。”这两封信函，今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钱新之个人案卷中（B-351）。
按蒋介石的意思，钱新之每月给他2万元的生活费。钱新之送的钱，都用蒋介石的名义，从不归在自己名下，这就是钱新之的高明处。在交通银行档案中，为段祺瑞在上海的生活安排，蒋介石与钱新之有多封函件往来，如1933年春节前夕，钱新之请示蒋介石：“去年所送礼金数目记忆不清，请电示金额，当于年内代送。”旋即蒋介石来电，请代送2万元“红包”。钱新之遵命照办，并回复道：“年敬2万元已代面呈，段先生嘱代电谢。”
蒋介石自己在南昌行营围剿红军时，还不时通过钱新之来电问候，可见蒋介石对这位老师的确恭敬有加。1934年11月14日，蒋介石来电相询：“段先生近日健康否，请代问候”，钱新之17日回电道：“芝老近日康健如常，已代问候，嘱道谢忱。”
对于蒋介石如此关照，段祺瑞心领神会，一再对外表示：“救国必须自救，爱国不分朝野。”汉奸王揖唐来电要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也被他托辞拒绝了。
四、葬段氏于何处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大出血，虽送宏恩医院急救，但因出血不止，不治身死，享年72岁。段死后，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国葬”待遇。但葬在哪里，却有不同声音，据说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南方将段安葬，但家人及亲友都主张段葬黄山，因为段是皖人，葬于皖南，合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旧俗，蒋介石为此还拨了20万元，在黄山购置了一块坟地。惟段的长子段宏业表示：“蒋介石不是好人，老爷子的遗体，千万不要和他沾边，还是应该安葬到北方去。”
旧时讲究长子代父，家中意见总以长子为主，结果段家达成一致意见，一定要将段的灵柩运往北京安葬。后来灵柩果然运抵北京，暂厝于西山卧佛寺，七七事变后，因形势所迫，草草下葬，解放后由章士钊等人操办，段氏被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但据钱新之档案，蒋介石并未反对段祺瑞安葬北京。在葬哪里的问题上，钱新之曾暗中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芝师葬地，弟无成见。总以其家族之意见为重。唯弟意，芝师生前事业究在北平，故若营葬北平，亦可为民族历史增光宠也。”可见蒋介石也是赞成段祺瑞北葬的，当钱新之将蒋介石的意思转告段家时，段的家人朋友才松了一口气。
从金融史的角度看，钱新之的地位与影响，不及张嘉墩、陈光甫、李铭三位银行家，但与蒋介石的亲密程度，却有过之无不及，这从钱新之的这一秘密使命，也可看出一点端倪。此事颇可佐证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也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段秘闻逸事，而更可联想的是，在危急关头，银行家所能发挥的多重作用，绝非简单局限于经济领域，也绝非简单呈现于透明层面。顺便补充一句，以上蒋钱往来的函电，可见之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交通银行档案，并收入于该馆新近出版的《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中。
解放前夕，钱新之离开大陆逃往香港，后又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病逝，终年73岁。
原载：《世纪》2009年第1期 作者：邢建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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