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一天，京师长安皇宫大殿上，皇帝与众臣济济一堂，神情肃穆。奏言者慷慨激昂，声震屋宇；未奏言者凝眸沉思，似欲反驳。若不细听，还以为他们在争议军国重事呢。
毕竟，“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的藩镇、臣党、宦祸、边患、民变，已将繁华似锦的大唐弄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各地告急、求饷、求兵的文书，整天价雪片般飞向朝廷。颇为棘手的军国重事，往往迫使皇帝与大臣们会聚大殿，彻夜论辩。
不过，今天好像与往常不同：皇帝和重臣们不复往日常见的焦虑和无奈，反而显得超脱，甚至是无聊；论辩者也少见重臣，反而是太常博士、吏部郎中等素常没机会当殿陈奏的小臣；他们争吵的，也不是什么急报、警报，反而是“《诗》曰”、“《书》曰”等之乎者也。他们在争辩什么呢？
一、唐初皇家“始祖”的选择
隋末，炀帝无道，群雄纷起。李渊趁机起兵反隋。618年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武德七年（624年），唐陆续平定群雄，统一全国。随着唐朝建国、统一，各项礼制也逐渐恢复、健全。其中，给皇室寻一“始祖”，成为唐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事情。
本来，李渊若不称帝，他这支的“始祖”，倒无需耗时费力去找寻，但既然称帝了，就得郑重其事。毕竟，秦汉以来，历朝皇室相沿成习，都要给自己找一显赫先祖，以证明天命有自，皇权神授。
出身寒微，凭军功跻身上层，常被膏腴华族鄙视的李唐皇室，自卑心理实难消除。因而，李渊一度攀附当时北方汉族望族赵郡李氏。不过，相较皇家，赵郡李氏的分量有点轻。李渊转而尊十六国中的西凉（400年—421年）创建者李暠[hào]为“始祖”。
或许嫌李暠还不够显赫，李渊索性追认春秋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为李唐皇室“始祖”，而这也极有利于获得当时兴盛发达的道教对皇室的认可与支持。
二、唐太宗至唐玄宗“始祖”的确定
唐太宗或因老子年代久远，谱系难稽，因此，他还是倾向以李暠为“始祖”。对此，房玄龄等皆无异议。于志宁却以为，西凉国祚短暂，又僻居西北一隅，“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争论一番后，不了了之。
唐高宗不但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还将道教经典《老子》钦定为经书，与儒家经典一并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
自称弥勒佛转世的武则天以周代唐，尊崇佛教、贬低道教，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也被蠲除。唐中宗复国后，恢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唐玄宗正式确定老子为皇室“始祖”。
三、唐德宗年间宗庙“太祖”的争议
既然从高祖到玄宗，最终选定老子为皇室“始祖”。为何50多年后，朝廷又爆发了持续20多年的“太祖”之争？如果仔细听听论辩者的发言，你会发现，他们争辩的话题，和一百多年前的争辩，其实不一样。以往，君臣们论辩的是老子、李暠谁是皇室“始祖”；唐德宗时，群臣争辩不休的，却是举行宗庙大祭时，被尊为宗庙“太祖”的李虎神主（牌位）朝向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祠堂主（牌位）的陈列方式
原来，李渊称帝时，虽循礼追尊祖父李虎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父亲李昺[bǐng]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却追尊高祖父李熙曰“宣简公”，曾祖父李天赐曰“懿王”。直到唐高宗咸亨五年（674年），才分别追尊李熙、李天赐曰“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
李渊在世时，李熙、李天赐尚未出“五服”（四世祖以下），与皇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他们的神主（也就是牌位）得以供奉在皇家宗庙中。随着高宗、中宗、玄宗等依次谢世，李熙、李天赐与皇室的血缘关系已终结，他们的神主也被依次移出皇家宗庙，安置于德明皇帝（被唐玄宗追认为皇室远祖的皋陶的尊号）、兴圣皇帝（李暠的尊号）庙中。
按礼制，举行宗庙大祭礼（禘祭、祫祭）时，“太祖”神主应置于庙室正中尊位，面向南方；其余子、孙诸神主，按昭、穆（“太祖”以下后世子孙，第一代称昭，第二代称穆，第三代称昭，第四代称穆，以下类推）次序，分别置于“太祖”神主左、右，向南依次排开，面向西（昭列）、东（穆列）。若“太祖”即“始祖”，神主陈设不会有争议。可是，被尊为宗庙“太祖”的李虎，却是“献祖”李熙之孙，“懿祖”李天赐之子。大祭时，若将李虎神主置于最尊首位，那么，“献祖”李熙、“懿祖”李天赐的神主只能置于众子、孙昭穆行列中，古人谓之“抑祖从孙”，乱了辈分，合礼却不合情；若将“献祖”李熙神主置于最尊首位，那么，李虎宗庙“太祖”的尊号就名不副实，合情却不合礼。从情？从礼？颇令君臣纠结万分。争议能持续20多年，症结就在这里。
早在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礼仪使于休烈或许想快刀斩乱麻解决此问题，索性建议将“献祖”、“懿祖”的神主迁置它处，太祖李虎以下后世子孙，依昭穆依次序列。这一合礼却不合情的方案虽被唐代宗采纳，但群臣非议不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太常博士陈京提议，应仿魏晋先例，将“献祖”、“懿祖”神主置于德明、兴圣二远祖庙中。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大祭时，应“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也就是说还是要以献祖李熙打头。若“太祖”神灵有知，不会怪罪后人。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恰恰可以体现出太祖“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的智慧和胸襟！朝廷又采纳其说。
颜真卿的建议，到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遭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吏部郎中柳冕等人抨击。他们认为，应舍情取礼，恢复“太祖”东向之尊。韩愈则重申颜真卿孝道为先，抑礼从情之说；工部郎中张荐建议，干脆将宗庙“太祖”尊位虚空，所有先帝神主，皆入昭穆次序中。司勋员外郎裴枢建议，在献、懿二祖陵寝中修建石室，存放他们的神主。陈京则坚持他于建中二年提出的建议；京兆少尹韦武建议：袷祭（大合祭）时，“以献祖居于东向”；禘祭（祭祖）时，以“太祖”居尊位。众臣引经据典，争辩不休，于是就上演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其实不光听得片言碎语的随侍们凌乱懵逼，唐德宗也是无所适从，因而一直拖宕到贞元十一年，才诏群臣平议。左司郎中陆淳建议采纳陈京的建议，也就是将“献祖”、“懿祖”神主置于德明、兴圣二远祖庙中。唐德宗“依违未决”，又拖到贞元十九年，唐德宗再饬臣僚博议。王绍、王权等援引《诗经》、《礼记》立论，才促使唐德宗最终裁定：正太祖景皇帝东向尊位，献祖、懿祖神主祔祭于德明、兴圣皇帝庙中。至此，断续20多年的宗庙“太祖”礼仪之争，才算勉强画上了句号。
在现代人看来，唐初戎马倥偬，百废待兴；唐后期，藩镇、宦官、党争、边患、民变，将繁华似锦的大唐闹得乌烟瘴气、分崩离析。统治者不是应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恢复盛世为急务吗？他们为何徒耗数十年时间、精力，汲汲于无聊、无谓的事呢？其实，按现代观念来看无谓、无聊的事，对唐朝统治者而言，却都是关乎礼教名分、皇权神授生死攸关的要务。对唐初皇室而言，无论是自称赵郡或陇西李氏支脉，还是冒认老子为始祖，虽都缥缈无稽，却既是证实皇权神授、政权正统屡用不爽的利器之一，更是出身寒微，却硬要在门阀观念强烈的时代，努力攀登权力金字塔尖的李唐皇室克服自卑心态、睥睨名门望族的手段。唐德宗年间皇家宗庙太祖神主朝向之争，虽是情、礼冲突的反映，但更被统治者视为强化孝道伦理，培养孝忠舆论，强化因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而遭严重削弱的皇权，重建礼秩，维持唐朝统治的治世良药。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日）户崎哲彦：《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咸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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