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多万日军占领南京，一场惨无人道的疯狂杀戮就此展开。
从12月中旬至次年的1月底，40余天的时间里，南京城如同人间炼狱，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一刻也没有停止杀戮，中国30万军民，永远的在敌人屠刀下失去生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笔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血泪账，刻在历史长河中！
南京城西部，西方侨民组建了一个“安全区”，虽然并不是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但也保护了20余万的中国难民得以逃过日本侵略者的屠刀，成了历劫之后的幸存者。
在他们之中，有一户詹姓人家，父亲名叫詹士良、母亲叫詹潘氏、两个儿子分别叫詹长炳、詹长麟，小女儿名为詹兰英，他们祖籍安徽，现在世居南京，这里早已经成为他们挚爱的家乡。日军的暴行，他们亲眼目睹，一颗复仇的种子在那个时候深植在他们的内心。
日军十分暴虐，手中又持有武器，手无寸铁的平民如何才能向日本侵略者报仇呢？詹长麟数次历经生死，不顾个人安危，成功以投毒的方式向日本人复仇，并且全身而退，活到了95岁，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说起詹长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之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普通人”，1913年出生在南京的一个普通的家庭，他在那个年代算是幸福的，在15岁之前，因为有父母的呵护，没经历过什么大的风浪，直到15岁那年，才离开家里，到国民政府警卫队当了一名小勤务兵。
时间来到1932年，詹长麟19岁，在这一年他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参加了淞沪抗战，当兵和参加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经历过战争之后的詹长麟，深知生命的可贵、战争的残酷，以及日本侵略者的可恨。
同年，詹长麟因母亲生病，申请离开军队回家探视得到了长官的批准，他回乡照顾母亲后，没有归队，而是选择留在家中继续照顾母亲。
詹家主要靠纺织绸缎为生，詹长麟回家以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中帮忙一起纺织，艰难度日。
此时的詹长麟已经不是小孩子，这么一个大男人长期在家中搞纺织，难免会惹来邻里的闲言碎语，为他找一份合适、体面的工作，成为父亲詹士良的头等大事。
詹士良有一位邻居名为王明和，他与詹士良一样，这些年都是靠织缎子为生，虽为同行，但二人的关系一直不错，没有因为生意上的竞争而影响个人感情。
这一天，詹士良闲来无事，到茶楼饮茶时巧遇王明和，二人闲聊时，詹士良对王明和说起了自己的烦心事，将儿子目前的情况说了一下。说来也巧，王明和的儿子王高科当时在日本总领事馆供职，正好需要招一个仆役，月薪8银元，收入比较可观。
詹士良闻言大喜，当即表示自己的二儿子詹长麟可以去应聘试试，王明和随后与儿子王高科进行了沟通，不久安排了一场面试。
面试詹长麟的人是一位日本人，名为宫下玉吉，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领事馆内的书记生，但招聘一个仆役都要日本人出面把关，可见日本总领事馆对进入领事馆工作的任何人，都保持了很高的警惕性。
日本总领事馆招聘中国仆役时，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归纳起来有四点：
第一，招聘的人不能懂日语，担心精通日语的人，会在日常工作中听到他们的一些机密谈话；
第二，不能是无依无靠的孤身一人，在南京本地必须有家人，家人在某种程度上讲相当于人质，防止在日本总领事馆干活的人做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第三，长相要俊秀，不能太丑；
第四，做事要勤快，手脚也要麻利。
从这四条规定就能看出，日本人对招用中国仆役主要在意两点，一是可靠性；二是个人能力要强，这样的人才符合他们的招用条件。
詹长麟很明显是符合日本人四个条件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王明和的儿子王高科，会作为介绍人将他推荐到日本总领事馆面试的主要原因。
但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詹长麟虽然满足这四个条件，但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并且参加过淞沪会战，这件事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一定不会同意他进入到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甚至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詹长麟面试的时候，将自己的这段经历隐去，只说了自己的一些现状，日本总领事亲自面试后，十分满意，直接将他留用，并留在自己的身边办事。
按理说，詹长麟隐瞒的那段经历，日本人会进行一次背景调查，但事实上，他正式成为仆役之后，一直没有人发现他的这段经历，让他十分不解。面试顺利通过以后，他凭借勤劳肯干、做事认真，很快赢得了不少日本人的信任。
詹长麟做仆役没多久，一天晚上，有人约他在市中心黄泥岗的鼓楼饭店见面，詹长麟不知道是什么人约他，带着好奇和紧张的心情，在约定的时间内来到鼓楼饭店，对于他的到来，显然对方早有准备，他刚刚走进饭店，就有人迎了上来，将他引到4号包间。
当詹长麟推开4号包间的房门，意外的发现房间内只有一个人，正端坐在一张桌子前，等待着他的到来。这位陌生人见詹长麟进来后，也不和他客套，直接对詹长麟做起了自我介绍：
“我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 叫赵世瑞。是我们安排你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的。你知道为 什么吗?”
詹长麟听到赵世瑞的提问，回答道：“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了，赵世瑞安排他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又没事先和他讲明，他一直以为是自己靠面试成功应聘的呢，但是，他此刻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参过军的背景日本人没调查出来。
不等詹长麟仔细思索，赵世瑞接着说道：
“目的就是要你去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现在日本人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后, 又向我国内地紧逼。形势逼人, 我们必须及时掌握日本人的动态。”
赵世瑞的这番话说完，詹长麟听明白了赵世瑞找他的目的，原来是希望他能在日本总领事馆帮忙搜集情报，就在詹长麟有些吃惊的时候，一把手枪已经被赵世瑞拿了出来拍在桌子上。
赵世瑞接下来的一番话，真可谓是单刀直入，直接点明了詹长麟曾为军人的过往，又坦言他如今已将机密全部告知詹长麟，如今这种情况下，詹长麟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选择成为情报员，回到日本总领事馆继续做仆役工作，为抗日贡献力量；二是拿起桌子上的手枪自尽！
两个选择，看似是抗日与不抗日之选，又何尝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詹长麟从吃惊中缓过神来，仔细思考片刻，最终选择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工作时做情报员。
詹长麟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不愿意就此自尽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他本身也希望参与到抗日工作中，毕竟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与侵略者作战过，无论是为自己、为同胞，还是为那些牺牲在战场的上的战友，他都应该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他们复仇！
詹长麟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 。”
从那天晚上起，詹长麟的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一名为糊口劳动的普通仆役，变成一名潜伏在日本总领事馆的特情人员。
赵世瑞所在的“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又名蓝衣社）南京区直辖的一个组织，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情报、策反、行动。詹长麟负责的任务，主要以搜集情报为主，而且他每月还会有10元补贴，类似于薪水，但也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一旦加入这个组织，就不可以退出，一直到死为止（后来詹长麟破例退出了）。
詹长麟加入“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后，得到的特务代号是65，化名为袁露，在日常的工作之余，会参加组织为他秘密安排的一些特训，提升他搜集情报和一些应变的能力。
詹长麟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日本总领事馆收发信件时，经常会取得很多重要的情报，如果遇到从日本邮寄来的信件，他就会将信件带回家拆开，然后将信件内容使用明矾水写下来，水干了以后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最后将信件重新用新的信封装好，为此，他专门制作了一个以假乱真的邮戳，盖在信封上，防止被人发现他私自拆开过。
詹长麟将自己获取的情报传递出去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让母亲将情报插到附近关帝庙中关公像身后的小洞中，随后会有人取走；一个是通过亲自送信的方式，将情报当面交给上方人员，一般选择后者的时候，都是获取了重大情报。
詹长麟的情报，曾经发挥过一次重要作用，化解了一次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1934年6月8日晚，日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乘坐一辆轿车奔出城的方向去了，因为当时的天色已晚，藏本英明此举有些反常，所以詹长麟对此事的印象很深，直到晚年还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
藏本英明此后便“失踪”了，上海派出大量人力寻找，赵世瑞也在其中，却始终找不到人影。而日本总领事馆则趁机发难，在事情尚未明晰之前，就开始大肆宣传“日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等信息，并且调动了日本的舰队，准备“撤侨自卫”。
其实，这根本就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一个阴谋，想借藏本英明的“失踪”制造争端，从而发动侵华战争。
藏本英明也根本没有“失踪”，他连夜主动出城，在中山陵附近的紫金山上藏身，就是为了制造“失踪”的假象。
日本总领事何以为了制造争端，选择利用一位副总领事这样的日本高官？原来，这位藏本英明原本并非是日本人，而是一位朝鲜人，因为举家迁移到日本居住的时间比较久，又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才被任命为外交官，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任职，这一次阴谋中，被当成了牺牲品。
因为不是出于本意，藏本英明本人其实也并不甘心就此了结此生，毕竟他的妻子和儿女，还在南京城等他，他的母亲还在日本无时无刻惦念他。但是，日本人的意思他也不敢违抗，只好独自一人藏在深山中忍饥挨饿。
最终，赵世瑞在苦寻数日无果之后，靠着詹长麟提供的情报，加上一些其他信息，综合以后分析出了藏本英明大概的藏身范围，并成功将他救了出来，瓦解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这次阴谋。
詹长麟经此一事后，深感情报的重要性，内心也因为参与抗日产生了极大的自豪感，此后继续利用仆役身份从事情报工作。
但是，特情人员的作用虽然大，危险系数也极高，在詹长麟做仆役获取情报期间，虽然大体上十分顺利，却也经历过数次生死危机，这里列举两次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
第一次让詹长麟感到重大危机的事件是，他从事情报工作时，他的介绍人王高科居然辞去了日本总领事馆的工作，调到了上海的警察厅任职。
王高科此举令詹长麟是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这一改变，无疑是在告诉日本人，他王高科就是一个“卧底”，而詹长麟最初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就是通过他的介绍，如何能不受怀疑？
果然，领事馆内一名叫吉野的日本人，就此事责问了詹长麟：“王高科去了警察厅，你知道吗？”詹长麟当然不会说自己知道，他随机应变，装傻一般地回答道：“听不懂，我不明白！”蒙混过关。
詹长麟此次能够顺利过关，并非是日本人好糊弄，而是因为詹长麟虽然与王高科都是情报人员，但他们之间并不熟悉，甚至互相都不知道底细，更无特务联系，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并没有捕捉到什么蛛丝马迹，加之詹长麟只是一个仆役，又符合他们的招聘条件，也就没有深究了。
还有一次，那天的天气非常宜人，领事馆内的日本人纷纷走到室外，享受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他们有的人打球，有的人散步，沉浸在一片喜悦当中。
詹长麟却选择留在领事馆内，他认为这是一次绝好地获取情报的机会，于是他偷偷潜入总领事的办公室，四处小心翼翼地翻看查找资料，甚至连废纸篓也没放过，就在他专心搜集情报时，门口的楼梯却传来了脚步声。
詹长麟心中大惊，却依然保持住了冷静，他顺势拿起手中的抹布，假装在擦拭总领事的办公桌。总领事办公室的房门被打开，推门而入的人是领事馆的副领事，他进门后见到詹长麟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内，十分恼怒，走上前便结结实实的甩了他一个大耳光。
詹长麟内心十分紧张，一声也不敢吭，任凭日本人如何咒骂，只是低头不语，因为副领事没有发现有东西被动过的痕迹，也没抓到什么证据，以为这个仆役只是鲁莽，就将他赶了出去，随后将房门锁好才离开。
詹长麟担心日本人对他怀疑，几天都没有安心，好在从那以后，日本人再也没提及此事，算是有惊无险，不过，詹长麟比谁都清楚，一旦被敌人发现自己是特情人员，迎接他的结局将会是死。
为了更好地搜集情报，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来到了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兄弟二人共同在情报战线与敌人周旋。
1937年，日寇侵入南京，日本人在南京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詹长麟与詹长炳亲眼目睹同胞的鲜血流淌在南京的土地上，心如刀割，只恨自己无法立即手刃侵略者，只能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1939年6月，一个复仇的绝佳机会出现。
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往来信件中得知，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将于6月9日抵达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获得这个重要情报的第一时间，便将情报送了出去，当情报被军统局南京区获取以后，极其重视，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次打击日寇的绝好机会，命詹长麟继续监视，注意事态发展。
在詹长麟的密切观察下，他发现日本总领事在6月8日这天，散发出很多的请柬，从请柬的内容得知，日本公使兼总领事花轮义敬要在6月10日这天夜里，在领事馆内举办一场大型的酒会，为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接风洗尘。
此次酒会的规格很高，受邀参加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也会悉数到场。如果能利用好这次酒会的机会搞一次抗日行动，很可能会有巨大收获，这样的消息詹长麟十分激动，立刻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上报。
南京区闻讯，经过一番紧张的研讨后，做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日本领事馆举办的酒宴上投毒！
酒宴投毒是一个高招，因为酒宴的参会人员，都会席间饮酒取乐，一旦成功在酒中投毒，对日本侵略者以及日伪方面，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回报从来都是与风险成正比，如此巨大的“收益”，相对应的将是极大的风险，一旦投毒者被发现，本人必死无疑不说，其家人也必将受到牵连，如此危险、艰巨的任务，由谁来完成？万一被派去投毒的人，不愿意与敌人同归于尽，在关键时刻投敌叛变怎么办？
一系列的难题扑面而来，去哪里找一个不会引起日本人特别注意，并且具备一定忠诚度，愿意为此次投毒不惜献出生命的人？
最终，这个打击日寇汉奸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一直在领事馆从事仆役工作的詹长麟身上，因为他具备忠诚度，经受过一定的考验，而且他拥有采购酒水的便利条件，又不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由他完成投毒，是最合适的人选。
詹长麟本身就痛恨日寇，更痛恨那些汉奸，能够有机会抗日锄奸，他第一个表示愿意执行投毒任务，但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毒药必须是剧毒，能给饮酒的日寇和汉奸最大的杀伤；第二，我还年轻，我不想因为执行这次任务而死，我的家人必须得到保护，我投毒后，确认日寇汉奸们喝下酒，就要逃走。
詹长麟的要求，得到了许可，虽然很多人认为他投毒后很难有机会逃出去，但对于生的渴望，得到了每个人的尊重。
6月9日，酒宴的前一天，领事馆上上下下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一场盛大的酒宴，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最少不了一定是酒！
詹长麟来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这是他经常采购酒的地方，名为老万全酒店，他到店中选了四坛上好的绍兴老陈酒，带回领事馆后，将酒由酒坛灌进酒瓶，酒会时方便为各个酒桌分酒，每个人都能同时饮酒，这是詹长麟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6月10日，清晨。詹长麟与所有的家人围坐在鱼市街中华菜馆的一个大桌子周围，他们吃的是一顿全家团圆饭，也是一顿壮士与家人临别前的践行饭，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凝重，在座的每一位家人，都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又谁都不讲话。
餐毕，詹长麟与哥哥詹长炳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家人们则被事先安排好的专人护送走，到江北农村隐蔽起来。
詹长麟怀里揣了一支毒药，含有剧毒的白色粉末，被装在玻璃外壳中，上面印着USA字样，据说是从美国弄到的剧毒，效力很大。他在今天晚上的酒宴，就打算用这支毒药去毒杀日寇和汉奸，至于能不能活下去，他也不知道，但他已经做好了投毒后逃走的准备，他不想死。
6月10日晚6时，日本总领事馆的酒宴如期而至，令人遗憾的是，日军高级军官有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但伪维新政府的骨干份子基本都到齐了。虽然事情进展得不完美，但投毒的计划还是要继续进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詹长麟在宴会开始前，开始为自己之后逃跑铺路，他事先对领事馆的人说，自己的肚子很痛，一会儿忙完工作，就要去医院治疗。随后，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剧毒分别倒入酒瓶中，并用力摇匀，防止被人发现异样。
随着宴会的开始，詹长麟投了毒的酒，从酒瓶中依次流入了每个参会人员的酒杯中，他们纵情欢乐，举杯畅饮，嘴里高喊着“天皇万岁！干杯！”
詹长麟见到所有人都饮了他的毒酒，自知能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他没有继续逗留，借故离开领事馆，刚一出门，他就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骑上事先准备好的自行车，与事先准备接应的哥哥会合后，立即驾车逃出南京城，直奔燕子矶江边。
王高科等人早已等在燕子矶江边，他们见到詹长麟兄弟前来，立刻将他们送到江北隐蔽起来。
宴会开始十几分钟后，饮了毒酒的日寇汉奸开始有人发觉中毒，不知是谁大喊一声“不好，酒里有毒！”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不等众人有所反映，另一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酒宴上的所有人顿时慌作一团。
日本军医得到消息后迅速赶来，经过抢救后，最先倒地的书记官宫下和船山当晚被毒死，但是其他人却都被救了。
日军当局闻讯后恼羞成怒，迅速封锁了南京城，捉拿投毒的人。领事馆内的其他仆役、与此事相关的中国人都被审讯了，甚至是万全酒家的老板也都受到牵连，最终，消失不见的詹长麟兄弟二人被全城通缉。
但日本人的疯狂已经无济于事了，詹长麟兄弟早已逃脱了他们追捕的范围，逃到了浙江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南京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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