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有“少年宫摘牌，一代人记忆落幕”的类似新闻。2013年12月27日，挂了57年的“北京市少年宫”牌子被摘下，占用的寿皇殿古建筑群移交给景山公园。实际上，少年宫摘牌只是为了腾退保护古建筑，左安门桥的新大楼早已装修完毕。半个月之后，2014年1月18日，新少年宫启用首日，因前来报名者过多，铁门被奋不顾身的家长挤坏。少年宫既在崛起，也在消亡，几十年前纯公益性质的儿童王国、少年乌托邦，已经一去不返。
源自苏联的儿童天堂
少年宫，这个带有怀旧色彩的名字细品来很特别，供孩子课外学习娱乐的地方，为什么定义为宫殿，而不是中心或学校？此名词源自苏联。少年宫是苏联为培养、发现天才儿童，帮助学校开展校外活动的场所，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初，最有影响力的是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少年宫。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建立于1751年，原为沙皇家族使用的宫殿，拥有三百多间房屋和大厅，可容纳两万多名儿童活动。1935年，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提议，将这座宫殿改建为教育新一代的场所，当地二百多所工厂为少年宫捐赠了车床器材，科学院捐赠实验仪器，出版局赠送图书。1937年，以日丹诺夫命名的少年宫落成，从此每天免费开放，即使在二战期间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时，少年宫也没有停止活动。在苏联其他地区，沙皇时代的皇宫和贵族府邸、俱乐部等大型豪华建筑，往往优先供儿童活动使用，“少年宫”一词也就流传开来。至1937年，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为儿童建立起了864所少年宫和俱乐部。
日丹诺夫少年宫最负盛名的是“技术部”，包含三十多个实验室，有原子能模型和飞机模型，曾有一千多名专家、教授、大学生为少年宫提供支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航天技术落后于苏联，调研发现苏联所有的航天人才几乎都有在少年宫活动的经历，特别是宇航员在此接受过早期训练。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年宫”开始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的肯定。
1949年之后，中国一批批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组团访问苏联，少年宫往往是苏联方面安排的必备考察项目。少年宫建筑之宏伟、活动之丰富、设备之完善，令访问者惊叹。许多人从苏联回国后写文章、写信给报社和相关部门领导，呼吁在国内尽快成立少年宫。丁玲把少年宫称为“儿童的天堂”，她在莫斯科少年宫参观三个小时，“看见了世界上所没有的奇迹”，“我的眼睛常常为他们发光的青春而润湿，和想到中国儿童的将来而振奋”。茅盾在列宁格勒参观儿童宫之后感叹，仿佛走进儿童国，“一个人会觉得自己也忽然变年轻了。尽管那些学习小组都是正正经经的研究，不是玩；然而看到年轻的学习者那种兴趣盎然的样子，便知道‘玩’和学习，在他们已经统一起来了。”
宋庆龄选中“大理石大厦”
1953年1月，结束欧洲访问的宋庆龄在返国途中应邀前往苏联，回国后立即着手成立少年宫。宋庆龄在抗战时期就发起成立了儿童救济机构，并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在新中国发展少儿福利事业是她的夙愿。
在各方支持下，1953年5月31日，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晚会上，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宣布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所成建制的少年宫，宫址是宋庆龄亲自选定的延安西路64号“大理石大厦”。
这是上海滩十分显赫的豪华私邸，原主人是英籍犹太富商埃黎·西拉斯·嘉道理。大厦建成于1924年，造价白银一百万两，按当时米价计算够十四万人吃一年。整个公馆占地约1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有大小房间20余间，底层大厅可容纳800人跳舞，餐厅可接待近百人。内部装饰亦极尽奢华，以18世纪欧洲皇宫为蓝本，楼梯、地坪全用大理石砌就，大厅四壁遍布大理石雕刻和金箔贴饰，因装修所用大理石均为意大利进口，这座公馆又被人称为“大理石大厦”。
二战期间，嘉道理一家搬迁香港，“大理石大厦”被日军占领，后来闲置。国共内战时期，宋庆龄为救助上海贫困儿童，在大厦举办了3次福利舞会募集资金。1949年之后，大厦为上海房管局代管，1953年租给宋庆龄创办少年宫，此举也得到了香港的嘉道理家族认可。在电影《建国大业》中，邓颖超肩负中共中央任务，到上海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两人谈话这一场戏，取景就在“大理石大厦”的游廊。阳光透过一排排落地窗，洒满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砖，邓颖超边走边问宋庆龄：“夫人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宋庆龄答：“很好啊，宽敞，明亮。”邓颖超说：“陈毅市长说了，这座房子就转交给先生了，您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将永久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天天到这来玩儿。”这一承诺打动了宋庆龄。
中福会少年宫初期的管理模式和部门设置几乎全盘学习苏联，苏联也派专家来上海给予支持，捐赠了价值八万卢布的礼物，大至机床，小至模型配件。各地少年宫皆是如此，不仅选址青睐洋房，内部装饰也照搬苏联，图书馆挂高尔基画像，生物组挂米丘林画像，宣传画、宣传标语来自苏联，新年晚会还有圣诞老人登场。这一切场景，都使少年宫成为一个如梦如幻的场所，儿童在这里不仅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也享受着当时社会少有的物质条件和浪漫情调。
“自古英雄出少年宫”
上海创办少年宫后，北京作为首都也开始行动。考虑到选址应该尽量在市中心，组织者先看上了故宫的慈宁宫，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认为慈宁宫小院太小，不利长远发展，推荐荒废已久的景山公园。市委领导和苏联专家一致认为，景山公园位置和建筑规模都很适宜，决定将公园的园林部分开放供市民参观，寿皇殿宫群及东北、西北部由北京市教育局和团市委办少年宫。
1956年元旦，改建粉刷一新的寿皇殿挂起牌子，副市长吴晗宣布少年宫开幕，“北京市的少年儿童从此是这座宫殿的主人”，康克清、李德全、叶圣陶、翁独健、高士其等文教界知名人士到场。
开放第一年，北京市少年宫就组织了艺术、科技、体育方面的兴趣小组80多个，小组学习是免费的，但是要想被选中需要具备一定的天赋，能够通过少年宫的考试，考试并不一定十分正式。
后来成为机器人工程专家的余达太在九岁那年，自己花两分钱买了景山公园门票直奔少年宫，回答了老师的几个问题，又在老师示范下亲手用鸭嘴钳剥掉导线皮，用电烙铁焊了几个焊点，几天后就收到了无线电小组的录取通知书。余达太回忆，长大后考上研究生都没有像考进少年宫那么激动癫狂。他在无线电小组学习了8年，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围棋名将程晓流13岁时报考少年宫象棋组，报名的孩子非常多，考试流程严格，程晓流被淘汰了，正在伤心的时候发现隔壁围棋组也在招生，推门进去和辅导员聊了会儿天就被录取了。
相声演员姜昆小时候羡慕背着乐器上少年宫的孩子，但家里没钱给他买乐器练习，没有学习基础就不能去少年宫考试，后来姜昆考上了戏剧小组，在这里他的表演天赋被挖掘出来。从北京市少年宫走出的还有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瞿弦和，歌星蔡国庆，足球教练金志扬等。
1954年，宋庆龄邀请国家领导人为少年宫题写了宫名。从此，全国各地少年宫都如法炮制，广州少年宫别出心裁，在门口立了一块山石，上面刻着“自古英雄出少年宫”。
占领各地最漂亮的房子
中福会少年宫建在顶级别墅，北京市少年宫建在皇家宫殿，一开头就奠定了如此高的规格，各地区纷纷腾出最好的房子建少年宫。上海长宁区少年宫选址在同盟会元老王伯群故居，是一座哥特城堡式别墅；徐汇区少年宫建在大资本家荣德生故居；北京西城区少年宫由副市长吴晗选定在该区保存最完好的四合院，曾是清末内务府大臣府邸；天津市少年宫搬迁至张伯苓1914年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四层楼，206间房，曾是天津最大的青年活动中心；哈尔滨市少年宫选址在“梅耶洛维奇宫”，是犹太富商1921年建成的文艺复兴风格大楼，曾经专供俄国流亡的贵族和艺术家教授绘画、举办画展……从苏联访问回来的人，也一再形容苏联少年宫如何富丽堂皇。一时间，全国上下形成风气，仿佛拿不出顶尖的好房子、凑不齐高科技实验器材，就不能建少年宫。1956年，全国真正落成使用的少年宫仅有5所，少年之家26所。许多地区都有少年宫创办计划，却因选不到足够漂亮的房子迟迟不上马，雷声大雨点小。
建国初期条件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全国中小学开始推广“二部制”，即学生分成两拨，上下午轮流上课，大批学生课余无事，只能听相声、逛马路、学武术，甚至用弹弓打路灯打汽车。解决校外教育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6年，团中央召集全国各地校外工作者开会专门研究少年宫教育，讨论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应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发展少年宫。随后中央加大了对地方少年宫的指导和投入，为表示重视，国家领导人纷纷专门前往少年宫视察。少年宫和小规模少年俱乐部、少年之家在各地终于兴起，从1956年到1965年，全国建成少年宫170余所，覆盖港澳台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直辖市，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团体都被号召向少年宫提供捐助，即使财政实力有限的地区，少年宫也开办得有声有色。
对少年宫的重视和扶助持续到“文革”前夕，“文革”中，致力于培养少年儿童兴趣特长的少年宫难免受到干扰和冲击。改革开放后，各地少年宫陷入不同程度的财政困境，原来的纯公益性组织也要自我造血，“以宫养宫”。有的少年宫开办了旅行社、度假村、美食城、溜冰场、水上世界，有的经销乐器，联合电视台办演奏比赛，各显神通，在市场经济时代持续经营。也有的小城市将少年宫承包给私人，放弃管理，导致数十所少年宫倒闭。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少年宫虽然多已成为收费培训班，但学费相对低廉，师资可靠，今天仍然是许多望子成龙的平民家庭最向往的镀金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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