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书辞
陈显明
2019年夏，迫于孙女就学读书，我从有书房的宽敞居室搬进逼仄新居，收藏了五十余年的几千册书籍、报刊不能搬进陋室，挑挑选选留下“精华”部分，继续保存。其余忍痛割爱，分门别类处理。那些珍视了半辈子的书、刊，或联系单位、个人，免费赠送；或付之一炬，化为灰烬；或打捆送进废品收购点······处理过程中，痛心不已，故写下《祭书辞》，说说我藏书刊的辛酸，倾述失去书刊的痛楚，告慰那些消失了记载着文明的载体。
先说说我购书、藏书。我家祖上世代“贫农”，祖辈、父辈皆为文盲，不知书籍为何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高小时，喜欢读书了。邻居亲戚有孩子从市来乡村玩，带来一书包童话书，看了一本上了瘾。但他不再借给我。我从自留地里掰了刚成熟的玉米，换书来读。母亲发现后，骂我不懂事。我不改，继续干。母亲一边哭诉：“三个包谷，能熬几碗羹羹，拌点蒂蒂菜（一种无毒可供吃的野菜），够我们三个人吃一顿了！”上了初中，从图书室借阅一些书，知道古人有借书还书，借书抄书的故事，课余便抄书。记忆中，一本《白香词谱》，用了一个月的晚自习才抄完。
文革浩劫，学校砸烂，图书室狼籍一片，我趁机挑选了两箩筐数理化和诗词、小说方面的书，如这次搬家也没敢丢的《家》《红楼梦》《史记》《红与黑》《诗经》《楚辞选》等就在其中。那两箩筐书，成了我爱好文学习作的启蒙读物，也促使我养成节衣缩食订阅报刊、购买书籍的爱好，使我受益终身。
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在讲台授课，还是在机关侍奉公务，闲暇时，喜欢去的地方是书店，是报刊亭（可惜，报刊亭已经成为记忆了）。掏钱购买的，是喜欢的书、刊。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旧书店上购得一函线装本《古文辞类篡》、一函线装本《康熙字典》、一套袖珍线装本《史记》，五十年代的每年的《文艺报》合订本等。文革结束后，各地纷纷创办文学刊物，我自己订阅数种喜欢的如《十月》《收获》《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译林》《文史知识》等。这样，我离开学校时，就装满七个烟草纸箱的书。后来，工资多了些，加上阅读兴趣的广泛，购买的书又增加文史、哲学类，甚至偏爱不断更新的地图集和碑帖拓本。
喜欢购书，到新世纪，家里的藏书已达到五千册以上。内容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哲学、伟人传记及地理等等。我购书、读书，也得到社会的承认。2011年，被重庆市文化委授予“十佳读书人”，2018年，被国家出版署命名为“书香之家”。
搬家前，我想给这些书找个“婆家”，免费送走，应当是不难的事。岂料过程十分难堪，分外失望。
老家中学创办于文革，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差，知道他们藏书不多。与校长联系，校长回答：“现在学生不到图书室读书，也没时间读闲书……”他的话，噎得我呆若木鸡！再联系区图书馆吧。他们该乐意保管我捐赠的图书吧？图书馆来了两个年青人，他们空着两手进了我家。他们从书柜里掀下一摞摞书，然后挑选了什么名人明星故事、景区介绍、舌尖上的美食类的书，打成一捆。有了送书给学校的难堪，我小心翼翼地、近乎乞求地问：“其他不要啦？有历届鲁奖获奖作品集，诺贝尔奖作品，有完整的《文学报》合订本，有多种七十年代末到现在完整的杂志。如《收获》《当代》《随笔》，还有碑帖拓本······”一个青年回答：“现在的读者，不会翻那些大部头的，更不会读陈古几十年的杂志、报纸。”另一个说：“现在谁用毛笔写字啊？学写字的书么，你留着用。”
单位不愿意保存这些书，我的那些文友总需要吧？我知道他们虽然爱好写作，但很少掏钱大量订阅报刊。打了几个电话，一个作者问：“有魔幻主义的吗？马尔克斯？有人就靠他得了诺贝尔呢！”“有穿越小说吗？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陈胜他们用机关枪扫射秦兵，进行反抗？”
剩下一多半的书堆着，我很无奈。老伴说：还是叫废品收购站来收拾吧。我挥挥手，喃喃自语：书啊，你啥时变得这么低贱了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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