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消息，香港国安法的生效，为“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处于执法一线的香港警队如何履行职责是外界普遍关心的话题，作为警队最高负责人的警务处处长也为各界所瞩目。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联系专访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听他阐述香港警方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所做工作及进展。邓炳强在采访中表示，香港国安法的订立，清楚阐述香港警队的责任，也堵住了过往法律上的缺口。至于美国方面强加干涉，对参与执行香港国安法的个人或实体实施“制裁”，他说，作为中国人，维护国家的安全是应有之义，也是自己的职责和光荣。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谈国安法实施——公开喊“擦边球”口号会被检控吗？
7月上旬，香港特区国安委在首次会议上依法制定通过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外界有人产生“警方扩权”的疑虑。邓炳强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香港国安法第43条细则授予警方的七项权力中，有四项是现有法例已有的规定，只是使其适用于香港国安法所列罪行，包括：“搜查处所”“要求受调查的人交出旅行证件”“冻结、限制、没收及充公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相关财产”“要求有关人士回答问题和提交资料或物料”。因此，只是将相关权力延伸至香港国安法之下针对四种罪行，是现有权力的延伸。
至于另外两项措施——“截取通讯及秘密监察”和“要求外国或台湾政治性组织提交资料”，邓炳强解释说，这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作出适当的修订。“在七项权力中，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络信息是‘新’的权力”，邓炳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少国家都有类似条例及权力，如德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有法例赋予执法部门移除信息的权力，“这并非香港首创”。
国安法生效后，警方执法“边界在哪”？如公开喊一些“擦边球”口号会不会被警方检控？这为不少港媒及外媒所关注。对此，邓炳强说，由于每宗案件性质不同，执法时要考虑“一篮子”因素，视乎每宗案件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他表示，警方会审视相关人士的整体行为，看其是否有煽动或教唆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等意图，包括当事人的行动、身上藏有的物件、对公众的影响等。邓炳强表示，这与其他刑事案件一样，警方需要查看事发时的现场情况、环境证供以及案发时候的佐证，倘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相关人士违反法例，警方便会严正执法。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爆发的反种族歧视游行示威中，当地警方执法手段之严厉，与香港警察处理暴力事件时的克制形成鲜明对比。在被《环球时报》记者问到该话题时，邓炳强回应道，世界上不同国家都会因应其实际情况、公共安全的威胁而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措施，执行相关的法律以确保公共安全及秩序，他不会评论个别国家的处理方式，“但我相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警队都有共同目标，就是维持治安、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尽责的警务人员都会竭尽所能去维护法纪、严格执行法律”。“面对暴徒的暴力，香港警察有责任专业执法，使用最低所需的武力，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财产。这都是奉公守法的市民对警队的期望。”邓炳强说。
此前，舆论普遍认为，应对“颜色革命”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对香港乃至香港警方来说相对陌生，不过邓炳强并不这么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相关条文存在于香港现有法例中，而香港警队也一直按现行法律执法，如《公安条例》《社团条例》等。现在，香港国安法的订立清楚阐述香港警队的责任，令执法工作更清晰，而条例的覆盖内容也堵住了过往法律存在的缺口。
谈美方制裁——警队去年9月已停止派员赴美培训交流
近日，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及其他涉港决议，宣布对香港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将在国防及军民两用技术上对香港施加与内地相同的限制，同时威胁对中方有关人员、实体和金融机构实施经济制裁。这样的“制裁”对香港警队有哪些影响？
邓炳强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在培训及采购装备方面，香港警队一直与世界各地进行交流及招标工作，而非集中于单一国家；警队会按警政需要，不断检视及研究不同国家的装备，采购警队需要的器材。“所以，上述制裁措施对我们的影响其实非常轻微。美国单方面提出中断交流，最后损失的是他们自己。事实上，自去年9月起，因应复杂的国际形势，香港警队已停止派员到美国的执法机关进行培训交流。”
据邓炳强透露，与内地及海外警务人员进行交流是香港警务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关键要素。“一直以来，香港警务处与内地及海外多个执法机关及学术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我们会继续寻求培训机会，并与世界各地的警务人员合作，以提高警务人员的专业效率和服务素质。”邓炳强说。
邓炳强还表示，从个人角度看，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是职责和光荣，“作为中国人，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也是应有之义。作为警务处处长，执法对我而言绝对是合法、合理、合情，任何国家基于政治原因的制裁措施，对我个人而言，绝对没有影响，更遑论害怕。”
自回归以来，香港警队一向被视为世界上最专业、优秀的警察机构之一，市民普遍有良好评价。然而，近年来在香港反对派不断煽动和炒作下，一些抹黑香港警察的论调渐渐蔓延，尤其是经历去年一连串暴力事件后，一些大学与民间机构操纵的民调称“香港警队的市民满意度急剧下跌”。对此，邓炳强表示，香港警队一向重视民调，也会认真理解民调的结果，不过，警队会认真考量、了解不同民调背后是否有既定立场或政治取向，这样才能衡量相关民调的价值有多大，可信度有多高。
“民调结果往往会因社会事件、氛围和问卷设计而受到影响，例如有个别民调集中访问暴徒，或者有政治目的，甚至同情罪犯，他们肯定不同意警察执法，难道我们就因此不执法吗?”邓炳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香港警队绝对欢迎任何善意或具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但绝不会容忍任何刻意针对警队的恶意抹黑和中伤。
谈内地经历——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作为中国人很骄傲
香港国安法已经生效，警队是否会扩大规模？对于这个问题，邓炳强表示，为确保警队国安处的行动效能，相关部门会有足够的人手来应对、调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他提到香港警队和内地公安机关在香港国安法订立前后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共同研究未来的合作和协调安排，“我非常感谢公安部过去一直对香港警队的大力支持及作出指导性意见，我们会一如既往，继续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作为香港警队“一哥”，邓炳强的职业经历非常丰富，跟内地更是颇有渊源。根据公开信息，1987年他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加入警队，之后曾在多个部门工作。2012年，邓炳强晋升为总警司，2014年出任港岛总区副指挥官，2018年11月获特区政府委任为警务处副处长（行动），接替退休的刘业成。邓炳强的职业经历中最被外界关注的是曾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及国家行政学院接受培训。
与《环球时报》记者谈起这段经历时，邓炳强说，他第一次到内地学习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在内地的培训开阔了他的眼界，“这对我当警务处处长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在课堂外，我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看看，当时我就对祖国在科技方面的进步感受最强烈，真是一日千里的发展，如果没到内地培训，我肯定不知道我们国家进步这么快”。
“这些地方都是咱们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通过这些培训交流，我对国家的国情国策以及经济、政治、百姓生活、文化等方面增进很多了解。”邓炳强对《环球时报》记者感慨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国家的认同感加强了很多，终身受用。”
去年12月7日，在北京出差的邓炳强率香港警务处代表团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他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的照片一度成为当时的“爆款”。邓炳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其实那并不是他第一次去看升旗，“每次到北京，有机会就会去看升旗仪式，多少次都记不清了。每当看到国旗在空中飘扬，心情都特别激动，因为我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伟大，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原标题：港警“一哥”开口：作为中国人维护国家安全，“制裁”对我没影响，更遑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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