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之前刚开始接触电视媒体，几次有机会参加一个类似公开辩论式的国际时评节目。由于要在数十位观众的注视下上台，那时还更年轻些的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小跑。不过，在录制过程当中，我在偶然间发现刚才迈过的台阶并不算矮，就多少有了些心有余悸。现如今，这个小经历的回忆竟然让我有一些理解最近在空军一号舷梯上屡次跌倒的美国总统乔·拜登。面对着全美乃至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再加上社交网络的无孔不入，上了年纪的拜登当然有压力在细节上尽可能表现出某些“年轻态”，但小跑而上的做法自然易有闪失，更何况是一位78岁的老人。
3月19日拜登所谓“三连跌”的视频很快被传遍全网，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对拜登执政能力的各路质疑。于是，1977年出生的白宫副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不得不公开解释：那天安德鲁机场的风的确太大，她自己上飞机时也差点摔倒。这个解释善意却牵强，不禁让外界对整个拜登团队成员的身体状况多了几分好奇。
就在6天之后，拜登在白宫举行了其上任后的首场总统记者会。这场不到一个小时的记者会原本就因为安排得太晚（上台后第64天）而被解读为总统需要更多时间准备，而拜登在记者会上的表现也难言理想，沉闷与冗繁的表达似乎在提醒人们，相比于过去四年的喧嚣，什么才是华盛顿的常态。虽然看似更像是事先周密安排，并按图索骥地点名提问，但在面对一些挑战性问题时，拜登还是表现出了情绪上的易怒，最后回答了十个问题就草草收场。
2017年70岁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刷新了首次新当选总统的年龄纪录，但其随后四年中的“生猛”做派很容易让人忽视美国正在步入的“老人政治”。相比之下，如今的拜登正好提醒了这个既成事实或新常态的悄然而至。
到底是谁的政府？
在这波关于拜登高龄、身体状况与执政能力的讨论之中，美国保守派阵营注定不甘寂寞。福克斯新闻网等保守派媒体以及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账号开始抓住一个有趣的细节加以“深挖”。那就是白宫官方网站上目前明确使用了“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说法，而且有消息称拜登政府已通知其各行政机构都要统一采取正副总统并列的名称。
白宫网站上的“拜登-哈里斯政府”
按照保守派的“创造性”解读，这个用法背后是拜登因为身体等原因而无法正常履职的政府危机，甚至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被猜测已经实际掌权、并将随时接任扶正。
如此阴谋论的低声细语当然有所暗示：比如，拜登的当选原本就是“偷来的”，自然无福消受，这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喜欢的说法；比如，白人总统拜登已成“傀儡”，而真正控制国家的是身为非洲裔的哈里斯，这个暗示一定是某些白人群体所不能忍的，进而会刺激出某些力量。由此可见，针对该细节的议程操作其实是在企图塑造出一个类似于所谓“满洲候选人”的政治叙事（编注：《满洲候选人》原是美国作家李察·康顿1959年出版的政治惊悚小说，后来“满洲候选人”一词成为美国政治词汇，意思是“傀儡”、“受人操纵”、“被洗脑”的候选人）。
客观而言，“拜登-哈里斯政府”这种并列的说法在白宫网站等官方平台上得到如此高调的正式使用，的确有些不同以往，但也未必就意味着上述这些戏剧性过强的臆想。一方面，如果仔细去搜索前任几届美国政府的有关信息，正副总统联立以命名当届政府的用法并不算反常。特别是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副总统在实际政治中不断扩权的情况下，正副总统联立的用法反而看上去更为正式。另一方面，这种用法显然隐含着一些符合正常预期范围内的政治考量。比如，今年1月19日，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卸任的前一天，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在官方网站上贴出一篇题为“特朗普-彭斯政府的五大成就”的总结性文章，其使用这种说法的意图是为了强调共和党建制派迈克·彭斯的重要作用，突显特朗普政府的成就是共和党的成就。而今，拜登在白宫网站上使用的“拜登-哈里斯政府”也可以理解为本届政府分享权力的特性所致。
事实上，在去年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拜登阵营开启的所谓“权力过渡”官网就明确被命名为“拜登-哈里斯过渡团队”。以《时代周刊》封面为例，无论是大选日之后确定选举结果的一期还是2020年的年度人物封面，都是拜登和哈里斯两人同框分享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拜登团队自身与相关舆论都认为这是一次合作的选举，开启的是分享的权力。换言之，拜登与哈里斯在2020年的当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其效力不仅仅局限于未来四年，而是预先设定了2024年乃至2028年的民主党初选提名。为了强化乃至固化这种可能的延续性，拜登从一开始就坚持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也可突出民主党政策的可持续性，对抗2024年如果再现政党轮替并导致政策逆转的耳语与焦虑。
毕竟做过八年副总统，拜登本身也会换位思考、希望尽可能充分发挥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的能量。虽然两人的私人互动交集其实有限，能够提起的也就是哈里斯在多个场合反复回忆她与拜登大儿子博·拜登的合作，但这位曾以副总统身份主持了哈里斯宣誓就职国会参议员的现任总统也的确正在赋予哈里斯更大角色。从过去60多天，哈里斯在内外政策上的一些参与度上已初见端倪：本届政府第一通对外沟通的电话就是哈里斯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通话，后续哈里斯也直接与法国、加拿大等盟友国家的正职首脑进行了电话沟通；最近哈里斯被授权负责关乎未来且极度重大的移民事务，特别是解决当前的美墨边境危机。从这个角度看，“拜登-哈里斯政府”的用法不但符合近年来副总统角色的持续提升，也与民主党未来的代际更新重任完全合拍。
退一万步讲，假设目前白宫内部真的正在上演着“宫斗大戏”，目前仍临时住在布莱尔宫的哈里斯已距离椭圆办公室仅一步之遥的话，反而应该对外界避讳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以尽量减少猜测吧？
艾森豪威尔能告诉拜登什么？
对“拜登-哈里斯政府”未来各种意外可能的猜测，不仅因为拜登的高龄，也是出于拜登与哈里斯的年龄差：1964年出生的哈里斯仅比拜登已故的大儿子博年长5岁，正副总统相差22岁，这显然是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父女档”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22岁并不是美国历史上正副总统的最大年龄差。在1856年大选中，当时65岁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所要面对的本党副手就是不到35岁的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其时，这个组合显然不是总统候选人自身所能决定的，但年轻一代的布雷肯里奇无疑代表着政党所需要的梯队。1860年，这位目前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代表分裂出的南方民主党角逐白宫，最终负于林肯。
“布坎南-布雷肯里奇”组合之后，还有两组“父子档”的情况，即艾森豪威尔（1890年生）与尼克松（1913年生）、老布什（1924年生）与奎尔（1947年生），两个组合中的总统都年长于副总统23岁左右，与如今的“拜登-哈里斯”组合更为接近。就初选制度给予总统候选人的授权而言，拜登当然与当年的老布什一样，自己有权决定副手人选。但就政党内部派系生态而言，拜登为了平衡党内诉求而选择哈里斯，其实更像是当年艾森豪威尔接受尼克松。
1952年的共和党最期待实现的就是终结民主党长达20年的执政，他们找来了二战名将艾森豪威尔作为救兵。不过，最为支持艾氏的还是党内的自由派，党内保守派支持的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以及温和派支持的厄尔·沃伦（Earl Warren）等人仍坚持参与提名竞争。于是，虽然62岁的艾森豪威尔顺利战胜了党内保守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能同时得到党内保守派支持以及温和派接受的副手人选，即39岁的尼克松。
1952年总统大选后，《时代周刊》封面上是大选的赢家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
当年共和党某些精英这种为未来投资的做法，像极了去年民主党某些人要求拜登选择一位女性非洲裔副手（几乎就是在暗示选择哈里斯）的迫切呼声。相比而言，老布什对奎尔的遴选完全是主动营造一些代际感，是主导而非妥协，而后者在1992年败选之后也就再无任何政治企图心。
有趣的是，还以《时代周刊》封面为例，在拜登和哈里斯之前，上次当选的正副总统共同登上选后最新一期封面的情况恰恰就是1952年和1956年，即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组合的两次胜选，其中1956年并肩头像设计，与2020年作为“年度人物”拜登与哈里斯的并肩侧脸像如出一辙。
1956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
2020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拜登和哈里斯。
既然情况相似，两位总统都面对着党内派系平衡产生的、且被认为代表着本党未来的副总统，那么艾森豪威尔的实践能告诉拜登什么呢？对于被很多人担心高龄甚至身体健康堪忧的拜登而言，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突发应该是一个值得思考与借鉴的接入点。
1955年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一家飞往其夫人年轻时曾久居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开启大概为期两个月的所谓“工作休假”。9月23日晚，艾森豪威尔突发心脏病，并于次日被送医。随后的七周，艾森豪威尔一直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的费兹西蒙斯陆军医院治疗与恢复。巧合的是，事发12年前，一个名叫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新生儿（编注：即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就降生于该医院。1955年10月初，艾森豪威尔病情得到一定控制，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于10月8日和11日来看望了总统。
直到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才出院，但却并未返回白宫，而是回到了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购置的庄园。很多资料披露，此时的艾森豪威尔非常沮丧，不但相信自己已绝无可能谋求连任，更是对自己能否继续正常履职产生了高度怀疑。甚至，定于1956年1月5日的总统到国会两院发表国情咨文的日程也被迫搁浅，艾森豪威尔决定将其改为以书面形式向国会提交。
艾森豪威尔的退意很快引发了共和党精英层的不安与躁动。从当时共和党可能替代人选看，包括副总统尼克松在内无一能如艾氏那样确保胜出。1956年2月中旬，医生团队确认艾森豪威尔全面康复。2月29日，在共和党大佬们的劝进之下，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愿意继续代表共和党参选。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5年9月底到1956年2月期间，即在总统无法完全履职或者只能部分履职的时间段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运作可谓极不顺畅。虽然副总统尼克松获得了代理主持召开内阁会议以及国安会会议的授权，但其却根本无法主导决策。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财长乔治·汉弗瑞（George Humphrey）、农业部长伊兹拉·本森（Ezra Benson）等在分管政策上不同程度地抵制尼克松，认为其无法代理艾森豪威尔决策，进而也就出现了不同部门主官自行决策的乱象。
按照美国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罗伯特·吉尔伯特（Robert Gilbert）等学者的说法，由于艾森豪威尔因病而导致的决策真空，杜勒斯在1955年底和1956年的一段时间内单方面驾驭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直接导致了取消资助阿斯旺大坝的决定以及后来的苏伊士危机。
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导致其政府各自为政，除了因为艾氏的亲信对尼克松不买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背景就是1956年的大选。至少尼克松与杜勒斯，或者尼克松与汉弗瑞之间的某些矛盾都能折射出共和党内部不同派系在面对大选时的提前卡位。颇令人玩味的是，虽然艾森豪威尔在抱病期间由于看到了尼克松并不理想的民调表现而亲自告诫其不要参选，甚至在宣布谋求连任之后艾森豪威尔一度希望更换副手人选，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共和党派系的安排。当然，也正因为1956年的共和党连任，尼克松才能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代表共和党在1960年大选中出战的不二人选。又过了八年，当尼克松再度参选并最终如愿之后，他的二女儿朱莉与艾森豪威尔唯一的孙子戴维喜结连理。
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到1956年的这段经历，无形中增加了拜登坚持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这一用法的必要性。必须承认，虽然此前私人医生提供的健康报告显示拜登总体上健康，但当时报告所列出的心率不齐、房颤、高血脂等问题还是存在某些隐患的。如果一旦出现中风、心脏问题等突发情况，类似的“艾森豪威尔时刻”就会上演。
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突发直接刺激并最终在1967年确定了联邦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即关于副总统代理总统履职的宪法规定，但相对资历较浅的哈里斯是否可以充分享有宪法权力，能否驾驭更为资深的阁员、对总统宝座跃跃欲试者或者是跟随拜登数十年的总统亲信，这些都有变数。特别是，如果拜登可能的身体状况也发生在选举前夕（比如2023年下半年），面对届时已然开始酝酿的党内初选，作为最具希望人选的哈里斯就更易遭遇政府内部其他竞争者的激烈挑战。换言之，如果出现问题，如今的拜登未必能如当年艾森豪威尔那样快速重装上阵，哈里斯也就不得不面对比当年尼克松更加艰难的处境，而届时的民主党则要再度陷入内部厮杀，错失原本相对于共和党阵营以静制动的优势。
预见到了这些潜在问题，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哈里斯在政府中第二顺位的关键角色，旨在尽可能确保在拜登无法（完全）履职的情形下在政府决策和政党整合的双重意义上的稳定性，这可能才是拜登真正想要通过“拜登-哈里斯政府”而实现的目标。“联邦明察局”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明的专栏，对“联邦”（United States，即美国）之事洞明察鉴之。
原标题：联邦明察局㊾｜哈里斯已握实权？拜登或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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