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渝中区袁家岗，重庆医科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是这里的地标。
事实上，很多老一辈记得，这里曾经只是大坪的一处荒坡。
4月17日，一位老人在重医附一院举行了自己100岁的生日会。63年前的1958年，就是这位老人和他的同事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重庆，在这处荒坡上建立起了重庆医学界的标志——重庆医学院。
这位老人，就是重医附一院肺科创始人、原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王鸣岐。
战火纷飞，他入渝读书与重庆结缘
当日的百岁生日会上，从上海特意赶来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军为王鸣岐带来了一本精心装订的相册，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是整理好的各种泛黄的文书。
“王老，这是您在学校期间的各种档案、材料，您还记得吗？”徐军指着这些历史文件，一件一件讲给王鸣岐听。已经百岁的王鸣岐听力不大好，但他的手仍旧跟着徐军的话，一点点地摸过那些老材料的复印件，眼睛里闪着光。
上海医学院，是王鸣岐一生医学事业发展的起点，也是他和重庆结缘的起点。
1921年，王鸣岐生于浙江镇海，两岁随父母迁居上海。王鸣岐的父亲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毕生致力于救死扶伤。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王鸣岐从小耳濡目染，也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群众普遍的体质羸弱，被西方列强耻笑为“东亚病夫”，他幼时便立志学医。
1942年春，因战火迁移至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发出消息，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们前往重庆入学。得到消息后，王鸣岐和他的50多位同学决定逃出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南下重庆读书。
离开上海那天，王鸣岐和他同学抹黑了脸，手脚也涂了灰泥，穿上农民的衣裳，腰上拴一根绳子，肩上搭个口袋，装扮成去绍兴老家找粮食的饥民，闯过了日本人的重重关卡，穿过了诸多土匪横行流氓结队的三不管地区，终于到达了国统区的浙江省金华市，找到了设在金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接待站。接待站发给每位去渝的同学2000元路费，让他们结伴前往陪都入学。
回想起去重庆的艰险旅途，王鸣岐一点也不觉得难，“ 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那才是一种痛苦！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看着他们横行霸道杀戮中国人，心中常常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逃离上海，奔向自由，是求之不得的幸福的解脱。”
六年后，王鸣岐在重庆毕业，而后去了远郊的璧山县、铜梁县等地医院就职，以实践他救死扶伤的少年梦想。
回渝“报恩”，在废墟上创建重庆的肺科事业
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医学院很快就搬回了上海。思念故土的王鸣岐立即辞了工作回到上海，就职于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1956年，成为上海中山医院肺科副教授。
此时，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之一，1958年，已经功成名就的王鸣岐却坚定地带着全家再度返回重庆，并从此在这里扎根。
1958年，为了改变中西部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要求东部沿海城市采取分身法，把医学院和医院搬到中西部去，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一级教授——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钱悳受命组织一批精兵强将前往重庆，支援刚建立不久的重庆医学院。王鸣岐第一时间就决定前往，和他一起同去的，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人不能忘本，抗战时收留了我们流亡学生的是重庆人民，在重庆求学三年，那里的村民对我们流亡学生可好了，待我们就像亲生儿女，我们应该去报恩。”
到了重庆，王鸣岐和同事们一边上课教学一边开始门诊，开办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20个肺科专科病床，为重医的教学医疗工作走上正轨出了大力。
到重庆时，重医附一院的外科大楼才建好，家属区外还是一片农田。王鸣岐干脆把孩子们留在儿科医院的小茅屋里，托护士姐姐照看着，自己去忙着筹建科室、开门诊、筹办病房。来重庆不到4个月，他扔下3个幼小的孩子和没有安顿好的家庭，奔赴川东南最艰苦的酉阳县“上山下乡、除害灭病”，一去整整半年。
后来有了幼儿园，夫妻俩就把孩子送住幼儿园，全身心投入建院门诊教学，周末才接孩子回来。王冬当时只有三岁半，进不了幼儿园，王鸣岐干脆把他的年龄改成四岁，以“蒙混”过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王鸣岐的积极带动下，他所在的科室一批年轻人主动请缨支援重医。
坚持己见，建立国内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建立肺科专业的地方，而这，离不开王鸣岐的坚持。建国初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没有成立独立的呼吸专业和呼吸内科，所有肺部疾病统统归到大内科进行诊治。可是大内科已经不能应付越来越严重的肺科疾病，尤其是肺结核的传染蔓延已成为国内重大疾患。重医成立之初，由林琦教授带领的大内科团队，曾经竭力反对成立独立的呼吸内科。王鸣岐常常为此和他们直面相争，但效果甚微。
最终，在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和重医科研处处长的鼎力支持下，重医肺科专业于1958年成立了，这是我国西部地区首先创建的呼吸内科专业，成立之初仅有20张床位，5位医生和1名护士长，在一个由砖头临时砌起来的非常简陋的病房里开展工作。
当时内科毕业的医学院学生都希望去心内科，不愿意到呼吸内科，人们片面地把呼吸病等同于结核病，认为那是“一人肺痨，全家遭殃，无法治疗”的疾病。如此，使得搞呼吸疾病研究诊治的医生灰头土脸，很不受重视。但正是由于王鸣岐的一直坚持和不懈努力，才使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呼吸专业得以保留和发展，也成为国内首个呼吸内科专业。
为了研究肺结核，王鸣岐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作为交换，他们必须承担建设机床厂数千员工的年度体检。有了简陋的设备还不行，因为医院的患者较少也不具代表性，他就常常带着青年医生吴亚梅跑到人群聚集地，乃至跑到长江边上的鹅公岩，到处搜集地上的痰液，趴在地上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以取得相关医学数据。
授业解惑，如今桃李满天下
1963年，王鸣岐被调任至重医附二院，开始二次“创业”，他在重医附二院工作了整整11年，随后调回重医附一院。
此后几十年，王鸣岐除了发展重庆肺科的医学事业，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1991年，王鸣岐与上医肺科两位教授崔祥瑸、萨藤三共同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洋洋95万字。成为国内肺科院校必备的经典教材。
回到重医讲台的王鸣岐虽然已经年近6旬，却壮心不已，除了经常亲上讲堂，还不遗余力地鼓励指导青中年教师登台教学。有时为让青中年教师达最好的教学效果，不惜时间体力辅导他们反复预讲，并为他们逐字逐句纠正教学语言，演练每一个姿势，书写每一条板书。
4月17日，王鸣岐的百岁生日会上，他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赶来，这些学生现在都成了国内医学界的顶梁柱，老师也老了，但他们仍然记得老师曾经的点点滴滴。
重庆医科大学张天敏回忆，自己刚到肺科时，听过王鸣岐院长的一次讲座《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受益匪浅。“一次，病人被诊断为肺部感染，病情危重，许多院内外专家会诊一直认为是院内感染，但是使用了许多高级抗生素也不见好转。”这使张天敏想起了王鸣岐院长的讲座，怀疑是不是存在二重感染。他推翻不了专家们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论断，于是就每天开10多张化验单，把病人的痰液、尿液、大便、血液标本反复拿去化验，结果查出来是曲霉素感染，而后对症下药，病人终于转危为安。“成功将病人治愈，得益于王鸣岐教授的那次讲座，他说作为医生不能拘泥于教条，要学会思考和思辨，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教诲。”
王鸣岐的大儿子王健回忆，他常常夜半一觉醒来，父亲还在小小的台灯下伏案疾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帮别人修改论文稿件，“父亲常常不顾及他们的身份或职位,也不怕他们有微词，始终坚持近乎苛刻的态度，字斟句酌，一遍遍让他们修改论文，连错别字也一个不放过。”
这样严格的要求下，王鸣岐养出了一大批医学精英，为重庆医学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学生们口中的“王老师”真的老了，他坐在生日会上，看着站在眼前的学生们，他们中，有医学教授，有三甲医院的院长，有跟随他一起从上海到重庆的学生。这些学生，正和他一样，成为支撑中国医学发展的中流砥柱。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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