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凿于唐的大足石刻，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
郭相颖37岁时与之结缘，即使现在84岁高龄，满头银发的他还在为其著书立说。
“转瞬几十年，我真是初心不改。”郭相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入党前在大足石刻工作十年，入党后一直在为大足石刻工作。
“算得上是一事一生。”
几十年如一日，郭相颖将半辈子光阴倾注到这5万多尊石像上。他甚至为此请辞“县官”只为去筹建博物馆当“馆长”，用十年的冲刺让大足石刻登上世界遗产榜单。
北山古佛靠三本旧书启蒙
郭相颖当了十年的“教书匠”后，被调去守青灯古佛。
1974年初，37岁的郭相颖被组织调到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用当地人的话说，这叫“守菩萨”。
“一共两个人，一人守一座山。”郭相颖当时负责守北山上的石像，没事基本上不下山。
“在山上安家，粮食和菜都是自己种。”
山上考验他的第一关就是缺水，早上洗脸的水，要留到晚上洗脚。尤其是在天旱的时候，他要挑着桶到岩石缝中找水源，一天能接满两个桶就特别高兴。
回忆起往事，虽然艰辛，但郭相颖依然很兴奋。
刚开始那段时间，郭相颖早上习惯在北山石窟走一遍，巡察石像是否有损坏。除此之外，便是打扫清洁、种粮栽菜，十天半个月难见到一个人。
“那时没有旅游这个概念。”郭相颖说，蹲在山上总想干点什么，干一行爱一行，首先自己得对石刻“刨根问底”：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
县文管所保存的三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大足石刻志略》，成了他打开石刻之门的钥匙。
郭相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有本书是没有出版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墨水也晕染开了。
读完这三本书，郭相颖替大足石刻感到“委屈”和“不服”，企盼着大足石刻的价值被认可和发掘。
用曾来参观的加拿大语言学家、白求恩纪念馆顾问斯徒尔特的话说：“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木尺画笔3年手绘造像长卷
千年石刻的魅力，让郭相颖在北山安定下来。这一住，就是十年。
1980年时，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建立“四有”档案，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
“这把我们难住了，没有相机，更没有测绘仪。”郭相颖说，他偏爱绘画有点基础，决定采取原始办法——手绘。
一把1米长的木制直尺，一条已经断过的20公尺长的工地用皮尺，白天爬上爬下一点一点地量，并按一定的比例尺换算数据画成草稿，晚上再借助油灯的光亮描图。
那时候点的煤油灯，鼻孔都被油灯的黑烟熏黑。
“后来换了一个有灯罩的油灯。”郭相颖一边说一边翻出长卷，一组组石刻造像的线稿好似连环画，展现在我们眼前。
就这样一笔一画，历时3年多，他和同事终于完成了一幅23.15米的手绘长卷，包含北山石刻、宝顶山石刻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
那时，他没想到这一幅手绘长卷胜过千言万语，在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评审现场，会成为向在场专家释疑的“语言”，为申遗立下了一大功。
卸任回归不当县官当馆长
1984年，郭相颖身上发生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入党，二是被任命为大足县副县长。
“入党是头等大事。”郭相颖说，入党申请得到党组织批准，自己的工作的决心和方向更加坚定明确，入党宣誓的时候尤其激动。
同样在那一年，组织安排他出任大足县副县长。
“老实说，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郭相颖说，当时，他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和宗教、侨务等工作。事实上，这样的分工有利于他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
在他的推动和力促下，全县上下的干部思想统一：努力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可摆在郭相颖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走向了世界？
1987年，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讯息：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的想法在郭相颖脑海中“萌动”。可他深知不易，当时全国只有故宫、长城以及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
“哪怕失败了，对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都有利，不会是赔本的买卖。”郭相颖竭力上下劝说，大足上下思想基本统一，市里也同意启动申报。
在副县长任期里，他每年都要围绕大足石刻做大量工作，游客一年比一年多。1990年，郭相颖两届副县长任期已满，他向市里申请回大足石刻工作，为大足石刻申遗奋力一搏。
郭相颖当时的理由是：“找个副县长好找，但是找个像我这样热爱大足石刻的不好找。”
他回归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筹建大足石刻博物馆。
组织申遗10年冲刺走向世界
申遗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1993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推荐名单，博物馆报送了相关资料，但经专家现场考察，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而被推迟。
“宝顶文物区圣迹池当时臭气熏天，垃圾乱倒，猪牛圈到处可见，粪水四溢。”郭相颖说，被推迟的主要原因是脏乱差，随之开展了数年的整治和一批具有科研性质的文物保护工程。
1996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项目，申报工作随之进入了全面高速运行时期。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申遗现场发生一段插曲。
当时，申报文本和播放的幻灯片，不足以展现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加上语言理解上的差异，现场专家疑问很多。
眼见审议受阻，郭相颖急中生智，现场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
“图像没有国界。”郭相颖说，通过看图，最终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
当地时间上午11时45分，中国大足石刻被宣布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颖说，当时不是立马收拾桌上的文件资料，而是立刻跑到会场边的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握着话筒的手都不停地在抖。
那一次申遗淘汰率为45%。
至此，自他1990年卸任大足副县长算起，他组织的这场大足石刻申遗，持续了将近10年。
“我要为大足石刻工作一辈子。”郭相颖说，这些年他退而不休，写了不少关于大足石刻的文章，成册出版的书就有两本。
“希望我们的后辈，接力将大足石刻保护好，一辈一辈坚持下去。”这是郭相颖的心愿。
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大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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