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指出，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历史周期率，要求全党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
76年前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发轫于延安窑洞，在战时首都重庆面世，影响深远、流传至今，成为重庆近现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和你一起回顾这场深刻对话。
忧患时局 促进国共和谈
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愿望，立刻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集会上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说：“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说：“大家所讲联合政权，国民会议，其实都很平常，容易做的，问题在政府能否接受。”然而，国民党当局拒不接受意见，坚持独裁政策。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欢迎前来访问的六位参政员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详尽地阐述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方法、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协商，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5月21日，国民党六大闭幕，作出了单独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决定，用以抵制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在会上攻击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部分民主人士深深的忧虑。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当时是民盟和中华职教社领导人。当国共关系僵化，黄炎培主动联合了几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又联系了中间势力中几位老资历的参政员，愿为国共和谈做些事情。黄炎培通过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将意图传递给了延安。
5月21日下午，王若飞登门看望黄炎培，送来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并与黄炎培、冷遹等长谈，就已经中断的国共谈判问题交换意见。
访问延安 了解政情民风
黄炎培认真阅读了《论联合政府》后，深受触动。经过一番酝酿、接洽，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个人名义赴延安访问。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1945年6月30日，黄炎培等人与王若飞共进午餐，并细谈延安之行的种种安排。7月1日，六位参政员登上一架军用飞机，9点35分起飞，经过约4小时的飞行，于下午1点半抵达延安。
中共中央对六位参政员的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30多位领导人到机场欢迎，握手致意。
毛泽东与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盛赞毛泽东“好记性”。回到重庆，黄炎培每次对人讲到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细节，十分高兴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餐毕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小憩后，黄炎培、褚辅成和冷遹三人，无需任何人陪同，自由地到各处散步，观看市容，走进商店与店员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民俗风情。他们觉得样样都很新鲜。
晚上，雪白的月光照进房间，黄炎培心潮涌动，遂作七律一首：
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达成共识 递交会谈纪录
1945年7月2日，黄炎培一行六人，如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他们来到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房间方方正正，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在地上，令人感到温暖。室内中央摆放一张条桌，20多把椅子围在四周，墙上挂着几幅画。其中一幅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画作，画中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亲手题写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曾经路过茅台镇，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在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中洗脚。黄炎培不信谣言，在沈叔羊为父亲“画以娱之”，请他题词时，特写一首七绝《茅台》，以讽喻国民党。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他顿生知遇之感。
在随后的交谈中，黄炎培完全敞开了心扉，和共产党成了真心朋友。
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那天参加座谈时，“同座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张闻天”。先由褚辅成介绍来意，接着，黄炎培等五人一一发言。大意是全国团结是有绝对的必要，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毛泽东细细听着，而后发言，大意是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双方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宴请黄炎培一行，周恩来、陈毅作陪。席上拿来了延安少见的茅台酒，宾主谈笑风生，洋溢在团结和快乐的气氛之中。
在五天时间里，除了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交换意见，黄炎培与陈毅、吴玉章、陈绍禹、黄齐生、范文澜、张仲实、丁玲等人士也进行了深入交谈。延安的一切都让黄炎培一行感觉新鲜：韬奋书店、供应总店、商店、医院、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院、联合木器厂、货币、妇女的装饰等。街道整洁、干净，处处与国统区不同。延安百姓对毛泽东直呼其名，或称“老毛”，从来不称官衔。街头可见意见箱，民众可以直接提意见，上书毛泽东，民主氛围十分浓厚。
7月5日中午，黄炎培一行即将告别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飞机12点50分起飞，下午3点半在大雨中返抵重庆。当天，他们风尘仆仆地向国民参政会递交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在延安的95个小时中，黄炎培与毛泽东三次深入交谈，推心置腹，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延安之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秉笔直记 出版《延安归来》
回到重庆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向黄炎培打听延安的情况，还有许多地方请他作报告，讲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同样的话他反复讲了许多次，仍然应接不暇。最后，他干脆闭门谢客，口述访问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由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
《延安归来》书影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分十个小节，细致介绍出访延安的动机、目的、过程，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对国共和谈前途的看法，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以及工作作风、精神面貌等；二是“延安五日记”，用细腻的笔触、写实的手法，详尽叙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谈、所感。
黄炎培写书时，许多朋友好心劝告他，到处作报告，讲延安的好话，已经有人说闲话了；如今还要写成书印出来，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黄炎培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闻和所谈，完全讲事实，绝不加以渲染。朋友们说，国民党最怕事实。多少年来，他们天天造谣，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把边区形容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百姓。而你访问了延安，告诉大家共产党鼎鼎大名的将领都那么温文尔雅，边区又如何自由、温暖和光明，岂不是打了国民党的耳光。何况，由你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讲出来，岂不格外可怕。黄炎培说，我不信佛，但我一生不打诳语。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既然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书很快写完，先在《国讯》杂志分两期发表两天的日记，读者反映很热烈，杂志销量陡增。但仍有人提醒黄炎培，以不继续发表为好。按国民政府规定，新书出版要送有关部门审查。黄炎培担心被扣，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此书不送审，自行出版。同时，黄炎培以此书为契机，带头发起“拒检运动”，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和后果。
1945年8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关于《延安归来》的广告
7月30日，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书稿秘交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印刷。8月7日，《延安归来》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8月9日，《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大幅广告。几天内，《延安归来》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这本书在大后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黄炎培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民主新路 跳出历史周期率
《延安归来》一书，最为后世称道的，就是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周期率”之问。
1949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家做客，促膝长谈。他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想怎样？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在重庆公开发表《延安归来》，使“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也格外重视这位真诚的朋友。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单独设宴，邀请黄炎培夫妇到香山双清别墅做客，畅叙别情，征询他对新中国建设的意见，直至午夜。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中，黄炎培致信毛泽东，对大政方针提出建议90次左右，毛泽东亲笔回信约60封。他们的交往，生动地诠释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深刻内涵，在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上，谱写了一段佳话。
2021年“七一”前夕，黄炎培之子黄方毅应邀参加建党100周年庆祝活动时于驻地留影（黄方毅供图）
2011年，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在重庆建成开放，黄炎培的《延安归来》陈列在二楼展厅的醒目位置，向天南海北的游客讲诉着“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故事。
原标题：“历史周期率” 在延安提出，何以在重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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