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郭沫若旧居）。汤艳娟 摄/视觉重庆
在郭沫若旧居，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讲述史料背后的故事。记者 周奇 摄/视觉重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这里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也是郭沫若的办公和居住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第三厅暨文工会的合法地位，团结文艺界朋友，广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如著名的“雾季公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极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人士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地标讲述人：徐光煦，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沿着渝中区马蹄街一路向上，走进一条延伸出来的狭长石板小道，一个高大的石拱门映入眼帘，穿石门而入，一座主副两栋三层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小楼展现在眼前。小楼为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门前还立着两棵老黄葛树。
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也是抗战时期郭沫若居住和办公的场所。由于全名较长，稍显拗口，当地人更习惯叫它“郭沫若旧居”或“天官府8号”。
“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量抗日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在重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对全国各地的抗日文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这里既能让我们读懂过去，也能给我们启示未来。”
11月16日，在地标讲述人、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光煦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郭沫若旧居”。听着徐光煦的讲述，记者仿佛置身那段抗日文化运动的峥嵘岁月中。
以“辞”抗议
筑起重庆文化界“战斗堡垒”
“我们先说说第三厅怎么会隐匿于此。”踏上门槛前的台阶，徐光煦开始了他的讲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在武汉成立的。第三厅专管宣传工作，由郭沫若担任厅长，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郭沫若率第三厅成员辗转迁至重庆。
“这里之所以久负盛名，是因为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老舍，教育家陶行知，历史学家邓初民、翦伯赞，自然科学家卢于道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都曾是这栋小楼的常客。”徐光煦介绍。
这里不仅见证了郭沫若一系列不朽篇章的诞生，也见证了第三厅成员以笔代枪宣传抗战的事迹。
在重庆文化界召开的座谈会上，在剧协年会及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鲁迅等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活动中，郭沫若带领第三厅广大爱国文化人士，广泛发动抗日民主文化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为加强对文化界的统治及领导地位，国民党当局先后三次强迫第三厅成员加入国民党。“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1939年10月，国民党秘密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蒋介石下令，“凡不加入国民党的一律退出三厅”。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即辞职。他的这一行动极大鼓舞了第三厅进步人士，他们纷纷提出辞职。
“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郭沫若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务后，周恩来对时任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害怕他们去延安，突然召见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说要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
郭沫若等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这样，文工会于12月7日借抗建堂剧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向文化界和新闻界宣布其正式成立，郭沫若任文工会主任。
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他们虽然不是血战沙场的战士，却筑起了重庆文化战线坚实的“战斗堡垒”。
以“新”谋变
短暂而辉煌的文工会
文工会吸纳并团结了更多文化界代表人物，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有“齐之稷下”之称。
“总的来说，顽固派对文工会的迫害没有放松，皖南事变后，更是如此。”穿过朱红色圆形拱门，徐光煦顿了一下脚步。他转身笑道：“尽管当时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但文工会以学术活动方式开展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
如郭沫若办“古代社会研究”讲座，翦伯赞办“新史学”讲座，邓初民讲“清国政治史”，卢于道讲“人类进化问题”，冯玉祥讲三国故事，老舍讲小说，田汉讲戏剧，贺绿汀讲音乐。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张友渔、王芸生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冯玉祥、王昆仑等，纷纷参与主讲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
同时，文工会在《新蜀报》《国际问题资料》《敌情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办专栏；发表给苏联作家、科学院乃至斯大林的公开信，以及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作家的公开信，呼吁国际合作，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推动组成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等，在宣传和呼唤民主、推进抗战事业中创造了累累硕果。
1945年2月22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和发动下，由郭沫若起草，有重庆文化界372位知名人士签名的《对时局进言》，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反专制、争民主的潮流也因《对时局进言》而达到高潮。
“南方局领导下的国统区抗日民主文化运动，为我们党凝聚起磅礴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光煦说。
由于文工会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国民党亡它之心更甚，最终于1945年3月30日下令将其解散。
以“退”为进
话剧演出把“死城”变活
“说到这座小楼，还不得不说到话剧《屈原》。当年，郭沫若就是在这里用10天时间创作出了这个‘剧坛上的奇迹’。”徐光煦指着复原的话剧《屈原》场景，讲述起那段“中国话剧的黄金岁月”。
“我们在这里等着挨打不是办法，要干！要演戏！”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十分沉闷，戏剧界进步人士沈浮、应卫云对阳翰笙提出建议。
周恩来听完阳翰笙的汇报后非常重视，随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演话剧能很好结合现实，开展斗争，可以试着通过这种新型斗争方式扩大影响，冲破国民党禁锢。
从此，以话剧演出为突破口，重庆进步文化界以“退”为进，让抗日民主文化运动重新出现了复苏的局面。
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重庆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等2000余人，借为郭沫若祝寿开展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活动，以此达到冲破国民党政治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的目的。周恩来、冯玉祥、沈钧儒、老舍等出席活动并致辞。
延安、桂林、昆明、成都、香港等地也先后举行了类似纪念活动，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人士第一次汇聚一堂，凝聚起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决心和力量，一扫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来笼罩在重庆的沉闷政治氛围，也由此掀起了著名的戏剧“雾季公演”。
徐光煦认为，“虽然当时条件极其困难，但还是创作和演出了较多富有战斗性的戏剧，对团结抗战产生了重大作用，也让沉寂的山城又‘活’过来了。”
1941年至1945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协调下，戏剧团体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剧场等，持续开展四届“雾季公演”，共创作、演出了242出剧目。像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的《石达开》等历史剧，借古喻今，影射专制独裁的暴政，针对制造分裂的现实，唤起人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清醒认识。
那段时期，戏剧普及的程度也属空前，各学校、各职业团体、各军队政治部门几乎都有话剧组织，国内一些著名戏剧团体也纷纷迁渝。郭沫若、曹禺、夏衍、老舍等一大批杰出剧作家，众多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和优秀青年戏剧电影人才汇聚重庆，可以说形成了当时中国剧坛上最强大的阵容。国泰大戏院、抗建堂剧场等成为当时观众景仰的艺术殿堂，而重庆也成为一座“用戏剧传唱春秋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南方局领导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文学艺术家，仍然战斗在文学艺术、新闻宣传等战线，为繁荣发展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徐光煦表示。
原标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的历史见证： 他们曾在这里以笔代枪宣传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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