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雪松、郑律成夫妇和女儿郑小提。

1936年，丁雪松18岁时在重庆。

今年，是出生于重庆巴县（今巴南区）木洞镇的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1918—2011）诞辰100周年。我们采访了其女儿郑小提并根据相关回忆史料，用三期专栏，打望这位重庆女儿波澜壮阔的传奇生涯。

丁雪松出身寒门，在重庆苦读后考进银行当小职员；抗日救亡时期，给报纸写火力凶猛的时评；1937年入党，被派往延安读抗大，任女生队队长，和朝鲜人——一代名歌《延安颂》及后来中朝两国军歌的作者郑律成结为夫妇，1945年随夫赴朝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经周恩来批准，经金日成同意，夫妇回国；1979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木洞

跟父母的名字相比，郑小提的名字有点非传统。她说：“我出生时，我爸正在太行山区执行任务。我妈没有奶水养活我，就卖掉了父亲千辛万苦背到延安来的那把小提琴，买了一只羊，用羊奶喂我，所以就给我起名小提。”

1943年生于延安的郑小提是真资格的延河女儿。跟同代人都有三五个兄弟姐妹不同，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两岁时还随他们一起到朝鲜，5岁在平壤师从苏联专家学习钢琴。她1956年考上中音附中学钢琴，毕业后考上中音作曲系学作曲；1970年任总政歌舞团创作室创作员，1987年转业到中国旅游出版社音像部任音乐编辑，推出了崔健第一盒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郑小提以一个巴罗克室内合唱团团长的身份，活跃在首都音乐舞台上，还多次组织郑律成作品音乐会，也是韩国每年一届的“光州郑律成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成员。

采访中，郑小提两次提到妈妈的老家——木洞镇。她说：“当年我妈妈就生在木洞一间临江老屋里，离重庆有90多里远，出生时取名丁孝芝，上学时改名丁正兰。她一出世，我外公丁开科已经患疗疮去世了。外公是个小商人，家里没什么积蓄，只留下年老体弱的祖母和妻儿老小五口之家，祖母成天捧着一个装着木炭的竹篓小瓦罐，驱除江边的潮气和寒冷。每天拂晓时分，都能听见江边传来纤夫们拉船喊川江号子的声音，我妈妈就是在雾蒙蒙的江边阴暗小屋里，伴随着川江号子度过童年的。”

全家靠丁雪松的母亲摆一个杂货摊和给人做点针线活来维持家用。“我妈妈从小就背上背篓带上皂角，跑到江边去帮母亲洗衣服。轮船开过来，浪花涌来，她抱起衣服就跑；浪子过了，又回去跪在石头上，一件一件搓洗。外婆看见她去洗衣服，就说：‘幺儿哟，莫再下水了，等幺婶忙完再去洗吧。’我外婆在她那一辈人中排行最末，按老家那边的称呼，我妈妈就叫她幺婶，而不是喊妈妈；我外婆喊我妈妈幺儿，这也是重庆那边的习惯，不管女儿、儿子，都是宝贝疙瘩，统称幺儿。”

河边儿女最愉快的游戏就是跑到江边去爬“梁山寨”。郑小提介绍，“那是一块横卧河滩的大石头，从一边爬上去，再从另一边光滑的斜坡上滑下，就像幼儿园的滑梯。在大石头上看着江边船来船往，大一点的船，我妈妈她们称呼其为洋船，心头老是在想：它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想坐上洋船到外面去看看。想不到多年以后，妈妈真的实现了她小时候的念想，漂洋过海，当大使去了。”

求学

丁雪松初中读的是自费的重庆文德女中。郑小提说：“我妈妈第一学期成绩很好，但因贫困遭到奚落和白眼。文德女中的学费和伙食费都很贵，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庶务也相当势利，见了富家女笑脸相迎，遇到穷学生，冷眼相看。由于妈妈的姐姐患结核去世，可能受到传染，我妈妈脖子上长了两个肿结，民间叫做瘰疠，医学上叫淋巴结核。因为营养不良，又怄了闷气，她脖子上的肿结越长越大，胀痛难忍。文德女中嫌贫爱富的风气，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放寒假了，我妈妈从朝天门码头坐船顺流而下回到家里，就发誓再也不上自费学校了。在家里待了一阵，打听到重庆有个免交伙食费的女子职校，她就在洪水期间，又坐小木船到朝天门上岸，去考了个名列前茅。”

女子职校虽然还是清苦，但她心情十分舒畅。“因为同学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孩，再也不见富家小姐和庶务的势利眼。她脖子上两处肿结，被我外婆逼着找江湖郎中开了刀以后，一直没有愈合，需要定期换药，所以只有穿着没有领子的上衣，一直穿了两年。稍一用力，伤口就绷得很痛。所以上体育课，同学打球、跑步，我妈妈只能眼巴巴地待在操场边上看。在两年时间里，她几乎没离开过校门，从不到热闹场所去耍。”

银行

女子职校分农、工、商三科，学期三年，丁雪松读的是商科。郑小提说：“1934年夏天，妈妈读到二年级，听同学们说重庆平民银行招收练习生，她在班上成绩相当好，经不住同学们劝，她去一考就中，才16岁。当时职校的学生能考进银行，大家都津津乐道；家里也高兴得不得了，外婆还特地派舅舅到重庆来看我妈。”

1934年秋天，丁雪松进了重庆最繁华的都邮街平民银行上班。“我妈觉得以前的名字太女儿气，就改成了雪松。银行的待遇比较好，见习生每月薪俸18元，年终还有奖金和分红，伙食也大大好于女职校。一旦营养加强，精神舒畅，我妈妈的身体很快好转，伤口逐渐愈合，一年后彻底复原。她当时能打网球、打乒乓，到郊外骑马，还跟年轻同事们学了几段京剧和川剧。”

丁雪松和金融界一帮热血青年都很关心时政，组织了球队、剧团和歌咏队，传看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亡。她还给本地重庆商会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投稿。据丁雪松回忆录记载：1936年6月9日，华北危急，她在《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副刊，用笔名雪萍发表了《在民族解放前什么美梦都会成为泡影》：“非洲小国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尚能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七个月之久，我们作为泱泱大国，竟将被一个区区的日本所征服，多么可耻！为什么老是不抵抗？如果一开始即抵抗日寇，何至于今日？”她对一些人的麻木不仁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感到愤慨：“在民族未获得解放前，个人过安逸日子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还有读者来信表示从睡梦中惊醒，要用肩头担负起救亡的工作。”

当时，穿一身阴丹士林布短袖旗袍的丁雪松给同代热血青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战友说：“在重庆这么闭塞的地方，一个女孩子能找到银行这样的职业，竟然还积极地在报纸上对职业青年的前途进行讨论，这有多么不容易。”她的言论和表现，也进入了白象街88号那边《新蜀报》主笔、地下党员——江津人漆鲁鱼的视线里。欲知丁雪松怎样在漆鲁鱼的带领下入党并奔赴延安，我们下周再说。

文、图片翻拍/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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