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2日，浙江金华金东区畜牧兽医局工作人员在养殖场等场所进行全面消毒。
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消息，“我们去指导工作，必须先隔离48小时。”2019年1月19日，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张桂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原本经常走访猪场，现在技术指导改成了电话沟通和微信视频。
一场非常防控战已延续近半年。2018年8月3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确诊国内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农业农村部立即启动重大动物（Ⅱ级）疫情响应。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19年1月16日，全国共发生102起疫情，分布24个省份，累计扑杀生猪91.6万头。
“目前我国对非洲猪瘟的疫情总体判断是点状散发，总体是可控的。”2019年1月13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冯忠武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时表示。
而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亦向媒体通报：截至2019年1月14日，已有21个省份的77个疫区按规定解除封锁，疫情没有流行蔓延。
不过，防控战仍在继续。2019年1月20日，四川人贾波开车回老家。公路上设起了临时检查点，路面铺满了消毒草垫，有工作人员打开消毒水枪给他的私家车消毒，甚至有人开后备箱抽检。
最新的一例疫情发生在江苏。2019年1月12日，非洲猪瘟攻陷江苏省泗阳县一公司下辖的两个养殖场，合计存栏6.8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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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非常防控
“非常时期”的防控措施从2018年8月初便已开始。
2018年8月底，河南大陆农牧技术有限公司一位营销人员去驻马店市正阳县一家规模化养猪场走访，大门口赫然贴着“封场告知”：请来访人员提前与访问对象联系，非必须进场业务一律在场外办理。
非洲猪瘟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接触传播，活猪接触带病毒的车辆、碰过病猪的人员、带病毒的饲料和水，都有感染非洲猪瘟的风险。
消毒洗手、紫外线照射，一个环节都不能省，哪怕对于休假归来的猪场工作人员。靴子等工作装备更是需要熏蒸消毒。有人调侃，猪场老板娘不敢再穿裘皮大衣了，“哪里舍得？因为要高温消毒”。
大多数猪场的员工已享用不到猪肉、猪蹄等偶蹄动物食品——活猪和涉猪产品都可能携带病毒，采购人员被禁止前往肉蛋区。规模化养猪场索性寻找供应商集中供应每日餐食。
外围的防控措施也一个不少。距离猪场3公里处，所有进场车辆必须接受高压热水冲洗、消毒，距离猪场1-2公里处再次重复。出场车辆同样如此。张桂红解释，“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车辆传播病毒。”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规定，发病猪所在地点为疫点，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为疫区，疫区之内的活猪根据检测和调查结果确定扑杀范围。
“病猪是非洲猪瘟传播的最主要疫源。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杀少量的猪，是为了保证更多的猪群不受感染。”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冯忠武解释。
扑杀后的猪将进行无害化处理，掩埋点有专人看守，并设置了摄像头监控。操作者必须专业人士，不然容易把病毒带出疫区。
“扑杀完毕后，要按照规定进行消毒和无害化处理至少6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卫生研究所副所长魏文康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这之后，水、土壤等一切有影响的物品都要抽样送检。如果疫区内未发现新的病例和监测阳性，当地畜牧兽医部门还要对疫情扑灭情况进行验收。“万一疫区有猪闯入，就得继续扑杀、再监测，直至没有新疫情出现才能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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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调猪”与“调肉”
疫情的跨区域传播，这是控制疫情蔓延过程中最棘手的难题。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因此，暴发疫情的省市采取了禁止生猪跨省调运的防控模式。
2019年1月16日，甘肃庆阳人陈旭（化名）在公路临时检查站值班。她是一名交警，需要检查过往行人车辆信息，防止他们将猪肉带进疫区。
连续值守24小时后，她疲惫不堪，“病原在什么地方说不清楚。”她说没人可以责怪，因为未知的太多。
控制传染病有三种方式：控制传染源、切断路径、提高被传染物的免疫力。非洲猪瘟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传播源太隐蔽，传播途径太多了。”魏文康无奈，非洲猪瘟病毒首次进入中国，很多研究暂时还是空白。
猪和任何涉猪产品，包括生鲜或冷冻猪肉、灌肠，甚至饲料、泔水都可能成为传染源。
“就算活猪控制了，还有冻肉，可能来自外省的风险区域，做不到每块肉检测，怎么保证没有猪瘟病毒？”魏文康说。
担忧已被证实。2018年11月29日，杭州市畜牧兽医局送检了5份猪肉样品，确认3份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该产品来源于山东省临沂市的一家肉制品公司。同一天，杭州市余杭区也发现了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的猪肉样品，产品由北京一家屠宰公司调入浙江省，产地是河北保定。
尽管官方多次强调“调猪”转向“调肉”，但业界对这一策略始终存有争论，“既然一线监测不能完全保证猪肉不带病毒，那么跨省调肉对非洲猪瘟传播的影响，怎么管控呢？”
在一些地区，防控已升级，猪肉成了快递“禁发品”。
每年11月至来年1月，四川、重庆等地区进入腌制腊肉的时节。四川人施文此前在老家专门辟了块菜园养猪。猪越喂越大，本想宰了寄给在深圳工作的儿女，结果临到能吃的时候，猪肉不准邮寄了。将近两百斤的猪如何处置，至今无解。
▲2018年10月1日，河北省张家口市白旗乡工作人员在公路上设点检查运送生猪车辆，防止非洲猪瘟。（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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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产销区有所分化”
“南猪北养”和“北猪南运”的大背景下，活猪跨省禁运的影响正在慢慢浮现。
“北方养猪的愁，南方吃肉的愁。”生猪预警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注意到，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生猪价格开始上涨，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开始有所下跌。
2019年1月16日，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表示，2018年，猪肉价格总体波动不大，非洲猪瘟对市场影响有限。猪肉价格总体呈现“上半年下跌、下半年季节性回升、非洲猪瘟发生后产销区有所分化”的特征。
非洲猪瘟的潜伏期约为4-19天，从理论上，疑似感染生猪未发病即被屠宰的可能性存在。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守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非洲猪瘟是非人畜共患病，疫情不会对食用安全造成影响。”
猪是非洲猪瘟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近百年来没有一例人感染的情况。“如果对食用不放心，可以用高温的方法杀死病毒，60摄氏度持续加热20分钟即可灭活。”王守伟说。
利益驱使之下，一些不法分子从高风险省份调出生猪跨省贩卖赚取差价，这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扩散。2018年9月和11月农业农村部通报了防控非洲猪瘟中的违法违纪典型案例。
2018年9月20日，内蒙古通辽市某养猪场副总经理董某光找到驻场官方兽医杨某强，支付好处费8000元，让其违法异地出具生猪检疫证明。此后，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夏某刚、邱某从铁岭市偷运96头生猪至屠宰场，官方兽医发现该批生猪待宰过程中有4头临床症状异常、死亡2头；9月24日经确诊为非洲猪瘟疫情。
活猪跨省禁运引发的连锁反应让业内反思。2018年12月11日，在全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亦提到要进一步完善防控机制，“全面实施分区防控”。
冯永辉透露，产销区域的划分政策或将调整。“产区和销区尽量划在一个区域里，比如给北京供猪的主要是辽宁、河北，那就把它们划在一起，猪不能流到区域之外。”目前，产区和销区如何匹配，方案还未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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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亟待加强
非洲猪瘟传入中国近半年以来，小散养殖户面临监管加严。河南郑州一位刘姓养殖户注意到，一部分小规模猪场因为消毒设施不规范，已被强制取缔，“听说要收编一部分小散猪场，但后来没有实施”。
“从目前的疫情来看，大部分还是发生在中小型猪场，但也有规模化猪场。”魏文康认为，疫情和猪场规模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于生物安全措施。
近期疫情通报正是集中在规模化养猪场。
通报显示，作为一个投资近7亿元、拥有7.3万余头生猪的养殖场，黑龙江明水县该养殖场只有1名2018年11月1日刚入职的驻场兽医。直到疫情发生一个月，企业才上报生猪死亡。企业甚至故意逃避检疫，拒绝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通报认定，黑龙江和江苏两起疫情存在瞒报，不给予补贴。
2019年1月3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赴明水县督导疫情处置，直指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严重的一起疫情”，并要求“坚决查清相关责任”。
持续半年的疫情，也让国内动物防疫体系的短板暴露无遗。此前，国务院第三督查组在农业农村部督查期间就发现，防疫责任覆盖不全，不利于形成动物疫病防控合力。现行动物防疫法突出了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的责任，但对养殖、运输、屠宰加工、经营等环节从业者应该履行的动物防疫主体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督查组还特意提到，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但目前地方财权偏小，基层动物防疫机构人员少、设施旧，“线断、网破、人散”——自上而下的防疫线断了，动物疾病防疫网破了，从事防疫工作的人员散了。
“畜牧兽医工作还是不受重视。”张桂红经常去各地级市业务指导工作，农业局的畜牧兽医部门往往只有十来个人。“这几年的机构改革，动物防疫体系越改越薄弱。”
前述督查报告印证了这一说法。2018年，全国县级动物疫病防控机构所需工作经费预计为27亿元，但财政预算缺口近三分之一；全国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目前平均不足10人，却要同时承担动物检疫和动物防疫、畜牧、畜产品质量安全等监督执法工作，力量严重不足。
张桂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理论上，各县都配有基层兽医人员，他们负责对区域内动物饲养场的监管，协助开展疫情巡查、监测采样和消毒等防疫活动。但现实却是，这些人“中专毕业的都没有几个”，专业水平有限，对于未曾见过的非洲猪瘟，他们和其他养殖户一样，知之甚少。
原标题：非洲猪瘟阻击战：非常时期，非常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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