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10月12日消息，北京市坚持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健全制度机制，对症下药、“一案一策”，有的放矢制定追逃策略，并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审查调查措施有机结合，实现精准追逃。盯住关键环节、关键人群、关键事项，扎牢防逃篱笆。通过“冻结术”、“政策课”、挖孳息等方式，成功追赃。
9月7日15时许，“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程宣走下飞机舷梯，望着眼前的故土，她为自己走过的22年歧路而羞愧。
今年5月至9月，北京市不断刷新追逃追赃工作成绩：北京市潜逃多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王洪江、杨绪茹、张鹏先后到案，“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海涛回国投案……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委、市纪委监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的工作要求，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实行“一案一策”精准追逃，彻底改变“一贪就跑”“一跑就了”的局面，追逃防逃追赃成为巩固发展首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北京市共追回外逃人员125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名，“红通人员”9名。
追逃：雷霆出击织天网
着眼于常态长效，健全制度机制；对症下药，一案一策，制定追逃策略；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审查调查措施有机结合，精准追逃。
2018年12月14日凌晨4时许，一架由新西兰飞来的国航航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外逃11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蒋雷回国投案自首。他是国家监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首个回国投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北京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之初，就将反腐败国际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纳入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部署。”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委坚持强化党的统一领导，在全国率先设立追逃追赃专责部门，增强追逃力量，既负责组织协调、又依法承办职务犯罪追逃追赃案件。着眼于常态长效，健全制度机制，先后出台了《北京市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北京市关于“追防一体化”机制建设的实施办法》《关于办理在逃案件实施办法》等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蒋雷，“红通人员”海涛、程宣、崔建勇、叶丽宁、刘晋等一批重要职务犯罪嫌疑人被成功追回，彰显了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正不断转化成追逃追赃领域的治理效能。
“到了国外，还能拿我怎么办？”“举家外迁是不是就进了保险箱？”面对种种侥幸心理，北京市坚持“一案一策”“ 一案一专班”，有的放矢制定追逃策略，持续开展个案攻坚，不管腐败分子跑出去多久，5年、10年、20年都要追。
针对外逃案件的特殊性，北京市从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发力，综合运用法律威慑、政策感召、亲情感化等手段，找准重点、突破关键、组合出击。注重打好“法律牌”，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打好“舆论牌”，曝光外逃腐败分子，强化震慑，推动蒋雷回国投案；打好“经济牌”，切断外逃人员财源，走投无路的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刘常凯成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北京市第一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打好“政策牌”“亲情牌”，以情化人、以理服人，促使原北大资源集团“霸道总裁”叶丽宁幡然醒悟，回国投案。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香港港源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原会计刘梦平怎么也想不到，察微析疑的办案人员在她外逃17年后仍然毫不放松。回国祭拜父母的她，改头换面化名“刘思佳”悄然入境，依然被大数据捕捉到蛛丝马迹而被识破抓捕。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近年来，北京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审查调查措施有机结合，集中突破了一批尘封多年的重点案件。
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建设开发公司原出纳，化名“李军”的余东；化名“李则光”的中国友谊集团公司业务部原经理、“黄金大盗”葛金山；还有变换身份的贾玉刚、贾玉铸兄弟二人以及陶军、杨绪茹……他们原以为伪造身份、远离故乡便可苟且“重生”，却在信息技术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
防逃：防患未然治未病
抓住三个关键，扎牢防逃篱笆——严把关键环节、盯住关键人群、监督关键事项。
“当前国际形势日益复杂，追逃工作成本高、难度大。一旦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损害法治权威，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北京市纪委监委追逃追赃工作部门负责人说。
北京市按照“标本兼治、协调配合、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原则，强化“防住一个，就是追回一个”的意识，成功阻止数十名有外逃倾向的党员和监察对象出国（境）。
实践中，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摸索出扎牢防逃篱笆的三个关键：严把关键环节、盯住关键人群、监督关键事项。
“谁立案、谁防逃”，北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立案防逃并重，在初核、立案的同时，掌握被调查人持证和出入境情况，一旦评估确认外逃风险较高，立即启动防逃预案，限制其出境。2018年8月24日，北京市、区两级纪检监察机关上下联动，掌握有关情况后，在24小时之内阻断了职务犯罪嫌疑人李某企图外逃泰国的道路。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体系，关键是盯住高风险人群，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尤其是市管国企和社团组织以及海外分支机构负责人、基层自治组织人员等关键岗位列为防逃重点。
为此，北京市纪委监委还借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之机，要求各派驻机构以及市管企业、市属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发挥“触角”作用，督促国有企事业单位分支机构加强内部监督管理，清除防逃的监督盲区。
此外，北京市注重加强对“人、钱、证”的管理，并与“裸官”治理、证照管理、出入境审批报备、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一人多证”专项治理等工作有机贯通，建立信息共享和协查预警机制。强化问题导向，扎紧制度笼子，筑牢防逃堤坝。该市要求，发现党员和监察对象出逃、失踪、出走的，要12小时内上报，并及时采取有关措施；对新增外逃人员，在全力追逃追赃的同时，启动外逃原因调查，以问责追责督促防逃责任落到实处。
追赃：人赃并获挽损失
追赃有妙招：通过“冻结术”，切断财源；讲解“政策课”，引导退赃；手持“显微镜”，深挖孳息。
“赃款赃物是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生存的经济基础。如果能够及时找到并追回赃款，等于摧毁了外逃人员在境外生存的经济基础，能有效压缩其在外生存的空间，迫使其回国投案，或被遣返回国。”北京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北京市坚持追逃追赃一起抓，以追逃促追赃、以追赃实现追逃，已追回赃款1.285亿元。
北京市追赃的妙招之一，是通过“冻结术”，切断财源。由于4套总价值4000余万元的房产被依法冻结，原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席飞迫于经济压力偷偷回国，终落“天网”。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许多外逃腐败分子依靠国内经济支援的实际情况，北京市加大对涉案赃款赃物的核查力度，依法冻结，让赃款在境内“藏不住、转不出”，使外逃人员“无人可靠、无处可逃、无钱可用”。记者分析北京市办理的多个追逃追赃案例，发现被切断国内财源后，不少外逃人员境外生存举步维艰，只好回国，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惩处。
妙招之二是讲解“政策课”，引导退赃。北京市将追赃贯穿追逃始终，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督促外逃人员以先行退赃方式表明回国投案的意愿。截至目前，北京劝返归案的外逃人员均在投案前全额退赃。2018年12月，外逃14年之久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综合处处长刘晋回国投案前，将62万元涉案款全部退缴。其转变，离不开办案人员以案释法、政策攻心的耐心感化。
妙招之三，手持“显微镜”，深挖孳息。
收缴案款145万余元的同时，监察机关没收违法所得96.8万元，国家某部委原副司长万某藏赃款“红利”的幻想被彻底击碎。
“绝不让腐败分子继续享受腐败收益。”北京市监委不仅深入调查涉嫌职务犯罪事实，收集定罪证据，还查明赃款流向和投资情况，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孳息，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亿元。
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雍表示：“市纪委监委把追逃追赃作为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继续坚持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
原标题：织密追逃天网，扎牢防逃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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