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联线微信公众号消息，1948年10月的一天，在渣滓洞看守所女牢房里，一个幼小的生命哇哇哭叫着来到这个充满了苦难和艰辛的世界。孩子的母亲叫左绍英，是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烈士的爱人。1948年8月，王璞同志领导了上川东武装起义，虽然失败却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起义失败后，王璞和他的妻子左绍英成为了敌人重点追捕的对象。当时左绍英已身怀六甲，来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不料因其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行踪。
1948年9月，特务逮捕了左绍英，随即被押往重庆行辕二处。在二处，特务对她动用了夹竹筷子的酷刑，要她交出丈夫王璞的下落。左绍英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个家庭妇女，男人的事情，我管不着，他也不会告诉我，莫说受重刑，就是把我杀了，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于其它的问题。她更是装出一问三不知的样子。也许是她那简朴的衣着和憨厚的容貌，敌人误以为他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将她转移到渣滓洞女牢一室关押。
初到集中营，想到狱外两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想到肚腹中的婴儿，想到生死未卜的丈夫，左绍英这位年轻的妈妈不免心事重重，经常半夜醒来，倚床待天明。在这困难时刻，同志们给了她无私的关爱和帮助，几个年轻的同志，把自己床下的枯草拉出来，给她的床铺垫上厚厚的一层，年长的邓惠中送来了一床旧线毯。江姐每天和她谈心，排遣她心中的郁闷，关心腹中胎儿的情况。同志们的关心，给了她力量，使她感到身后好象升起了一座巨大的靠山，再也不怕任何险恶的风浪。慢慢地，她变得平静起来。
由于经受了刑罚的折磨，十月的一天，左绍英早产了。狱中生孩子，条件是非常艰难的。患难与共的女室全体难友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生命而忙碌。临产之前，江姐就安排杨汉秀、曾紫霞找所方医生刘石仁找了一些红药、碘酒、蕴药棉、纱布，以备接生时用，邓惠中自告奋勇要给婴儿准备小衣裤和尿布。李玉田同志通过二处任事的哥哥弄了点鸡蛋、白糖送给产妇作调养之用。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孩子顺利降生了，是个女儿，阿姨们给她取了一个十分好的名字——卓娅，这是一位苏联女英雄的名字。卓娅的出生，给沉闷的监狱带来了生机，她也受到了全体难友的悉心爱护。狱方供应的开水，大家舍不得喝，全部节约下来给母女俩。男牢的叔叔们节衣缩食支援母女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他们脱下了带有体温的绒衣，从被窝里抽出了热烘烘的毛毯，有的送来了家人托关系送到狱中的红烧肉罐头，或曾经用过而又因舍不得用保留下来的半筒奶粉，或是一小瓶白糖，几十颗鱼肝油，一盒半盒草纸。女牢室的难友们更是日夜操劳，邓惠中每天换洗婴儿、剪裁衣裤，同志们轮流给小孩洗尿布，曾紫霞、杨汉秀通过自己的关系每天到特工厨房为产妇煮“荷包蛋”。在孩子的身上，寄托着全体难友多少希望呵！共产党人要闯开一条血路，争取让自己和下一代顽强地活下去。在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年轻的母亲渐渐恢复了健康，充满了浓稠的奶汁，小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同志们为此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卓娅一天一天长大了。每到放风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到放风坝散步，亲吻她苹果似的小脸蛋。1949年春节联欢会时，卓娅更是成为了明星，难友们争先恐后地抱着她扭起了秧歌，因为是个女孩，谁无意之中叫了她一声“监狱之花”。
“监狱之花”，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象晨风一样清新，象朝霞一样美丽，象银铃一样响亮。这个名字立即得到了全体难友的公认。
然而，“监狱之花”没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在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为了掩护孩子，左绍英用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牺牲了。敌人补枪时，未中弹的“监狱之花”和彭灿碧在狱中所生名叫苏菲娅的孩子，从尸堆中爬出，哭喊着寻找母亲，这时，身负重伤的罗娟华听到哭声，忙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凶残的刽子手竟向她们射出了满满一梭子弹，残杀了两个象花朵一般美丽的幼小生命！
原标题：监狱之花和她的爸爸妈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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