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上午，在重庆巴南的界石小学操场中央，上百名小学生围着92岁老党员陈恩录，听他讲述党史上的励志故事。
这是陈恩录30年里第2992次走上“讲台”。
退休前他站在学校的讲台上，退休后又站上社会的大讲台。30年里，他奔走在乡野、社区及机关单位，步行在1800公里的党史宣讲路上，手写宣讲稿2000多篇共400余万字。
他牵头组建的“夕阳红”宣讲团非常拼，30年间共开展5215场义务宣讲，受众达153万人次。
写了30次入党申请
陈恩录出生在1928年，当时的中国还在黑暗中摸索。
解放后的1951年4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当时特殊时期，1982年他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段岁月里，还有一个人影响了陈恩录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投身到建设祖国的历史洪流之中。
“我那时也像现在的年轻人追星，我追的‘星’是吴运铎。”陈恩录说，“反正就是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吴运铎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不管遭受什么困难，我都没有气馁，每年都写一次入党申请。”陈恩录清晰的记得，他前后一共写了30次入党申请。
入党的第二年，55岁的陈恩录退休离开了学校的三尺讲台。
宣讲路上步行1800公里
退休之后的陈恩录，像在学校时一样看书看报“充电”。
上世界90年代初，他偶然从媒体报道上看到一则报道：河南有退休教师自发成立“关协小组”，开展关爱下一代的公益活动。
受此启发，1992年春，他在巴南界石组织4名退休教师成立“夕阳红宣讲团”，开始在界石当地开展义务宣讲，从此站上了更大的讲台。
2000年时，地势偏远的樵坪斑竹小学只有12名学生，他和一名退休教师打算去讲一堂革命英雄的故事。当时学校没电话，没法提前预约靠碰运气，两人跑了4趟才见到学生。去这个学校，要先乘车再爬10公里上山。
“学生也喜欢我们，离开时送了我们好几里路。”陈恩录说，这次宣讲让他下了个决定，对当时界石的48个村校全覆盖。“很多孩子们喜欢我们！”
对800米海拔的天井坪小学，陈恩录每年去宣讲一次，连续11年没有间断。而每去一次，上了年纪的他要来回步行4个小时。
1999年冬季的一天，陈恩录应邀到界石镇同心村讲课，因田坎垮塌他不慎跌进冰冷刺骨的水田，他想抽出脚，却越抽越陷。
“当时我穿着毛皮鞋，为了摆脱困境，只好把新买的皮鞋脱掉。”陈恩录说。
奔波在宣讲路上，他几十年下来行程上万公里，仅步行的就有180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一天走31公里。
“相当于重庆和昆明之间走了个来回。”陈恩录笑着说。
30年来，陈恩录的宣讲足迹到过学校、去过村居，也进过单位机关，2992场宣讲听众超过108万人次。由于不会使用电脑，宣讲稿要靠手写，如今已积攒2000多篇达400万字。
受众超过150万人次
刚开始宣讲的几年，陈恩录免不了被冷嘲热讽，有人说“陈老头老癫了，不享清福，天天提个包包到处跑”。
陈恩录并不在意这些言辞。“这是个党的思想阵地！”采访中，陈恩录的话掷地有声，“我们党员不带头去占，那谁去占？”
宣讲团初创时的5名成员，健在的只剩陈恩录一人。
一路走来的“战友”中，令陈恩录最感动的是钟跃才。钟跃才热爱宣讲，患喉癌住院前一天还在宣讲，去世时遗言将“雷锋的故事”手稿放在骨灰盒上。
老人的步伐已不似当年沉稳，宣讲团在一年一年扩大：当初的5人变成现在的26人，年纪是最大的92岁，最小的才57岁，其中有11名是老党员。
“车费、伙食自理，无任何报酬。”这是陈恩录为宣讲团定下来的规矩。“懂奉献，会讲会说，还要身体好。”
已92岁高龄的陈恩录，上午坚持一边看报看书学习一边记笔记，下午有空能写出四五千字的宣讲稿。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陈恩录又写了15篇宣讲稿，打算逐一将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革命英烈的故事、抗疫英雄的故事讲出来，让更多群众在生活中接触党史、学习党史，引导他们从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营养。
4月2日记者采访时，他打开办公室的一个铁皮柜，里面整齐堆叠着每次义务宣讲的档案记录。翻阅中发现，除了宣讲时用的文字手稿，还有被宣讲单位加盖了印章的评语。
截至目前，“夕阳红宣讲团”在30年里已开展2823个专题宣讲，共宣讲了5215场，受众达1534505人次。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郭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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