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消息，随着中小学开学季的来临，校外培训机构迎来复苏，北京却“一波三折”。
刚刚复课不到10天，北京校外培训机构再次停摆，全面排查的风声四起。紧接着，北京市教委出面辟谣，暂停校外培训消息不实。
疑云还未散去。两会召开、3·15晚会播出，关于校外培训的讨论批评屡次冲上热搜，退款难等热点问题在投诉中居高不下，甚至引发全国校外培训大整顿的猜疑。
线下线上无一幸免
根据疫情形势，1月下旬北京市曾暂停了全市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伴随中小学3月1日开学，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
3月5日起，北京各个区陆续召开教育培训行业整顿会议。3月10日，刚刚复课不到10天的北京线下机构再次停摆。海淀、昌平、朝阳陆续发布教育培训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不能复课的北京线下机构闻风观望。
其中，朝阳区一则《关于继续做好我区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外语语言能力培训机构及与中高考高度相关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的通知》引发热议，上述三类培训机构具体复课时间另行通知。
与此同时，北京开始以“四不两直”方式进行突击检查。“四不两直”即暗查暗访制度，分别为“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北京作为全国教育高地，此次面临的行业整顿，引发全国培训机构对不确定性的隐忧。
3月12日，针对网上流传的“北京继续暂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消息，北京市教委发布声明称，此消息不实。全体校外培训机构，为之松了一口气。
校外培训整顿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2018年初，北京市率先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经过第一阶段“拉网式”排查后，当时全北京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家，其中存在问题的有7557家，超过半数。
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整改也开始了。根据教育部专栏“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进行时”显示，较为集中的整治浪潮一直持续到2019年。
这一轮整治浪潮，线下线上无一幸免。继2018年1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提到了“强化在线培训监管”；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又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备案审查制度。
2020年12月10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三五”期间摸排整治了4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
那么，此次整治的力度或将超过2018年？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说这次整治力度会超过历次整顿，包括2018年的整顿。
2018年，治理专项行动主要是针对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超纲教学”等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2021年，治理的原则是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严格治理，对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收费管理、营销方式等全方位提出要求。
梁挺福认为，对比两次整顿的侧重点来看，很明显今年的治理站位更高、覆盖面更广，是市场监管、财政、公安等多部门共同打出的组合拳。
急速扩张漏洞暴露
存在问题所以整顿，整顿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2月23日，教育部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吕玉刚表示，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严重破坏教育生态。
3月15日，《中国消费者报》公布12315大数据，教育培训在服务投诉数量中排名比较靠前，较2019年上涨约73.34%。南都民调中心消费舆情与公众生活研究课题组的监测分析则显示，投诉中退款问题最多，占比高达78.06%。
而北京的这次校外培训整顿，其中的一个关键点，亦着眼资金监管。
2020年，老牌教育机构优胜教育在加盟商、家长、员工的三重挤兑下倒塌。年末，K12在线教育小巨头学霸君暴雷，家长退费无门。
校外培训机构资金链断裂，很大问题出在预付费上。凭借预先收上来的现金流，线下机构可以快速开店扩张规模，线上机构可以营销投放换来更大增长。然而极速扩张，漏洞同时暴露。
疫情影响下，线下培训机构复课波折、学员流失，加之场地租金、教师工资的压力，让不少账面现金流不到3个月的线下机构相继倒闭，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大机构也表示压力山大。
不同于线下教育，在线教育的问题是冒着亏损投入营销大战，烧掉的钱则来自于预付费和融资。一旦迟迟拿不到融资，又很难自身造血，就只能在预付费上花心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在《资本漩涡下的在线教育》一文中指出，资本助推之下，企业竞争加剧、行业内耗严重。
2019年12月，《北京市预付式消费市场监督和服务管理办法》等若干文件出台，规定按培训周期收费的，禁止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
与此同时，教育培训预付资金的监管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始试点，方式是让培训机构将资金先存入银行。比如天津，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应在天津市范围内选择1家银行，开立唯一的学费专用账户，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应缴入专用账户管理。
部分地区还采用了缴纳固定额度的保证金作为资金监管手段。比如江西，印发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的意见》指出，培训机构应及时足额缴存不低于30万元的开办资金。
梁挺福指出，校外培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既是校外培训本身固有的问题，也是培训机构在急速扩张中伴生的副产品。
校外培训机构首先是盈利机构，为了发展、盈利甚至竞争，就有可能存在资金风险、超前培训、焦虑广告语等诸多问题。
校内校外寻求兼容
当然，校外培训的问题，还需要放到校内校外的全景视野中来看待。
校外培训怎么就成了刚需？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指出，一刀切的减负政策让教育需求外溢，是让校外培训受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志文认为，遏制校外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需对减负的指导思想进行必要的调整，真正落实好区别化减负。对于合理的要求，也需要最大程度在校内解决，而不是把这种需求挤到校外。
不久前以深圳为讨论中心，全国各地将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纳入行动，在3点半放学后延长课后服务时间，并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
校内教学才是学科教育的主战场，“要坚持眼睛向内抓治理，校内教育教学安排、管理服务要调整、要跟上，切实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不到位的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
那么，今后校外培训何去何从？会彻底消失？
3月15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市教委已启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有序恢复的工作，支持符合办学标准、有益于学生学识和综合素质提升的校外培训机构，依法依规开展线下培训。
需要明确的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治理，其目的并不是打压培训机构，更不是对其“一关了之”。《北京日报》发文指出，目的是通过相应举措，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形成校内校外、线上线下共享共治共荣的教育发展新局面。
梁挺福认为，校外培训与课堂教学两者应该是互为补充，协调发展。兼容之道，在于满足多样化需求与政策鼓励联合合作。
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比如机器人、编程、溜冰等多样化需求的存在，也就需要培训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有些服务是学校提供不了的，即使是有条件也不可以做，因为很多是违规行为，学校决不可提供，但培训机构就可以做到。
对于资质齐全、能够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和优秀师资、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机构，则可以根据招标条件与学校合作，丰富校园学习和生活。
原标题：北京校外培训大整顿，培训班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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