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
176分钟的电影《长津湖》凭何引人“热追”？林超贤：电影基本采用实景拍摄
新华社客户端消息，搁置再重启，历经近200天拍摄。临近上映又延期，动用1万2千人，这部突破国产电影制作“天花板”的巨制，电影《长津湖》终于在9月30日国庆档与观众见面。176分钟的长篇大作在大银幕徐徐展开，把观众带回到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场景之中。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长津湖》启用黄建新作为总监制，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各具特色的导演监制并执导，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李晨、胡军、段奕宏、韩东君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出演。不论是执导、拍摄还是表演都堪称豪华阵容，也正因如此，影片从立项之初便吸引观众关注并引发强烈期待。日前，导演林超贤接受采访，揭开电影制作的面纱。
电影《长津湖》导演林超贤。
导：三大导演联手强在哪？
导演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共同执导却又分工明确。电影全景式的展现了抗美援朝中的长津湖之战，为了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史料背景必须扎实，为此主创人员查阅了众多历史资料，通过剧本讨论形成统一完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管是书本还是纪录片，我们全都拿来，把这段历史再理解一次。”林超贤说，“这些历史资料就像是给我们的血液增添了‘养分’，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把吸收的‘营养’吐出来”。
三位导演联合执导对林超贤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要跟另外两位导演沟通，用什么角度去讲这段历史？故事的主题是什么？人物如何设定？”最终，主创团队决定由陈凯歌为主线人物定调。片中第七穿插连的人物性格、成长改变由陈凯歌导演统一把关，另外两位导演则根据确定的人物主线来呈现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背后具有更深的意义，即探索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类型电影的融合，“电影还是需要用电影本身的身份去呈现这段历史，我们三个导演走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点，陈凯歌导演和黄建新监制把握规矩，我就尽力去把很激烈的部分做好。”陈凯歌与徐克、林超贤的合作可谓是灵与肉的结合，为《长津湖》带来全新的市场试验。
电影《长津湖》海报
拍：长津湖之战难在哪？
“就是碰上最冷的时候去拍电影，可能就是让我们亲自用身体的感受来向这段历史致敬。”电影拍摄时最冷气温零下20多度，林超贤感叹，“以往我们拍电影一天可以拍五六十个镜头，现在因为天气的原因，一天也拍不到20个，所以整体的速度都是有影响的。演员就更痛苦了，因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要还原当年志愿军穿的，也不够多，还要做很复杂的动作。”
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场景，电影基本采用实景拍摄，“有一点机会能真实地拍，我们就必须追求真实地拍”，但实景拍摄除了遭遇恶劣天气条件外，道具、人员也面临巨大困难。“我们拍的是那个年代（的作战），那些枪动不动就不响，有时候反应弹也有一定的危险，每天都不知道要遇到多少次这种情况。”
剧组动用了累计超过7万人次的群众演员，搭建了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是克服重重难关呈现出来的，我们希望尽量可以不用特效来做这些画面。”即便如此，电影后期还是花10个月只为做出2个特效镜头，“这种特效我们要么不用，要用就要用到很惊叹的效果。”林超贤说。
演：吴京易烊千玺好在哪？
影片表现了抗美援朝那段悲壮的历史和伟大的英烈先辈，这些英雄先烈的身影也经过演员的表演进行了深情演绎。其中，吴京饰演的七连连长伍千里和易烊千玺饰演的七连新兵伍万里因战争动作表演得“超有经验”和“缺少经验”与角色达到了巧妙的契合。
“吴京是电影界的前辈，动作片的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他跟香港电影也合作了非常长的时间，对工作的方法都很了解，跟他合作是非常轻松的，他很懂动作应该怎么走，爆点在哪里，计算得很清楚，太有经验了，现场那种感觉就可能会小了一点，要表演再加上去，但是千玺他完全不懂，他反应真的就是这样。他在枪林弹雨底下走的时候特别真实，真的连走带跌要爬到墙边躲起来。”林超贤说，“但是这很配合他的身份，他是一个新兵，所以这种反应是好的。吴京是一个老兵，老兵就不应该有这种反应了。”
不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向历史致敬，向先烈致敬，向祖国致敬，“我们为什么能有今天，我们的先辈用牺牲换来国家的安稳与和平，希望大家都可以到电影院里去向这段历史致敬，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恭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谁？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古尔纳出生于1948年，在印度洋的桑给巴尔岛(Zanzibar)长大，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到英国。1963年12月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和平解放后，桑给巴尔经历了一场革命，阿比德·卡鲁米总统的政权导致了对阿拉伯裔公民的压迫和迫害，发生了屠杀。古尔纳作为受害的少数民族，在完成学业后被迫离开家庭，逃离当时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当时他十八岁。直到1984年，他才有可能回到桑给巴尔，在父亲去世前不久见到了他的父亲。直到最近退休之前，古尔纳一直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学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主要关注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Ngũgĩ wa Thiong 'o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
古尔纳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难民的混乱贯穿了他的创作。21岁时，他在英语的流放中开始写作，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但英语成了他的文学工具。他曾说过，在桑给巴尔，他几乎没有机会接触斯瓦希里语的文学作品，他最早的作品严格来说不能算作文学作品。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特别是《天方夜谭》，是他早期和重要的源泉，《古兰经》也是。但从莎士比亚到v.s.奈保尔(V. S. Naipaul)的英语传统，成为了他作品的特色。尽管如此，必须强调的是，他有意识地打破传统，颠覆殖民视角，突出土著人口的视角。因此，他的小说《遗弃》(2005)讲述的是一段爱情故事，与他所谓的“帝国罗曼史”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在“帝国罗曼史”中，一个传统上的欧洲英雄从国外浪漫的越境中归来，故事在此基础上达到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在格纳，故事继续在非洲的土地上，实际上从来没有结束。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古儿拿都努力避免人们对更原始的前殖民时期非洲的普遍怀旧情绪。他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个文化多元的岛屿，有奴隶贸易的历史，在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国和英国等一些殖民列强的统治下遭受过各种形式的压迫，并与整个世界有贸易联系。在全球化之前，桑给巴尔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
古尔纳的作品来自他的流亡时期，但与他离开的地方的关系有关，这意味着记忆对他作品的起源至关重要。他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写于1987年，讲述了一场失败的起义，将我们带到了非洲大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主人公试图摆脱沿海地区的社会困境，希望得到内罗毕一位富有的叔叔的庇护。相反，他被羞辱了，回到了破碎的家庭，酗酒暴力的父亲和被迫卖淫的妹妹。
在1988年的第二部作品《朝圣者之路》中，格纳探索了流亡生活的多重现实。主人公达乌德(Daud)在他的新家乡英国面临种族主义气候。在试图隐藏自己的过去之后，对一个女人的爱吸引达乌德讲述了他的故事。然后，他可以讲述自己悲惨的成长经历，以及坦桑尼亚政治动荡的创伤记忆，那场动荡迫使他逃离。小说的结尾是达乌德参观坎特伯雷大教堂，在那里他思考了过去造访此地的基督教朝圣者和他自己的英格兰之旅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前，他曾公然反抗前殖民势力所狂喜的一切，但突然间，美触手可及。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经典朝圣的世俗版本，用历史和文学先例作为身份、记忆和亲属关系问题的对话者。
古尔纳经常允许他精心构建的叙述引出一个来之不易的洞见。第三部小说《多蒂》(199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描写了一个移民背景的黑人妇女在195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国的恶劣环境中长大；与此同时，她在英国这个她出生和成长的国家却感到漂泊无依。小说的主人公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创造自己的空间和身份;读书给了她重塑自我的机会。尤其是名字和名字的变化在这部小说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展现了古尔纳深深的同情心和心理上的纯熟，完全没有感伤。
格纳的第四部小说《天堂》(Paradise, 1994)展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突破，它是从1990年前后到东非的一次研究之旅演变而来的。这部小说显然借鉴了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天真的年轻英雄尤素福(Yusuf)通往黑暗之心的描绘。但它也是一个关于成长和悲伤的爱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发生了碰撞。我们将重新讲述《古兰经》中约瑟夫的故事，背景是对19世纪末东非殖民统治的暴力和详细描述。在《古兰经》故事的乐观结局中，约瑟夫因为信仰的力量而得到了回报，与此相反，古尔纳的优素福感到被迫放弃他所爱的女人阿米娜，加入他曾经鄙视的德国军队。这是格纳的特点，使读者对一个幸福的结局，或一个符合体裁的结局的期望落空。
在古尔纳对难民经历的处理中，重点是身份和自我形象，这在《赞美沉默》(1996)和《海边》(200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两本第一人称小说中，沉默都是难民保护自己身份不受种族主义和偏见影响的策略，也是避免过去和现在发生冲突、产生失望和灾难性的自我欺骗的手段。在这两部小说的第一部中，带有偏见的叙述者选择向他的英国家庭隐藏自己的过去，并虚构了一个更适合他们共同构建的世界的生活故事。但这是一对双胞胎的沉默，因为他还向他在桑给巴尔的家人隐藏他的流亡生活，他们不知道他在英格兰有一个新家庭和一个17岁的女儿。在《海边》中，又上演了一出失望和自欺欺人的戏剧。第一部分的叙述者萨利赫是一位来自桑给巴尔的老穆斯林，他拿着以宿敌的名义伪造的签证，向英国申请庇护。当他遇到敌人的儿子，书的第二部分的叙述者拉提夫时，只是因为拉提夫碰巧被授权帮助萨利赫适应他的新祖国。在他们激烈的争吵中，萨利赫在桑给巴尔被压抑的过去在他心中浮现。尽管萨利赫努力回忆，拉提夫却竭尽全力想要忘记。这在小说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两名叙述者的选择消解了小说情节的路径和方向，也消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和自我认知。
古尔纳笔下流动的人物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大陆之间，在过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全处境。在上面提到的古尔纳的第七部小说《沙漠》中，我们发现了这种间断的一个新版本。在这部小说中，一种悲剧性的激情被用来阐释被殖民的东非的巨大文化差异。长第一部分是熟练锻造。故事发生在20世纪之交，讲述了英国人马丁·皮尔斯(Martin Pearce)如何昏倒在大街上，在当地商人的帮助下，穿过这座城市的迷宫，进入一个文化和宗教都不相同的世界。但皮尔斯会说阿拉伯语，这是他与这家人更密切接触并爱上他们的女儿瑞哈纳的先决条件之一。他让小说的后续部分围绕着半个世纪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禁忌之恋故事展开，但仍然带有挥之不去的文化障碍。
古尔纳在桑给巴尔的青年时代是这部小说的基础。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有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并存，但也会为争夺霸权而相互争斗。即使他的小说是在一个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联盟中创作的，世界主义的背景也提供了它们的独特性。对话和口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明显的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和德语元素。
2011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的主题与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有关，书的结尾也是同样的苦涩，患病的难民阿巴斯(Abbas)去世后，留下了这本书的名字作为礼物，包括一段幸存者家庭不知道的残酷历史的录音。
在《碎石之心》(2017)中，古尔纳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题，即一个年轻人与邪恶和不理解的环境对抗。这部激动人心的、严谨的第一人称叙事描述了年轻的萨利姆的命运，直到结尾处可怕地揭露了一个对他保密的家庭秘密，但这对他作为一个漂泊在外的人的整个人生轨迹是决定性的。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残酷的宣言:“我父亲不想要我。”标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和第四幕第三场公爵的话:“生不如死!”O砾石心。”正是这种双重无能成为了萨利姆的命运。
古尔纳的最新小说《死后》从2020年开始，讲述了天堂的尽头。在这部作品中，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也就是1919年德国对东非的殖民统治结束之前。哈姆扎是一个让人想起天堂里的尤瑟夫的年轻人，他被迫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并依赖一名对他进行性剥削的军官。他在一次德国士兵的内部冲突中受伤，被留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但当他回到他在海边的出生地时，他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历史变幻莫测的风向统治着我们，就像在《大逃亡》中一样，我们沿着情节走了好几代人，直到纳粹对东非的重新殖民计划尚未实现为止。当故事发生变化，哈姆扎的儿子伊利亚斯在德国统治下变成伊利亚斯时，格纳再次使用了改名。结局令人震惊，出乎意料，也令人震惊。但事实上，同样的想法在书中不断出现: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里是种族主义——要求屈服和牺牲，那么个人就会毫无防御能力。
古尔纳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简单化的厌恶是惊人的。这使他变得黯淡而不妥协，同时他以极大的同情和坚定的承诺追随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回避了刻板的描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东非，这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不熟悉的。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的项目无法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完成。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种受知识热情驱使的无休止的探索，如今，在《来世》中，这种探索同样突出，就像他21岁开始写作时一样。
安德斯·奥尔森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瑞典学院
【鸡汤煲】
陈凯歌：哪怕再多的磨难，我们也要用胜利赢得尊重
国庆期间，电影《长津湖》热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精神感动无数国人。今天，我们一起分享影片监制、导演陈凯歌在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节选。
经过几年的剧本准备、长时间的艰苦拍摄和繁重的后期工作，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了。《长津湖》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东线战场上，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克服缺衣、少食、极寒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敢于胜利，重挫美军精锐的陆战第一师，改变了敌我之间的战略态势。长津湖战役以“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而彪炳于我军战史。
我在创作《长津湖》的过程中，体会最深刻的就是——写戏要写人，写戏先写人。许多战争电影的成功都是因为写出了鲜活生动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塑造，就没有观众情感的寄托点；没有惹人喜爱的人物，就不能引起观众的关切和共鸣。只有人物成功了，才能带领观众走进战争，观众才会和银幕上的战士共情，在几个小时里同生死、共患难，心为他们痛，泪为他们流。《长津湖》也不例外，我们要让观众的情感体验建立在对人物的认同之上。
首先，要拍出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风貌和昂扬士气。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军队可谓举世闻名——英勇作战、以弱胜强的传统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培育起来的。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是我军特征的生动写照，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生动写照。长津湖战役的主要参战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兄弟部队一起横扫华东、解放上海，是一支胜利之师，因此整体的精神面貌必须饱满。我们拍摄了九兵团行军和倾听司令员宋时轮动员讲话时的雄壮军威，为战争中的浴血奋战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我们在每一个具体人物身上下功夫，写出他们的个性。不仅作为主角塑造的伍千里、伍万里兄弟俩性格突出，他们所在的七连其他将士，一个个或爽朗，或豪放，或冷静，或机智，笑口常开，勇敢善良。无论是家乡还是军列，车站还是战场，我们都试图在情节进展中给人物定调子，给群戏打基础，为每个人留下其后发展空间。两位编剧都为银幕上的人物再现，进行了充分的构思和准备工作。只有把人物写好，戏才能有底气。
同时，为了表现领袖人物的重大决策，我们专门搭建了丰泽园、颐年堂等领袖人物举行会议的场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保家卫国”为号召，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切响应，这个事实，体现了领袖人物和人民所具有的共同意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拍摄九兵团大军到达东北辑安车站准备入朝这场戏时，北京的气温突然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是入冬后最冷的一天。伍千里、伍万里和所有扮演七连战士的演员们却兴高采烈，他们穿着和当年九兵团战士一样的薄薄夹衣，不畏严寒地拍摄了一整天，双手冻僵了，吐气成霜。他们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才能拍出真实，我们现在终于明白志愿军战士们该有多冷了。我们才坚持了一整天，他们坚持的是整整一冬天！”
在拍摄战斗场面时，扮演志愿军战士的演员们更是不畏艰难地努力入戏，他们顶着爆破炸点，冲破硝烟，在英勇奋战的志愿军精神鼓舞下，出色完成了拍摄任务。
我也曾在少年时代入伍参军，在军队度过了5年青春时光，因此深知这支军队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从何而来。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是我们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源。《长津湖》的拍摄，让我有了回到军队的感觉，像是又和战友们一起奋斗、一起喜悦，也一起悲壮——哪怕再多的磨难与牺牲，我们也要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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