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风了，山在响，如倾如诉，如歌如泣。

明末，天下大乱，枭雄称霸，烽烟四起。

还是在大明朝万历三十年（1606年）九月，在陕西出生了两位把明王朝搅得天翻地覆直至灭亡的人，一个是定边县的张献忠，生于9月18日；一个是榆林米脂的李自成，生于9月22日，两人生日仅相差5天。后来，张献忠建立过大西政权，李自成建立过大顺政权。

两人都曾在盐道上杀得轰轰烈烈。

历史，就是这样总存在惊人的巧合。

先从这早出生5天的张献忠说起。

张献忠，是个很具传奇性的人物，有很多奇闻异事，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掩旗息鼓等故事。关于这个人物在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比如曾经被熏染为“杀人狂”“杀人魔王”，“八大王洗四川”就是最广泛的传说。

张献忠起义图

战争，意味着大量的杀戮，从而导致人口减少。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爆发了太多的战争，以至于四川人口大量减少，跟“清洗”过一样，但这笔账全算在张献忠身上，也有失公允。特别是史料的匮乏，连张献忠到底是三次还是五次入川都存在争议，所以至于具体的死亡人数，更没法考证。

有史料记载的是，张献忠的起义军转战全国，杀入大宁县城，兵马在盐道之上进进出出多次。

第一次是明崇祯七年（1634）二月，张献忠率部转战陕西汉中，后由湖北房县、竹山县入大宁，攻大宁盐场后直趋县城，杀知县高日临。

这一战，打的很壮烈。

当时的知县高日临，作为地方官员，听闻义军来犯，自当安民守城。

一个官逼民反，带领义军为追求自己的期望而战；一个守土有责，带领官兵民众为守卫自己家园而战。现在看来，不能简单的用“好”与“坏”，“官”与“匪”来判断，战争的成因太复杂，无法简单划类区分。

受苦流血的还是普通民众，也有英雄豪杰。

这一战中，高日临英勇慷慨。

清光绪版《大宁县志》记载：

……知县高日临见势，弱不能守，啮指书牒乞援上官，率众御之北门。兵败被执，大骂不屈，贼碎其体，焚之。

高日临见敌兵来势凶猛，而县城守军无法御敌，一边咬破手指写血书加急求援，一边率领兵民在北门防御战斗。现在的巫溪老县城还保留着曾经的北门城墙，石砖冰冷。这高知县兵败之后被张献忠的士兵俘虏，慷慨激昂，高声大骂，最终被“碎其体”而焚烧就义。

一百年前的巫溪北门及码头

高日临不仅英勇，还有谋略。《大宁县志》引《高侯忠烈碑》记：

是春初旬，寇直犯宁盐厂，侯早膳乡兵，拒险设隘，设奇发伏，果获奸细，数酋前冲授首。无奈贼势益獗，侯方请救请饷，仅得民兵百余，不知贼屠井场而长驱直抵县矣。

宁厂盐场到县城，仅大宁河水道和岸边险峻狭窄的盐道，高日临根据地势设立关隘，埋伏奇兵，果然抓获了张献忠派来的探子细作，还斩获了几位将领的首级。但义军人数众多，战斗力是县城守兵无法抵御的，求援又仅仅得到民兵一百多人，只能落得个血战被俘的下场。

而这张献忠沿着盐道杀来，看准的不是大宁县小小的县城，而是富裕的宁厂盐场，所以在这里“屠井场”。

那一日，宁厂一定血流成河，哀嚎声声。

盐商也好，盐民也罢，辛辛苦苦赚取的白花花银子，起早贪黑熬煮的白花花食盐，都被张献忠手下的将士们抢去充了军资。

在这里尝到盐利好处的张献忠虽然四处征战，却一直惦记着这大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张献忠领兵再次入川，在汤家坝（现巫溪土城镇）大胜官兵，随后转战于兴山、太平（今四川万源）等县。平贼将军左良玉和明都督郑从简手下副将张应元、汪之凤、贺人龙、李国奇等多路人马率军围追堵截。

这期间，张献忠被左良玉大败于太平县玛瑙山，不得不和另一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会合在一起。

明末的农民起义将领受“水浒”影响很大，所以基本都有自己的绰号，比如张献忠号称“八大王”，李自成开始称“闯将”，后称“闯王”，这罗汝才则被称为“曹操”，野史上称他为人狡诈多谋，反复无常。罗汝才是陕西延安人，出生年月不详，是农民军三十六营将领之一。

第二年五月，石柱著名女将秦良玉与罗汝才大战于夔州。这一战罗汝才败得有些惨，手下一千多人被斩了首级，还连军中大纛都被抢走，只得从夔州逃入大宁县。

《明史》记载：……总兵官贺人龙等分道逐贼，败之，罗汝才走大宁。

《蜀碧》记载：时督师杨嗣昌下檄曰：贼东走大宁、大昌，由夷陵下荆襄者我当之；西走紫兴、房竹入秦者，左良玉当之；伺四川走夔门，邵捷春当之……

四面八方都部署了军队，要致罗汝才于死地。

这罗汝才东奔西躲，后因与张献忠不和，改投了李自成，又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的撰写者也有势利之心，没跳出“成王败寇”的世俗规则，就是写“贼”也只写当了“皇帝”的“贼”，所以《明史﹒名贼列传》只写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而没有罗汝才。其实，李自成兵败之后投奔张献忠，险些丧命，是罗汝才救了李自成。张献忠兵败之后投奔李自成，也险些被杀，是罗汝才私下送他五百人马，将张献忠放了出去。李自成潼关遇伏，罗汝才鼓动各部与他一起前去搭救。李自成与张献忠讲的是霸道，以力服人，胁迫各部听从自己的指挥；罗汝才是以德服人，讲究江湖道义。罗汝才的人缘挺好，在“流贼”里很有号召力。没有罗汝才，张献忠不敢反了谷城，没有罗汝才李自成也聚合不起百万大军。从某种角度讲，在高迎祥死后，罗汝才才是明末农民军的核心人物，后落得个被李自成所杀的下场，也算是一种悲哀。

继续说回张献忠，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又一次挥师入川，杀入大宁县。

这次的大宁县，担任知县的是岳农坛，陕西凤翔人，能文能武，在两年前的崇祯壬午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由学博任大宁知事”。这时候的明朝，天下大乱，前途堪忧，岳知事也算是临危受命，这大宁古城“地左楚而右秦，势逮倾危，寇内张而外李”，国运和个人命运都堪忧。

然而岳农坛虽为文弱书生，却一身戎装，铠甲披身，手持利剑，“修武备而民亦知兵……战罢催耕，不许农桑有失”，一边积极引导军民积极备战保卫家园，一边发展生产提高物资储备。

甲申巨变。

公元1644年，这年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大明首都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这年还是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大肆屠杀、强奸、纵火、抢掠，也被称为“甲申国难”。同样是这一年里，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号永昌元年，张献忠建立大西王朝，号大顺元年。

家国巨变，岳农坛忧心忡忡。

这年正月，张献忠的大军再次杀来，岳农坛放下春节暖热的酒碗，提刀披挂上阵。

国破家亡，外无援军，敌兵强大，岳农坛明知不敌，也要为职责而战。

敌众我寡的抵抗，其结局可想而知。岳农坛虽然只在大宁县担任不足三年的知事，却如前面的高日临一样，是位英雄豪杰。

那日他的赴死，充满了仪式感，让人悲壮叹息。

《大宁县志》记载：

……坛力难支，乃冠带殉身，北谢君恩，从容就义，投泮水死……

硝烟滚滚，岳知事久战力乏，穿上自己的官服，对着北方大明王朝的都城跪拜焚香。神情坦然，他知道自己今日只能以死报国，又不愿像高日临一样，遭敌兵俘虏受辱，于是跳入泮水（泮水：古代学宫前的水池，形状如半月）之中，从容赴死。

再说这张献忠，第二次占领大宁县城，继续挥鞭直逼夔州。仅仅几天时间，就攻破夔门，二月攻万县，后因长江水涨，屯兵忠州葫芦坝。五月，40万起义大军从忠州朔江西上，步兵行左岸，骑兵行右岸，水军由江中押粮。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令部将赵荣贵守梁山（今梁平县），分守道刘龄长与涪陵知州冯良谟、参将曾英守涪州，扼乌江与长江要口。六月上旬，起义军逼梁山，赵荣贵望风披靡；六月八日，起义军从乌江东岸突破，攻下涪州城，追敌至望州关，伤曾英头部，后只身逃脱，刘龄长等败退川南；六月十一日，起义军水陆两路起程，分进重庆和南川、綦江……

张献忠这位乱世枭雄，但最终在西充凤凰山抗击清兵的战斗中被流箭射中而亡。

如其他的传奇一样，张献忠在这里也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人在巫溪徐家镇肖家坡山洞中发现一石刻：

此洞神秘天下无，风光绝秘最突出；

千孔万穴知多少，胜过天门八卦图。

落款“张献忠，崇祯八年”。诗为直排竖写，每句分两行，头行四个字，二行三个字，无标点，字体隶书，阴刻。前面说过，县志记录张献忠第一次进入大宁县是崇祯七年，这里落款崇祯八年，又留下悬疑待解。

巫溪徐家镇肖家坡石刻 图片来自巫溪网（摄影：肖治）

再说说比张献忠晚出生五天的李自成。

李闯王的起义军也曾多次在盐道上出入。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入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市）车箱峡（今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50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一出峡谷，李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再举战旗。

崇祯十三年二月（1640年），李自成军又在奉节鱼腹山失利，为避实就虚，走大宁、竹山盐道，返回陕南，再次潜伏在商雒山（今陕西商县东南）中。也是在这之后，李自成的军队在商雒山中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的政策，打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

李自成后来杀入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可没过多久自己也以失败告终。

李自成起义失败之后，手下的部将开始各自为阵，贺珍、李来享、袁宗第、郝摇旗、王光兴、刘体纯等人在巫山、大宁、夔州、竹山、建始等地，改变原有政策，联合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南明政权，打出“抵制清兵”的旗号，坚持抗击清兵长达21年，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夔东十三家”，又称为“川东十三家”或“夔四家”。这“十三家”不太准确，实有16个营兵力，人数达到20多万，推举刘体纯、王光兴主持军务，划分防区，分据川东、鄂西诸山中，边务农边练兵，常出奇兵袭击南下清军。

夔东十三家控制版图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这“夔东十三家”接受了南明永历政权的册封，贺珍驻大宁县，为岐侯；袁宗第驻大昌县（今巫山大昌镇），为靖国公；郝摇旗驻湖北房县羊角寨，为益国公；李来亨驻湖北兴山县七连坪，为临国公……

各有各的势力，各有各的封号。

单说这驻扎在大宁县的贺珍。

贺珍原来是明朝官员，后来投降李自成，成为大顺军的一名主将，勇猛无比。在走上反清道路后，所率军队活跃在大宁县，被南明永历帝钦命为“提督川陕楚豫恢剿兵马行招讨事、拄震虏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少师歧侯”。加封一大串让人头晕目眩的职务，足可见南明政权对于这支反清力量的重视。

在清光绪版《大宁县志》里，编修者维持了所谓的正统思想，对贺珍的描述很有意思：

……憧憧往来，迄无宁日。殆丙戊（顺治二年，即1646年)，闯孽贺珍由汉中窜入大宁，永历年，假故明封号称歧侯，收拾人心，借以自固，设险负隅，颇知与民休息，故大难之后，尚有遗黎，珍之力也。

清朝的编修者，对“反清复明”的贺珍只能打上“闯孽”的烙印，却在文中暗含褒扬之意，认为在战乱频繁之时，还能让民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存有余粮，实为贺珍之功劳。

在如今宁厂古镇的龙君庙遗址，曾经有一块石碑，记录了当初贺珍在这里修缮龙池，复建庙宇的过程，光绪《大宁县志》和道光《夔州府志》中均有记录。《碑记》由一个叫毛寿登的人所撰，当时被南明永历政权授予了“总督湖北兼制川东、兴、汉、南阳等处地力一各路恢剿兵马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介都御史”的官权，实际上已成为“夔东十三家”各路兵马之监督联络官，不时往来于各军营之中，所以对于贺珍在大宁盐场的所作所为可谓了若指掌，他的《碑记》所记录情况有很大的可信度。

从战略上来讲，巫巴山地位于长江三峡地区东北部，巍峨雄浑的大巫山与北面横亘起伏的大巴山连成一片，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贺珍、刘体纯、李来亨等人兵败之后均先后率众进入这一区域，除了利于与强大的清军周旋作战的军事战略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可以仰仗以大宁盐厂为中心所生发的盐业经济而长期屯守，与清廷对垒。贺珍驻守宁厂，修葺龙君庙的本意，乃是希望盐场能由此继续得到龙神的保护，不至于因雨水过多而冲淡卤源，或因洪水泛滥而使盐场受损，以此提高产量，增加盐税。

自贺珍驻屯该地后，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号，招抚四方流民，一时间百废俱兴。

特别是为振兴盐业经济，贺珍革除明代盐法弊端，免掉盐户所纳课税，而民众所交租赋，亦仅仅征收原定份额的十分之一。同时，实行“官营专卖”的盐业政策，直接组织掌控。贺珍还特别认识到:涌流不绝的宝源山盐泉，是进行军事储备的经济来源，为求得龙神的保护，进一步把盐业经济搞活，考虑到龙君庙祭祀不丰，而庙旁又多污秽杂物，所以对龙君庙加以整饬，把住在庙旁的居民搬迁到远处，并在庙前建起一座十分耀眼的牌坊。到了辛丑年（顺治十八年， 1661年)，贺珍又在原来的规模上，再次对龙君庙进行了整修，并在庙前新建楼阁，使得龙君庙中香火旺盛，四方香客湮祀不绝，成为宁厂一大游览胜地。

贺珍治理盐场，除了采取“减赋免税”与民休息的政策外，还对内以督促当地农耕民众操练军事作为根本；对外把救援南明永历王朝，共举灭清之事作为大业。

由此可见，贺珍所为，绝不是为了偏安一隅，而是想凭借盐业经济的振兴以图富强，伺机出兵以“勤王灭虏”。

所以，毛寿登把贺珍比作“昔管子治齐”，把治理盐场的作为与春秋时期管子为齐桓公治理齐国相提并论，称颂“公之心，视天下如一家，视朝廷如一身”。毛寿登所写，不乏溢美之辞，但却从中可感知到当年贺珍所为确实非同一般，其治理大宁盐场所带动的盐业经济，在义军以巫巴山地作为根据地与清廷斡旋作战长达十余年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明末清初，整个三峡一直笼罩在战争之中，各盐场的盐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弃井、灶逃亡，井灶锐减，几近倒闭。据《云阳县·盐业志》和民国《云阳县志》载：

明末清初，复因战乱，灶毁人逃，直到顺治中期，灶民渐归，恢复生产，产量极微。

崇祯甲申，张献忠入蜀后，姚、黄、余、李相继为乱，士民逃亡，乙巳（1665年）仅存灶户十二。”逃亡潮迅速波及全省盐业，民国《四川盐政史》云：“川省盐场始于秦代而盛于唐宋，明末清初复败于张献忠之乱，几致全毁，清之中叶乃逐渐兴复，降至清末于焉大盛，竟超历代而上之。

民国《四川盐政史》载：

川盐在明以前，井灶似皆国有，招募灶丁以煎之，其煎盐之多寡，应募之手续，必有规定，惜书史未能详载，无可考焉。自张献忠屠戮后，盐灶湮废，听民开办，遂为民产。其初尚无限制……。

可见这场战争之后，盐业生产开始由官办改为了民办。不过，“败于张献忠之乱”这一说法有失公允，战争造成的破坏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一方。

三峡盐业研究者刘卫国在其《渝东盐业与古代战争》一文中认为，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由官逼民反而引发的，所以，官府的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发生在巫溪境内的一场起义军与官军的战斗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清嘉庆年间，在豫、鄂、川、陕、甘 5省爆发的反抗清王朝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曾在渝东的大宁、奉节、云阳、开县、达县一带活动。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军由房县进入大宁一碗泉、乌龙溪等地，当地民众纷纷响应……在义军累遭挫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民众却蜂拥加入义军。充分说明，官府的横征暴敛已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义愤，起义之举乃民心所向。

这里说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是清朝中期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战争。白莲教作为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从而迅速在民间流行，参加人员众多。

在白莲教举起“反清复明”大旗之后，规模迅速壮大，鼎盛时期达到十多万人，转战五省。在大宁县，老木园（今巫溪天元乡）人陈崇德，在湖北襄阳白莲教起义军进入大宁县后，号召教民响应起义，后成为清嘉庆年间大宁县白莲教起义军著名首领。

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陈崇德率义军一千余人驻扎在大宁县九龙池，县城指日可下。清朝廷闻报后十分惶恐，派成都将军观成率大军到大宁县，知县钟莲派“义勇”作向导，引兵围剿。陈崇德率部突围后和活跃在洪仙岩的另一支义军汇合。官兵追剿至洗沙溪、回龙寺等处，烧房焚粮，断绝义军粮草。陈崇德率义军奋勇抵抗，官兵四面连营进行围困，并用火炮攻占轿顶山关卡。情况危急，陈崇德派员急请外援。正在达县、东乡（今四川万源）会师进行整编的川鄂两省各路义军闻讯，在八路兵马总指挥王聪儿率领下，于闰六月从不同方向分赴大宁，协同抗击清兵。清军分兵作战，陈崇德之围得到了缓解，各路义军接连出击，屡挫清军。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留驻大宁的几支义军，被官兵、乡勇围剿，连吃败仗，已经是苟延残喘了。起义军所占踞的老木园再次遭重兵围困，陈崇德面对危局，鼓励义军坚守阵地。四月，官兵由三道垭进攻，焚其外围木城，进攻老木园山顶，起义军以擂木炮石奋勇抵抗。清军连续组织重兵攻打，起义军弹尽粮绝。危急中，陈崇德率众坠岩跳涧，连夜突围。观成、刘君辅督兵追剿至桃木坪两面夹攻，陈崇德率残部拼死抵抗，奈何清军兵强马壮，起义军将士全部阵亡。面对残局，只能仰天长叹的陈崇德在兄弟们的白骨鲜血中自剌身亡。

侥幸逃脱的大宁白莲教义军余部愤激振师，坚持斗争，一直到嘉庆七年，最终被清军血腥镇压下去。

整个白莲教起义持续近10年，耗费了清朝政府16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于5年的财政收入，国库为之一空。

秦巴山地地广人稀，山势陡峭，便于躲避；又有富足盐税之利，便于生存。历朝历代，都是起义大军活跃之地。

白莲教之后，红巾军、太平军、捻军，你来我往，血雨腥风。

你方唱罢我登场，盐道上热闹依旧。

清朝灭亡，民国初立，四川进入军阀防区割据时期，三峡各主要盐场，成为军阀部队纷争之地。各军在盐场巧立名目，征收税款，自订章程，办理盐务，而且官府不能过问。仅大宁盐厂，就先后有几十家驻军机构征收盐税，盐民苦不堪言。

民国二年（1913年），县知事廖敬中听闻袁世凯部将张钫军杀来，挂印潜逃。

民国五年（1916年）7月15日，护国军派李鸣九部进入巫溪县城。

民国六年（1917年）春，豫军王安澜部溃退巫溪，无军饷便滋扰民众，被李少康、刘世林率领乡团赶出境内。同年，豫鄂联军驻防巫溪，想方设法筹集军饷，征收税务。

民国七年（1918年），川军但懋辛率军到巫溪驱逐豫鄂联军。驻巫豫军陈金祥部撤离时，放火焚烧了宁厂镇衡家涧房屋数十家。

第二年，改编川南缉私营二连两个排驻大宁厂；川军第一军第二混成旅驻防巫溪；4月，川军第二军第二师为争夺盐税，出兵占据第一军大宁厂防地。

再后一年，靖国联军黄复生、卢师谛所部进驻巫溪。

再到1926年，杨森委派部属周子高为军长，同川东防区一柴姓营长率领300余人进驻巫溪，拼命搜刮民财，招兵买马。

……

兵来兵往，每一拨都冲着富足的盐利而来。

枪炮无情，痛苦的，始终是万千盐民。

原标题：张献忠李自成在盐道上杀得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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