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上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带着秘密任务离开了来到四川省天全县的红军长征队伍。他要穿越雅安、成都、重庆，然后到上海去完成一项绝密任务，执行泸定桥会议决议的一部分，一是恢复白区党组织，二是与上海的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次任务，只有周恩来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在白色恐怖时期，要安全行走这么远，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为了协助陈云同志完成任务，中央帮他物色了两个助手，一个叫席哲明（本名席懋昭），一个叫陈梁，他俩都是四川人，也都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
他们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重庆。为了安全，陈云把席哲明他俩安排在旅馆里，自己去接头。陈云参加长征前，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深知在大城市从事地下工作，人越少越好。陈云离开天全县时，刘伯承为了陈云的安全，特意为他写了两封密信，信的内容很平常，但信却是接头的重要证据！可以说，不是换命的兄弟，不会写这样的信。其中一封已经在成都用了，还剩一封。这封信是刘伯承写给弟弟刘叔禹的，希望弟弟帮助这位同志做点事。
陈云在朝天门找到了福兴中药铺，一个壮实的伙计说：“老板不在，可能在家里。”陈云说：“哦，我知道，在十八梯。”说完，陈云掉头就走。走出药铺，拐了个弯，药铺壮实的伙计跟了上来说：“我就是老板刘叔禹，对不起！在重庆城混碗饭吃不容易呀，稍不注意就要被人打秋风。”陈云把刘伯承的信给了叔禹。他看了信，就把陈云带到十八梯家里。叔禹和母亲一起住，刘妈妈听说陈云是刘伯承的朋友，非常热情，问长问短，摆了许久的龙门阵。陈云原本只打算住两三天，事情办完就走。可是还没等到那一天，就出意外了。
这天晚上，刘叔禹回家说：“听警局内部的人说，有中共大官路过重庆，满街都是警察，还有军人在街上巡逻，时不时还可以看到特务在行人稠密的地方东盯西看。”如此一来，陈云只好稍作等待了。
陈云这次离开红军队伍，一切都严格按照白区工作的原则做事。首先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廖家骏，刘伯承的信中也称他为廖兄家骏。到了重庆联系上刘叔禹后，陈云就让席哲明、陈梁回去复命了。听说风声紧了，但陈云并不紧张，因为没有漏洞。即便席哲明他俩被捕了，也不会威胁到陈云与刘叔禹的安全。
因为护送陈云上船是大哥交待的，刘叔禹想方设法把事情考虑得更细致周全。又过了七八天，风声没那么紧了，他这才决定送陈云走。走的那天，他也有意把“廖大哥”出发的时间往后延，为的是让他上船后少呆一些时间，这样更安全。
陈云走的那天，身穿灰布长衫，头带博士帽，手提皮箱。他走出中药铺，身后跟了一个伙计。一会儿，药铺又走出来一个和陈云穿戴一样、高矮也差不多的伙计，手上同样提着皮箱。刘叔禹故布疑阵，是怕陈云出门时被跟踪，两人一模一样，狗特务，你跟踪谁呢？
陈云下了朝天门石梯坎，对直朝趸船走去，正要上跳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个特务，要求检查证件。陈云虽然提前准备了证件，但是怕他盘问，因为容易露馅。陈云放下皮箱，接受检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听到背后沙坝上有人喊叫：“逮倒起，莫让他跑了！”检查陈云的特务抬头一看，那个穿得和陈云一样的伙计，提口皮箱往朝天门梯坎上头跑，后面有好几个特务在追。这个特务以为发现了目标，立马也跟着追了上去。此时，陈云就像走热了一样，迅速揭掉头上的博士帽，脱掉长衫，递给后面的伙计。陈云里面穿的是西装，他拿出一副金丝眼镜戴上，立马变成了一个有学者派头的人。然后，大步上了趸船，走进头等舱坐下。
那些特务追上街的时候，那伙计已经被刘老板“捉”到了。特务刨开围观的人，钻进人圈圈，见福兴中药铺的刘老板正在骂那个人。
特务队长问：“刘老板，他做啥子？”
刘叔禹说：“狗东西——他是我的伙计，我不晓得有哪点对不起他。你看嘛！”说着他便把伙计提的皮箱打开，里头装的尽是些人参、鹿茸、虫草，“啷个怕也要管几百千块大洋哟。”然后接着说，“哪晓得他忘恩负义，搞我恁多药材，还想一走了事。”
特务队长说：“刘老板，莫着急，逮到了就对了。”说完，他还上去给了那伙计一脚尖，“老子二回逮到你，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队长，船要开啰。”有个特务提醒说。
“刘老板，我公务在身，再会，再会！”特务们叮叮咚咚往趸船跑，还没有踩到跳板，就听到“呜——”的一声，轮船已经开走了。
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
原标题：陈云朝天门脱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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