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前女记者马金瑜通过《另一个“拉姆”》一文，自述曾经的被家暴遭遇，事件发酵多日，再次引发了舆论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
家庭暴力在各个地区发生率有何不同？施暴者男女比例是否一致？家暴类型主要有哪些？受害者对家庭暴力的指控能否获法院认定？……
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家庭暴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随机选取了80份相关案件判决书进行梳理统计发现，我国法院在家暴案件审理中，女方指控男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占93.75%，其中身体暴力占近八成，还普遍存在取证难、举证难的困境。
研究学者建议，司法机关在受理家暴案件时，可适当降低家暴证明标准，改进人身保护令等工具适用规则，同时加强对公安执法人员调查、处置、干预家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80份随机选择的判决书中，华东地区家庭暴力案件相对较多。制图/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华东地区家庭暴力案相对较多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上游新闻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家庭暴力”为关键词，随机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80起个案，对判决书进行了发案区域、当事人年龄、家庭暴力类型等数据分析。
80份随机选择的判决书中，案件区域分布如下：东北地区4件，占5%；华北地区12件，占15%；华东地区28件，占35%；华中地区12件，占15%；华南地区5件，占6.25%；西南地区10件，占12.5%；西北地区9件，占11.25%。
▲80份随机家暴判决书中，女方指控男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占93.75%。制图/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九成以上家暴受害者是女性
在选取的80份家庭暴力相关的判决书中，从施暴者与受害人的性别关系观察，女方指控男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占93.75%；男方指控女方实施家庭暴力的仅占3.75%。双方相互指控对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占1.75%；多人共同实施家暴行为的占1.75%。
记者抽样调查的数据和《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中的相关数据高度吻合。
《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披露，中国每年离婚家庭中的1/4是因为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根据近年来各级妇联信访接待的投诉，家庭暴力问题占总数的30%，其中家庭暴力事件中96%以上受害者为妇女。
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殴打，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60%妇女自杀是因为家庭暴力。
▲80起家庭暴力案件中，身体暴力最多占78%；精神暴力占20%。制图/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身体暴力成家暴主要手段
中华女子学院的研究中，以侵犯受害人权利类型为划分依据，将家庭暴力主要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经济控制。
在这80起家庭暴力案件中，当事人诉称遭受到的家庭暴力类型中，身体暴力最多，共75件，约占78%；精神暴力有19件，约占20%；经济控制仅2件，约占2%，选取案件中无性暴力类型。
从当事人诉称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后果看，无论是身体伤害还是精神伤害，轻微伤所占比例最大，严重精神损害也占一定比例。绝大多数判决书没有就伤害后果这一事实是否存在、具体情形如何予以确认或否认。
关于家庭暴力时间，持续1年以内的30件，占37.5%；1至5年为9件，占11.25%；5至10年的2件，占2.5%；10至15年有2件，占2.5%；15 年以上的有3件，占3.75%。80份判决书中，仅有46件判决书明确记载了持续时间，占57.5%；而34件判决书对此记载不详或无记载，占42.5%。
仅2%家暴受害者申请人身保护令
反家暴人身保护令是一种民事裁定，当受害人遭受来自其家庭成员的暴力侵害时，可以要求法院发出该裁定。裁定的内容包括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申请人的亲友，要求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所等。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在涉及身体暴力的家庭案件中，申请人身保护令的个案较少。一份2018年研究中，400起个案中仅有9起案件当事人申请了人身保护令，占比仅为2.25%。
浙江省某地级市法院工作人员周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这边的问题肯定有，但是不多，更多的还是社会上的问题。”周先生指出，缺乏证据是保护令申请被拒的主要原因，受害者往往不愿意去公开自己遭受家庭暴力的事实。即使他们决定去寻求帮助，法律也不是他们的第一选项。纵使他们知道保护令这项措施，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申请。哪怕最后申请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收集有效的证据，“除了申请表外，报案记录、伤势医疗记录、旁观者等都是有效的证据，相较于物理虐待，精神虐待更难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图片来源/央视网
取证难举证难成惩治家暴“拦路虎”
家庭暴力发生场所隐蔽，通常无影像资料，无目击证人。诉讼中，部分受害者因不能及时留存照片、诊断证明、通话记录、微信、短信记录、纠纷解决过程记录和施暴方的书面材料等，往往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
上游新闻记者统计的80起个案中，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24件，约占总数的30%；未确认构成家庭暴力的有46件，约占总数的57.5%；另有10件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情况不详，约占12.5%。
上游新闻记者梳理案件资料发现，涉家庭暴力案件证据来源较少。相关涉案法院认定家暴成立的证据中，大多来自医疗机构的记录和证明，其次为当事人诉称遭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程度的警方相关证据证明。此外，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妇联、村委会等社会团体或基层社会组织提供的家庭暴力证据。
除上述三类证据外，其他来源的证据很少，受害方能够举证的证据种类极其有限。
80起家庭暴力个案中，部分审理法官认为，当事人提交的诊断证明、门诊病历、受伤照片等，只能反映原告受伤，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受伤是因疑似家庭暴力行为人所致，法院因此不予采纳。
部分法院认定是否存在家庭暴力时，往往要求受害方提供身体或精神受到伤害以及受伤程度的证据，这容易导致法院确认家庭暴力时过分谨慎。因为身体伤害，随着事过境迁，受害人的外伤可能已愈；精神损害，除了严重的以外，更是非精神专业医师难以识别，这就造成在当事人参与诉讼或出席法庭时，往往无法举证。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不仅相关研究认为举证难是家暴案件中的难点，来自于司法实践一线的反馈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研究资料称，该院审理的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主张对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当事人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仅有口头陈述的情况占到案件数的50%以上；提供医院诊断证明类证据的占20%以上；公安出报警记录的占10%；有伤情照片的，占10%。
多方面改进反家暴的司法救济渠道
厦门大学研究学者蒋月对于家暴案件举证中存在的问题建议称，在现行证据规则之下，法院认定家暴案件时，既应注意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也应考虑适当降低证明标准。
针对举证难问题，蒋月在其论文中建议，坚持“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下，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是可考虑的路径之一。
对于人身保护令申请通过率较低的问题，长期关注相关议题的律师万淼焱对上游新闻记者表示，即使申请成功人身保护令，但一般情况下如果被申请者违反了保护令，将会按民事案件处理，处以最高1000元罚款或最高15天拘留的处罚，“只有当违规造成刑事伤害，才会被定义为刑事案件。”万淼焱对记者解释称，法院是处理保护令违规的唯一主体，警方不能因为保护令违规而逮捕被申请者，“家暴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应当果断制止，等人身保护令执行者法院反应过来，为时过晚。”
学者蒋月也建议，警察是干预家暴的第一力量，要有效地提高警察处置家暴的水平。首先，应当引导警察树立正确的反家暴观念，克服将家暴归于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矛盾或琐事争议的错误认识。其次，相关部门应规范警察接警、处警等干预家暴的行为，应当通过在警察院校开设反家暴专门课程、反家暴的职业培训等措施，提升警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使其具备正确的立场，掌握调查、处置、干预家暴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改善干预家庭暴力的效果。
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实习生 陈芷萱 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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