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月31日6点39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161807例。但目前，美国疾控中心官网最新统计的密切接触者却仅为2351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30日晚强调，“有疫区接触史、病人接触史的人，一定要让他们主动报告，做好检测，发现后及时隔离和治疗。”

确诊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如果难以“复写”或追踪，病毒的感染范围、传染途径就难以确认。湖南省人民医院院感办主任颜小利对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表示，“如果密切接触者中出现新冠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容易被耽误成重症患者，加大治疗难度和病死率；密切接触者中的无症状阳性患者无法及时阻断传播，将造成更大范围内传染；如果密切接触者活动范围大，环境消毒则很难全面彻底，这也将加大环境阻断难度。”

确诊激增背后，仍有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追踪

美国疾控中心（CDC）官网最新统计数据（截至3月30日），按暴露源分类的COVID-19报告病例140904例，统计出2351例密切接触者，旅行相关886例，还有137667例正在调研中。

而从我国两月余来的疫情统计数据来看，确诊病例与密切接触者的比例大约在1：3左右。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0日0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7801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277963人。

《自然》（Nature）杂志3月20日刊发的《全球疫情大考面前，美国如何一步步错失防疫良机？》（Scientists exposed to coronavirus wonder: why weren’t we notified?）一文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卫生部门决定不再进行接触者追踪。因为病例数激增，而接触者追踪又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中国有个特点，我们的疾控人员对病例的追踪是不遗余力的。要追踪所有密切接触者，再把他们进行14天的隔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但在美国做到这样比较难。”3月26日9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邀请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与在美留学生及华人华侨代表视频连线时表示。

追踪难度高，人手和资源捉襟见肘

“对中国、新加坡、香港和韩国成功的冠状病毒反应的分析表明，这些地区主要是由于快速检测、接触追踪和检疫而遏制了它们的爆发。”《自然》指出，中国实施了旅行禁令、学校关闭和封锁、早期发现、隔离等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到2月底，该国的感染人数将是原来的5倍。但美国卫生官员似乎在谴责这种有针对性的做法。

做好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并不容易。上海市疾控中心3月7日介绍了宁夏中卫病例的追踪过程：该例确诊病例曾经在上海的酒店、火车站逗留，在小店里吃过面、在上海搭乘过滴滴专车，还在不同地点逛过几次商店购物，第一个12小时，疾控中心确定了63名密接者；由于该患者有些记忆模糊，又花了一天，根据其未透露而查到的信息，最终找到并落实了全部86名密切接触者。这期间的工作量可想而知。“24小时一班，3个班次的轮班”是市疾控中心密接追踪办工作人员的日常。而即便现在人手已经增加到每个班次9~10人，但他们同样要工作到凌晨。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预测美国感染病例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

“一旦人群中的冠状病毒达到饱和状态，识别接触者可能就不再有意义，但他认为美国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微生物学家乔纳森·艾森（Jonathan Eisen）表示。《自然》一文还指出，在缺乏追踪人员的情况下，美国也许可以通过招募来扩大追踪规模，但检测或隔离人员同样需要大量资源来支撑。

追踪要靠技术，美国的大数据很“难用”

流行病学，靠一个一个去问、去统计是很难的，有些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感染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此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准确、及时地追踪到密切接触者，需要一线流调人员进行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借助大数据平台等手段，安排专人排查是目前最有效途径。

面对快速追踪密切接触人员的需要，一位硅谷工程师、科普达人“极客队长GeekLead”认为，美国还有一大痛点是：有却不能用的大数据。这些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相比有些不同。传统数据类似于Counter（计数器，比如统计点赞量、阅读量），而“抗疫数据”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时空大数据，同时涉及时间和空间信息，信息处理难度很大。不过，我国对这些数据的处理经验非常丰富，12306、导航、外卖、滴滴等复杂的数据计算早已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搜集大数据要搭建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就是智慧城市建设，比如路上有智能灯杆、摄像头，地铁闸口联网，移动网络覆盖等。早在2015年，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就宣布向新“智慧城市”计划投资逾1.6亿美元，但这些建设基站等计划，一些地方政府“讨论”时间过长，执行起来非常缓慢（2019年沃顿商学院报告）。

3月17日，美国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拉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希望谷歌等互联网公司为抗疫做些贡献，如疫情地图、社区防控等。但谷歌方却表示，各项目还在早期阶段。美国对个人隐私特别重视，或也是一个原因。2019年5月，美国旧金山就通过了一项立法，禁止当地警方及其他市政机构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原标题：美国确诊病例超16万，密切接触者只有235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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