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公众号消息，对一些身处困境的大病患儿家庭来说，每一笔通过网络筹款筹到的资金，都像落水之人想要抓住的依靠，但一场充满诱惑的“公益配捐”，却让多个家庭陷入更深的困境。
2020年3月，大病患儿家长覃良玉遇到了一位“筹款志愿者”，该“志愿者”向多个家庭介绍，自己手里掌握一些公益基金会“配2万得3万”“配2万得4万”的项目，只要家长们通过她往这些项目里“捐钱”，能在45天内“配捐”相应比例的资金。
但覃良玉“捐钱”后，不仅没有收到许诺的资金，“志愿者”还多次推脱、拒不返还患者家属的“捐款”。家属们向“志愿者”推荐的基金会咨询，得到“基金会配捐项目并不存在”“（基金会）与‘志愿者’并无关系”的回复。
家长们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骗局，2020年10月起，多位家长先后在“志愿者”所在地和自己的居住地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
2017年，曾有百余白血病患者家庭遭遇类似的“公益配捐”骗局，没有拿到承诺的善款，本金也血本无归，受骗金额达一千多万。所谓的“公益配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筹款志愿者究竟在助人还是在骗人？大病患儿家长们为何会一再落入此类困境？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福利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健认为，这些个人求助案例中的“筹款志愿者”不是真正的志愿者，更像是外国慈善救济中常见的“专业筹款人”，因为现行制度对“筹款”方面还存在空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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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也要去做”
2015年，年仅3岁的覃冬被诊断罹患“急性B型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情于2017年、2019年两次复发。
父母离异后，覃冬一直由姑妈覃良玉照顾，父亲覃良宝是村医，平时家庭支出全靠他承担。覃良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五年多来，家在广西农村的覃家为了给孩子治病，前后花费一百三十多万元，光是借债就高达五六十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慈善机构和网络个人求助平台的援助，成为他们困顿之中的喘息。
2020年3月，覃良玉通过河北陆道培医院的病友介绍，与“写新闻的志愿者老师”王亚男结识。在此之前，覃良玉没有做过“公益配捐”，也不清楚“配捐”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河北陆道培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博仁医院等大病患儿较为集中的场所，患者家属们常常会相互分享各种网络筹款的经验和资源。
一些患者家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医院，常有一些“志愿者”前来帮忙筹款，协助患者家属整理、提交相关资料。筹款平台包括水滴筹、轻松筹等商业平台，组织方也包括开展大病救助项目的公益基金会。这些“志愿者”们还会分工给病患拍照、撰写筹款文案。但这些自称“写新闻的志愿者老师”所做之事并非分文不取，他们通常会与患者私下约定筹款分成。多位家长和“志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筹款志愿者”分成的比例在筹款额的10%-20%之间。
覃良玉当时觉得王亚男是其中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2020年4月，覃家第一次让王亚男帮忙筹款，随后，覃冬目标20万元的筹款页面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一个多月时间，项目筹到逾15万元。为此，覃良玉对王亚男增加了信任。王亚男随即告诉覃良玉还有另外一种途径能筹到更多钱，向她提出了“公益配捐”。
大病患儿家长倪玉龙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类似的过程。
2020年5月，认识王亚男之后，她先帮倪玉龙的孩子“写新闻”，就是在筹款页面中写患儿的情况填资料。项目还没上线，王亚男向倪玉龙介绍还有一种“2:1的配捐筹款”项目，45天可以募到更多的资金。
2020年5、6月，倪玉龙先后给王亚男的私人账户转了2万元和4万元。不久，倪玉龙收到了郑州市慈善总会对公账户转给他的两笔救助款项，分别为3万和6万。“这两次配捐成功后，我特别相信她。”倪玉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不久，王亚男又一次提出配捐，倪玉龙依照前两次做法，转了4万给王亚男。这一次，王亚男通过微信，将6万元返给了他。“当时以为只要拿到钱就可以了，并没有起疑心。”
2020年7月上旬，王亚男将轻松公益平台中“曙光计划-救助贫困大病家庭行动”（以下简称“曙光计划”）的筹款链接发给了包括覃良玉在内的多位家长，她告诉倪玉龙，自己手上有个100万元的“配捐项目”（即捐50万配50万），只要患者家属通过她把钱给到基金会，就能得到1比1的配捐。
但覃良宝回忆，王亚男将筹款链接发给他后，告诉他，“（捐）二十给你打三十,二比一的比例”。尽管所说比例不同，王亚男同样会催促他们尽快捐款，“机会难得，借钱也要捐。”
随后数天时间，覃良宝联合5位亲戚朋友，将148545元转入“曙光计划”；倪玉龙把从表姐处借来的8万元转给了王亚男。但7月11日，“曙光计划”的项目被冻结了。
不明就里的家长询问王亚男，王亚男解释，因为家长们直接往项目链接里投入了大笔资金，让基金会有所警觉，又告诉覃良宝说以后直接把钱给她就好。覃良宝便在7月11日早上，陆续给王亚男的私人账户又转款6万余元。
但这些钱就此了杳无音讯了。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来自广西、湖北、北京、浙江的十余个家庭，通过不同方式，给王亚男私人账户转账，涉及资金逾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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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配捐”
不同于覃良玉、倪玉龙不熟悉筹款，对“志愿者”言听计从。白血病儿童的母亲李婷相对熟悉公益募款和配捐的操作。
公众认知中的公益配捐，指的是一种国内外常见的筹款方式。为了鼓励公众参与捐款，一些乐于参与慈善的企业，以相应比例对公众捐款配以额外的捐赠资金。
李婷在2019年和2020年都参加过“99公益日”的配捐活动，两次操作方法类似，2020年的“配捐”活动中，她与其他几位白血病患儿家长参与了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旗下专项基金的募款，她找了近200个亲朋好友来捐款，以一个团队的形式捐了12万余元，获得配捐不到3万元，最终基金会根据患儿情况给予了相应的救助金拨款。
李婷参与后，发现“这种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因此，2020年4月，当王亚男向她介绍新的配捐方法时，她动心了。王亚男还向她保证，此次配捐不再需要李婷自己去找捐赠账号。“当时200个账号都让我焦头烂额，王亚男说可以帮我找2000个（捐赠账号）。”
互联网筹款花样很多，李婷完全没有发现，公益配捐的规范操作是公众募款，企业配捐，完全不是个人出钱，套取配捐。王亚男则利用求助者和募款平台、机构之间存在的信息壁垒，借用“公益配捐”的概念，制造了一个假“配捐”。
最早引起家长疑虑的是覃良玉、倪玉龙等人参与的“曙光计划”，项目怎么冻结了？发起项目的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称，2020年7月，他们接到了多名捐赠人打来电话，表示误捐善款，要求退款。随后，基金会向善款接收方河南省慈善总会提出暂停募捐。
“曙光计划”由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和河南省慈善总会共同发起，在项目页面的显眼位置提到，准备募集46万公众捐款，河南省慈善总会为本次项目配捐46万，加上8万元的项目成本，一共100万元。这些善款将资助罹患大病的家庭，项目介绍还提到“为每位家庭提供不超过6万元的资助金”。
在给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指出他们和王亚男宣称的“配捐”毫无关系，“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从未让患儿家属往该项目里捐款”，并指出“项目的配捐是针对整个项目，不针对任何个体的需要救助的患者，也就不存在所谓‘患儿家属多捐钱，就能得到更多配捐资金’的情况”。而接到病人家属投诉后，目前投入“曙光计划”配捐链接里的钱款已原路退回。
南方周末记者也询问了郑州市慈善总会，是否存在配捐的项目。其宣传部门负责人同样否认了“配捐”的存在。
甚至王亚男自己都否认了“配捐”的存在，“（配捐）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说的，我从未说过配捐”。2021年2月23日，王亚男通过微信文字回复南方周末记者。
但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询问“家长们为何要转钱给她”后，王亚男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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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的“筹款志愿者”
李婷迄今清楚地记得，在王亚男的保证下，她脑子一热，转给王亚男5.5万元的“配捐资金”，其中包括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筹款所需的4万自筹资金，1万给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费，以及找人帮刷2000个支付宝ID的5000元费用。
但不到一个月，王亚男却告诉李婷项目做不成了。
随后，王亚男陆续让李婷填写多家基金会大病救助项目的表格，李婷先后填写了包括郑州市慈善总会、四川省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河南省慈善总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内的多家个人救助项目申请表，前后共给王亚男转账10.5万元。
李婷多次追问王亚男，“配捐”是哪家基金会的项目，要求发筹款链接。2020年8月，李婷收到一条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线的项目链接，链接显示她孩子的项目上线了——由湖南省雅医医务社会工作中心（下文简称湖南雅医）发起，善款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919大病救助工程”（下文简称919中心）接收。
项目上线半月来，共收到捐助资金311.79元，其中，包括支付宝爱心商家给李婷的女儿捐赠的2570笔一分钱善款（25.7元）。失望的李婷让湖南雅医停止了项目筹款。
负责该项目的湖南雅医工作人员何婷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311.79元的筹款，有很多原因，包括项目上线时间较短、材料独特性稍欠、家长和执行双方都未尽力做推广等综合因素在内。在何婷婷眼中，王亚男只是湖南雅医的一名志愿者，“偶尔给湖南雅医寄送患者材料。”何婷婷强调，湖南雅医发起的众筹项目上线不需要额外费用。
但在大病患儿家属眼中，医院里这些“筹款志愿者”是有本事的，也有“筹款志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筹款可以是“一份谋生手段”，他们之间会相互交换资源，在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不同平台争取排期、做推广，等患者筹到钱后与他们分成。
声称和多家基金会有联系的王亚男则会直接索要“介绍费”和“占位费”。2020年9月28日，王亚男在微信中告诉覃良玉，自己有资源可以帮覃冬筹款30万元，前提是覃良玉要给王亚男6万元的“坑位费”。覃良玉经过还价，转给王亚男4万元。
但慈善组织和基金会都断然否定了这些费用。何婷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接到患者递交的个人资料后，湖南雅医会按照正常工作流程给李婷的孩子制作筹款链接，所说的“占位费”或“推广费”并不存在。919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患者众筹项目上线收取“占位费”是“绝不允许的事”，而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大中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志愿者是不收取劳务费用的。但张大中承认，一个志愿者能在多家基金会兼任志愿者，“他们在志愿工作之外会做哪些额外工作、他们此前有过什么背景，我们由于条件所限，难以知晓全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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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无处投诉
为什么这个“志愿者”不退钱，钱究竟去哪里了？2020年10月起，在多次向王亚男索回钱款未果后，感到受骗的大病患儿家属们先后报案。他们不知道如何向这个“志愿者”追回自己的钱。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王亚男是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医保局下属医疗保险中心工作人员，2020年12月底停职。桐柏县医保局医疗保险中心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亚男曾是该医保局的正式职工，县医保局在接到大病患儿家长们的投诉后，已经将她停职，要求她处理好纠纷。该负责人表示，王亚男平时接触的业务与大病患者救助不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她个人问题，单位并不知情。”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无论是基金会、众筹平台，还是现行法律框架，都没有将这类“筹款志愿者”纳入管理范围。
何婷婷平日与各地志愿者都有联系，但湖南雅医没有给这些志愿者提供相关证明，“他们所做的也就是帮患者家属整理材料、快递给我们而已。”
而911中心这种具有公募资格的全国性救助平台，当南方周末记者进一步询问如何与地方社会组织合作、如何约束对方的筹款行为时，919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需请示领导。
李德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筹款志愿者”之所以出现，是慈善组织与求助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慈善组织开展救助项目时，需要对求助人相关资料进行审核，也需要有人协助慈善组织统计上报信息。求助人也需要熟悉流程者为他们筹到更多资金。“这在客观上给筹款人的存在提供了社会需求。但现行法律对于这些独立于慈善组织、作为个体存在的筹款人鲜有专项规定。”
李德健认为，“志愿者”是一个法定概念。根据《志愿服务条例》，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因此，这些收取筹款回报的人并不是志愿者，也不得自称为“志愿者”。
“这不光是法律问题，也存在伦理问题，国外有成熟的‘职业筹款人’制度，会对筹款协议内容、筹款时需要进行的信息披露等要求进行明确规定——当然他们也会收取一定报酬，但目前来看，‘职业筹款人’这一概念和身份在国内推行，还需等待时机。”李德健说。
原标题：百万款项下落不明，白血病家庭疑遇“公益配捐”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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