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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很火”

“当时的普遍心态都认为能赚到钱。”

在重庆，月子中心经营者的失落感不仅仅来自利润。

2015年7月，国家卫健委首次公开表示正抓紧制定“全面二孩”政策，成为当地市场主体密集进入母婴护理保健行业的窗口期。

宏观数据似乎也被用来提高说服力。2016年，重庆新出生38.3万人，较2015年猛增18.52%，其中二孩出生数占总出生数的42.23%；2017年，全市新生儿数量虽小幅下降，依然达34.3万人，二孩占比43.3%。

我国内地月子中心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但直到2007年后，才在北上广等城市逐步扩张。2018年，全国母婴保健服务机构数量超过4000家，其中，兼具产褥期产妇护理、新生儿护理和产后康复功能的月子中心数量就有3000多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它们8成以上位于一线城市。

二孩政策全面落地后，迅速抬高了月子服务市场容量的天花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心态、家庭结构、消费观念的嬗变和孕产知识的普及，也是催化月子中心经营者跟风进场的主要动因。

不过在西部地区，消费者对此接受度仍然偏低。

经过几年培育，重庆的月子中心机构数量已有近60家，其中主城区40家左右。按平均每家20个房间保守计算，全市的月子中心可同时为新生儿提供1200个床位。产褥期通常为28天，一家机构全年完成10-12个服务周期不在话下。

 “为了确保能顺利入住，准妈妈们往往会在预产期3-4个月前开始预定床位。从去年情况看，总体还是供需两旺的。”当地某月子中心的客服负责人介绍。进入2019年，猪年生个“金猪宝宝”更成为不少家庭的愿望，春节正月初一当天，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就接生了50多名婴儿，远大于去年同期。

但这些变量并未在当地引发月子中心资源明显紧张。相反，据统计，近年进入月子中心的宝宝还不到全市新生儿总数的4%。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比例放在较成熟的上海，现也仅为8%左右。

“所以，月子中心只是看上去很火。扩展规模并不是行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这位负责人说。

“暴利”行业？

和不少城市一样，重庆的月子会所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专业”上，为的是从硬件设施、服务环境和运营方式上，同一些医院附属月子中心或社区月子中心区别开来，把“月子”习俗包装成商品，着力营造“高品质”卖点。

随着时间推移，这也演变为公众对专业母婴护理保健服务机构这类从家政服务业细分而出的新兴主体的普遍印象。

“晚起步、高起点”自然不能说说而已。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理念、技术、模式，只为有备而来。

一段时间内，前往江苏、上海等地及国外，系统接触前沿元素成为风潮，包括无痛开奶、分段式坐月子、产后修复定制方案等等。

带回重庆的不只是“干货”，还有刷新传统认知的行业水准。

母婴护理师俗称“月嫂”。在国内，月嫂往常被认为是协助产妇做其不方便做的粗活，这种“保姆化”的职业定位，直到2015年国家标准委发布《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后才有所松动。

据了解，《规范》对母婴护理师的要求，集保姆、护士、营养师、产妇月子护理师、新生儿护理等工作性质于一身，并将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分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和金牌级共六个级准。级别越高，要求掌握的技能就越多。

不过，上述分级在大多数省市，未纳入人社部门的职业技能鉴定和从业资格认定体系。所谓“金牌”月嫂只是家政企业的包装噱头。

作为传统家政服务业的岗位构成，月嫂的服务场景以入户上门为主，势必对其个人技能全面程度提出要求。然而，月子中心作为专门机构，是承接产妇及新生儿，享受专业护理服务及舒适休养环境的场所，分工往往更加细化，“大包大揽”并不被提倡。

采访中，新华网注意到，包括重庆在内，各地较为成熟的月子中心，运营体系通常分为4大板块，即宣传营销、客户服务、护理与后厨。护理板块包含母婴护理和产后康复，这当中又有细分，由此形成专家指导团队及多元的员工岗位结构。

从业者素质与规模只是其一。在重庆，自命“专业”的月子中心们试图后发先至，从区位条件、场所布局、装潢用料、设施配备，到物料耗材、食品安全质量，再到项目设置、运营流程，四处搜罗较高水准的软硬件模板，不一而足。

经营者渐渐发现，这个行业并不能令他们迅速致富。相反，重庆市孕婴童用品产业协会重庆月子中心分会调查发现，重庆8成以上的月子中心都“活得比较艰难”：场所租金、人员薪资、能源消耗、物资采购等运维成本长期高位运行，机构不堪重负。

据统计，在重庆，产妇进入月子会所享受母婴护理及产后康复，根据服务档次和具体内容，价格区间从2.5万元至10万元不等，整体平均消费约3.5万元。这样的收费把不少家庭挡在门外，为此买单的人中，高呼“暴利”的亦不在少数。

“有苦说不出。”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业者测算，照当前市场条件，客户人均消费4万元以上机构才能保证盈利，而现实情况是，许多月子中心要在生育高峰期透过降价促销吸引顾客，赠送护理产品和相关增值服务也是常态。

“管”“法”缺位与自律共识

隐性成本同样值得警惕。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重庆的55家母婴护理中心，机构类型多为企业法人，所属行业为“未列明其它服务业”，经营范围中，“母婴护理”“家政服务”“健康咨询”是高频词。另外，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目前纳入卫生监督的有7类28种公共场所，月子中心并不在列。

“月子会所不属于医疗卫生机构，更多向生活类服务业靠拢。”当地某月子中心负责人告诉新华网，人们最大的误区恰恰在于，花高价钱进入月子中心，就等于把妈妈和宝宝送进了“保险箱”。产妇和新生儿的身体素质普遍脆弱，抵抗力相对较差。孩子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不可接受的，而客户往往归咎于服务不到位，机构成了无可争议的“背锅侠”。

“应对这类情况，我们要求客服团队提前介入，掌握产妇身体状况和病史；另一方面，母婴在入住期间突发疾病，建议及时送诊，并主动同医院取得联系。”这位负责人说。

事实上，的确有部分机构囿于控制成本和管理疏漏，导致运行不规范，牵扯出各种维权纠纷；有的月子会所为招揽客源，承诺服务内容入所前后“两张皮”；不同机构定价也较混乱。长此以往，信誉降级乃至关门退出绝非危言耸听。另外，频繁更换看护人对新生儿造成一定心理影响，也是主流的集中托管业务面临的痛点。

“月子中心由谁监管”这一疑问近来引发当地媒体追问——其注册登记和餐饮部分归口市场监管部门，同时还涉及环境、劳动保障等10多个部门。消费者协会则只能充当调停，不具有执法权，更何况月子中心本身内部规范等问题不在其受理范围内。

新华网注意到，我国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对专业月子中心监管主体尚无明确的规定。

与之有关的规章制度，就月子会所准入机制提出了一定要求：如月子中心要对消毒进行严格管理并保留记录，防止交叉感染，应有消毒间、消毒区域或配备相应消毒设备；又如月子会所必须有专业的上岗人员、护士和医生，这三种类型的人员必须配备上岗证以及护士证和医师资格证。但业内人士分析，这些门槛根本不算高：请一个兼职对口专科医生，招一些护理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实现。对经营者的准入就更低，几乎是无门槛，做家政的可以开，做美容的也可以开。

重庆的月子中心在实际经营中，资源配备普遍远超上述要求，但良性发展终究得靠监管。

“培育一个新兴行业至少需要3到5年。”2018年12月，重庆市孕婴童用品产业协会重庆月子中心分会组建成立，到目前已吸纳了当地半数以上相关企业加入。

分会会长苏云自己也在重庆拥有2家月子中心。他的担忧在于，这段时期市场主体机遇和风险并存，如何才能正确处理诱惑与困境，找到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模式。

“我们希望被监管，渴求资源对接，更需要全社会的正视和包容。”苏云说。

“自律”成为行业当前共识，也是诞生不到3个月的重庆月子中心分会的主要任务。

据介绍，就市民关注的价格问题，分会打算在今年出台一份指导价格，将重庆市的月子中心按星级分类，以防止恶性竞争。另外，对于行业无统一的准入资质、运营规范、投诉机制、监督团队等情况，分会将一一纳入规划。

苏云表示，将由分会牵头建立投诉渠道、设立奖惩制度、搭建行业专业交流平台，一揽子动作也正在路上。

“任何行业终须走向健康和透明。”他说，“我们要努力做的，就是缩短这个时间。”

原标题：重庆：月子中心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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