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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记忆⑫丨川江航道从“天险”驶向“水上高速” 91岁老船长见证黄金水道巨变
05-14 06:00:24 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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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船长刘洪银

一套洗得雪白的船长服,熨烫得整整齐齐,连同船长帽摆在衣柜最里面一格,刘洪银极少舍得拿出来。只有遇到重大活动或节日,兴致特别高时,才会翻出穿在身上,肩上四道杠很是醒目。这位91岁的川江老船长,离开航运事业已有21年了,平时喜养生、种花,享受天伦之乐。但只要提到长江、轮船等,就会特别敏感——他这辈子有60多年时光都在川江航道上,朝夕与翻腾的波涛为伴。

长江宜宾至宜昌段全长约1044公里,自古被称为川江,其中从重庆至宜昌660公里,是川江的主要行船航道,著名的三峡天险就位于其中。从刚开始跑船时的险滩恶浪,到如今的黄金水道,刘洪银见证了江上巨变。

躲避日军轰炸,打着手电夜航

闲暇时,刘洪银老人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朝天门码头。悠远的轮船汽笛声中,时光倒回至1941年,12岁的刘洪银蹦跳着走下朝天门那坡长长的阶梯,开始在三峡跑船,这一跑就是半个多世纪。

最初,他在船上当学徒打杂,没工钱只管饭。水路是当时最繁忙的交通方式之一,在这条连接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城市的航线上,布满了南来北往的船只,大都是木船,马力小,噪音大。从重庆出发到汉口,通常几十天才能跑一个来回。

抗战时期,他所在的“民熙号”隶属于民生轮船公司。日军轰炸重庆期间,白天不敢行船,要等到天黑透。连个探照灯都没有,两名水手每人手持装有三节电池的电筒,船头一边立一个,打起光照着两岸,估算船离岸边的距离。这种当时最亮的电筒,射出的光线被浓浓的夜色包裹后,显得微弱。水手们把眼睛睁得很大,扯开了嗓门喊,“走得走得!”“左前方有块礁石哟!注意到哟!”

刘洪银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觉得身边吹的风都是黑色的。在漆黑的激流险滩中航行,仅靠两束光线,简直就是一脚踏进鬼门关,每走一步都心惊胆战。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行船技术。川江航道中每一座山,每一个险滩,每一块礁石,都印刻进他的脑海里。

船员们偶尔也会苦中作乐。在涪陵、丰都、万县停靠时,在码头买一点肉、蔬菜,加上船上钓的鱼,支起一口铜锅,下面摆个瓦炉,投进花椒、辣椒、姜葱,一边烫着吃,一边看着峡江中翻腾的波浪,成为刘洪银记忆中难得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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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朝天门

“天险”行船,如走鬼门关

新中国成立后,民生船厂并入了长江航运管理局。刘洪银正式成了一名工人,先从水手做起,然后是舵工、三副、二副、大副,最后当上了船长。

当船长难,在川江上当一名船长,更难。

从重庆出发,到万县(今万州)途中,要经过水葬、上珞碛、下珞碛、柴盘子……接二连三全是浅水区,有的长几十米,有的一百多米。到了枯水季,江水深度只有2.8米左右,而他开的船吃水深度2.6米到2.7米。湍急的江水底下,布满了“马铃骨”(一颗颗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船底几乎是擦着鹅卵石在行驶。对船行速度、吃水度必须有严格掌控,稍不留神就会搁浅。更要命的是,有的浅水区有效航道只有四五十米宽,对于十多米宽的船来说,必须小心避开两岸岩壁。这需要船长亲自把舵,那真是要全神贯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过了万县,水虽深了不少,但航道弯曲狭窄,拐来拐去,如同一条蛇爬行,难以驾驭。

“青滩叶滩不算滩,崆岭还有一个鬼门关。”老船员当中流传着这首打油诗。最初川江航道上有上百个险滩,每一个险滩都是一道鬼门关,埋葬着无数沉船和船工。比如,万县巴阳峡两旁乱石林立,如同咧着嘴露出尖利牙齿的恶魔,随时可能把船只吞噬。一个浪打来,船往岸上撞去,船上的人都要出一身冷汗。还有兵盘棋、东洋子、兴龙滩、鸡扒子……当时一个个让船工心惊胆战的名字,刘洪银至今如数家珍。

航道很多时候是“单行道”,有时在浅滩遇到其他船只,需要掉头,更是难上加难。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刘船长二话不说,亲自操作。近八十米长的船在100多米的航道掉头,刘洪银都亲自操作,吸上一口气,一个顺车一个倒车,他们叫做“鸳鸯车”,一进一顺,成了!

最危险的一次行船?刘洪银摇摇头,实在太多了。当时川江航道被称为“天险”。自然形成的原始河道有宽有窄,有深有浅,完全无规律可言,如同一匹桀骜的野马。要驯服它,全凭记忆和经验。礁石的高度,航道的宽度,全都刻在脑海里。1985年,青滩遇到滑坡,航道变复杂水势变得更加凶险,上下的船都不能走,最后用炸药炸了才通航。

刘洪银深知船长的责任重大。只要船开着,他就守在驾驶台,连吃饭都是端到驾驶台来吃。晚上行船,有很长一段路刘洪银是没睡过踏实觉的,神经随时绷紧,连打个盹鞋都不脱,因为随时都会翻身而起,“在川江航行中,睡觉就像打牙祭一样珍贵。”

叶帅游三峡,“说我开得稳!”

解放初期,还没有“三峡游”的概念,长航最好的游船叫“东方红三十二号”,主要承担接待国家元首的外事任务。刘洪银当过那条船的船长。平时作为客运船,有外宾来时便改成接待船。

上世纪60年代,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游三峡,从重庆到汉口,开船的就是刘洪银。那是一个秋天,巫山红叶美不胜收,而刘洪银无暇欣赏,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江面。

叶帅非常随和,他询问是否方便参观驾驶台,得到许可后才进了驾驶室,仔细观看航行操作情况,向刘洪银询问航道宽度、行船速度。刘洪银一一介绍后,叶剑英惊叹航道险要,然后对他竖起大拇指,“开得真稳!”

航行结束,叶剑英和外宾都表示对这趟航行非常满意。

随着改革开放,“三峡游”也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有了专门的旅游船,还成立了长江海外游船公司。最初只有“昆仑”一条船,一趟紧接一趟跑,有时甚至需要提前一年预订船票。渐渐地,船多了起来,三峡、神女、隆中、长江公主、峨眉、巴山……

那时的三峡依然险要。解放后,航道局一直对川江航道进行持续治理,炸礁石、挖浅摊,逐段恢复了夜航,而真正引起质变的是三峡大坝。刘洪银是亲眼见着大坝一点一点修建起来的,“筑坝时,看着水位一天天上涨,涨一点,航道就变宽一点。”三峡大坝修好后,实现了全天24小时通航,不像以前天一黑就不能走了。

川江上那些消失了的人和物

1941年刘洪银上船时,还没有绞滩站,船上滩险河段全靠纤夫拉。一艘木船至少需要二三十个人才能拉上急流险滩,下水就靠推。那可真是个体力活,纤夫们四肢着地——双手撑地,脚往下蹬,匍匐前进,青筋凸起,一颗颗汗水砸向尘土飞扬的地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了绞滩站,卷扬机把缆绳放下,把船拉上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纤夫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少,逐渐消失,现在都由机器所代替。

以前通讯不发达,船上必须配一名电报员,随时向公司汇报船行状况——走到哪里了,即将通过哪个滩槽,天气怎么样,一个一个字传回去。抗战时期,发电报时需要两个摇电工,一边一个摇话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电报员逐渐消失,被电话所取代。

在险要的航道中,遇到一个只能容一条船通过的漕口,相对的两条船都要通过该怎么办?最早是靠漕口岸边的信号台,挂上一个竹蔑条编成的三角形箭头作为信号——箭头朝上,表示放上水的船先过;朝下,表示下水的先过,远远能看到。川江航道有近百个这样的信号台。

以前开船,主要靠一双眼睛观望,大脑思考。要过哪个滩漕了,水下的礁石是什么样子,都装进脑子,用刘洪银的话说,“脑子里装的都是石头”!每位船长还要配备“礁石本”,上千块礁石,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上世纪60年代起,船上逐步有了雷达、测深仪等科技设备。而现在的助航设备就更先进了,有了电子航道图,数字航道系统、一体化遥测遥控……在电子屏幕里都能看清楚。

指示航道的航标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早叫做棒标:下端捆上石头,上端是高两三米的整根楠竹,放在江上,楠竹随着水流上下起伏,行船就跟着这根“竹子”走。接着是煤油灯,在航标船上点一盏煤油灯,晚上点灯,早上收起来。然后又是电瓶灯,现在早已是太阳能航标灯,可以自动控制。

刘洪银当船长时,直径一米多的“旱舵”是纯粹的人力舵,外面是木头,里面是铁,称为“木包铁”。在激流险滩中,一个人是扳不动的,需要两人甚至三个人来扳,而现在则是液压舵,“轻轻松松,一根手指就能操作”。

时代进步了,很多当年陪伴刘洪银行船的老物件都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再游川江,回到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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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旅游船驶过三峡夔门。 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摄

刘洪银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川江。1988年,年满60岁的他本该退休,由于技术过硬,又继续工作到1998年,直到三峡大坝合龙的第二年才正式退休。在儿女们眼里,父亲总是很早出发很晚回来,子女们的婚礼,父亲一个也没能参加。他六个子女中,有四人也都在川江航道中从事航运工作。

去年深秋,刘洪银退休20年后,第一次跟着船走了一趟三峡,过足了瘾。白帝城、张飞庙,一口气爬上去没歇气。江还是那条江,在江上航行却换了一番天地。

他乘坐的“长江黄金六号”是长江上最大的游轮之一,船上有商业步行街、观景酒吧、微型图书馆、儿童乐园、模拟驾驶室、电影院、带冲浪的游泳池,直升机停机坪和迷你高尔夫练习场。看到驾驶室里全部是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高兴得不得了,“变化太大了!”

“你看这高峡平湖,比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好到哪去了,这么宽的航道,在当年想都不敢想啊!”三峡大坝修建以后,高峡出平湖,长江航道的险滩已不复存在,现在开起船来轻松多了,而且跟开汽车一样,都靠右边走,各开各的。三峡工程在水位蓄至175米后,往日险滩众多的长江上游川江航道形成了“水上高速公路”,长江上游航道通过能力提高了8倍,万吨级船队也可轻松直达重庆主城。

据长江重庆航道局介绍,每一年都在进行维护性疏浚,改善通航条件,2.0版电子航道图在库区投入运行、数字航道、智能航道建设项目纷纷上马。近年来,立足长江上游建设“黄金水道”,运行推广电子航道图、建成运行数字航道,创新航道信息发布、3D航道图试验等,不断探索和提高长江航道维护质量,在长江三峡打造出一条“绿色、安全、畅通、高效”的库区新航道,为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和重庆市航运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基础保障。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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