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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我的外公萧华清
06-30 17:22:04 来源: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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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华清

我的外公萧华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重庆早期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中法学校,是外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在这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他与我的外婆陈觉人喜结良缘,成为革命伉俪;在这里,他度过了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在我儿时记忆中,外公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人。长大后,我从母亲所写外公传略以及中共党史文献中,特别是近期搜集整理外公资料和他所写的文章中,进一步了解了外公的革命事迹,也从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寻求真理投身革命

萧华清,字子泉,1894年农历冬月十五生于四川省彭县(今彭州)。他四岁时,父亲病逝,家里主要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活。萧华清自幼聪颖,很早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后转入公立小学就读。

由于家境贫寒,萧华清小学期间曾被迫辍学,当了半年印刷工人。后来,他在师友的资助下,在彭县中学读完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投考了邮政局。当时,邮政局由外国人开办,萧华清因考试成绩优秀、英语口试流利而被录取。然而,当他前往报到时,却碰上邮政局的外国人正用英语训斥辱骂中国职工,他的民族自尊心顿时受到挫伤。他默默地走出邮政局大门,撕毁了录取通知书。此后,他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母亲病逝后,他在师友的帮助下,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英语部。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四川学生积极响应,成都掀起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年仅25岁的萧华清立即投身时代洪流,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之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在成都益州女中读书的未婚妻陈觉人,约同朋友前往北京,设法取道东北赴苏俄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从东北去苏俄的道路被军阀张作霖阻塞,萧华清只得转道上海,另取海路前往。

他到上海后,结识了王维舟。王维舟是四川宣汉人,当时加入了朝鲜共产党。萧华清和王维舟经常在一起,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21年夏,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有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学生参加。王维舟和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认为,这是一次宣传爱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在华罪行的好机会,决定在运动会上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豪绅。经过王维舟的组织与联系,萧华清首先报名,与王维舟、许持平、孙壶东等九人参加了这次行动。

那天上午8点,运动会一开幕,萧华清等就散发传单。不久,他们的行动被租界巡捕发现,萧华清当场被捕。审讯中,巡捕问他叫什么名字?萧华清蔑视地回答:“Nobody。”(意思是“没有此人”)他们却愚蠢地写下“罗巴德”。

萧华清等被捕后,王维舟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当时住在上海的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重庆人),通过杨又找到孙中山的英籍法律顾问林白克,设法营救。最后,租界开庭宣判将萧华清等驱逐出租界。

实际上,萧华清又由租界巡捕房移押至上海龙华监狱,前后被囚禁13个月。狱中,他用草纸记下了这段经历,后改写成中篇小说,交刊物发表时题为《别墅》,寓意监狱是革命志士的“别墅”,表达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龙华监狱归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特设的军事机构上海护军署管辖。孙中山曾两次派杨沧白与卢永祥商谈,内容之一是要卢告诫其部将、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不得重施北洋军阀的残酷手段,杀害革命志士。在这一背景下,四川同乡、老同盟会员陶闿士会见杨沧白,说:“我们四川有个萧华清,是我的学生,现关在上海龙华监狱,是否叫卢永祥给他的参谋长说一声,放了他。”杨沧白找到卢永祥,亲自出面保释萧华清出狱。

身兼要职光荣入党

萧华清出狱后,追求真理的意志更加坚决。既然苏俄不能去了,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求革命道路。

1923年8月,萧华清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他一面读书,一面当家庭教师,自谋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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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童庸生(一排右一)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期间,和北京YC团成员萧华清(一排左一)、李嘉仲(二排右一)、饶欲止(二排左一)合影

1924年,萧华清在北京秘密参加了由杨闇公、吴玉章在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即中国YC团),并与四川籍在京大学生发起建立北京YC团。1925年初,吴玉章到北京后,拿出50元银钞作经费,让他们办一本刊物,取名《新世纪》。刊物主要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3月,童庸生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萧华清约同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读书的李嘉仲,一起前往看望这位在成都高师时期的老同学,并合影留念。在北京YC团成员会议上,讨论YC团是集体还是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时,萧华清积极支持吴玉章和童庸生的意见,明确主张YC团成员个别加入共产党。

1925年5月,萧华清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随即到河南安阳省立第十一中学任教。同年底,他应吴玉章之聘,到重庆接替童庸生的职务,担任重庆中法学校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正是在这个时候,萧华清由杨闇公、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因校长吴玉章经常外出参加革命活动,中法学校日常校务由萧华清和训育主任杨伯恺负责。杨伯恺着重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萧华清主管教学工作。中法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许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1926年初,萧华清担任中共重庆地委教育委员。5月,他同中法学校教员陈觉人(中共党员)结婚。这一时期,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移至莲花池办公,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通过它组织群众开展各项革命斗争。萧华清在地委书记杨闇公的直接领导下,在莲花池省党部参与中共对刘湘的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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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华清与陈觉人的结婚照

同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特派招考委员陈维中到重庆,招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陈维中和杨闇公经过商量,成立了由杨伯恺、萧华清等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萧华清等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了招收学生的政治素质。这次,从中法学校招了一批学生,其中徐彦刚、张锡龙后来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游曦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罗瑞卿、陈伯钧也被招入武汉军校。

“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地群众集会庆祝。为阻止北伐军前进,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公然炮轰南京,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造成死伤千余居民的暴行。蒋介石不但不抗议,反而和帝国主义勾结,阴谋背叛革命。他还派密使杨引之、向育仁入川,勾结军阀刘湘,密谋镇压四川革命。

刘湘公开叛变革命的迹象已经显露,萧华清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三三一前夕。自从报上登出召开群众大会的启事后,各色各样的反动分子即四处散布谣言,说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共产党要暴动”“工人学生要打洋人”等等,妄图找寻借口迫害革命群众。南岸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把他们的民团调往黄桷垭、凉风垭和南岸沿河一带,煞有介事地声称是为了“保护”洋行、英美教会、教会学校及外侨住宅,实际是耀武扬威。英美帝国主义停泊在玄坛庙的兵舰亦无端地卸去了炮衣,炮口直指重庆市的中心区域。但是,革命的群众不是任何恫吓所能吓得到的。

三月三十日那天,刘湘派他的师长罗仪三去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遭到闇公同志的斥责。第二天,闇公同志又收到一封他的一个亲戚(刘湘的参谋)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了信后,冷笑置之不理。

郭勋祺旅长因为和我们常常接近,丢掉了旅长一职。三月三十日,我和他在街头碰着,他好心地劝我说:“我看明天的大会不要开了吧,现在市面的谣言太多了。”

“群众的反帝情绪这么高,怎么能够不开!”我回答他。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已回冉家巷家里休息,重庆《大中华日报》的编辑谢琴西突然来访。这人平日在他们面前,亦常装着说几句“革命”的词句。他这个时候来会我,表现出非常惋惜的样子说:“你们的纠察队怎么今天牵一条狗,在大街上沿途喊着‘这是蒋介石的走狗,刘湘!’……督办听着非常生气呀!”

“绝对没有这回事!”我坚决地回答他。

“革命,未必我还不赞成?”他说,“不过不要太过火了!”

“根本没有那回事嘛!”我又坚决地回答他,“怎么谈得上‘过火’呢?!”

我把这个献“好心”的人送走之后,郭勋祺旅长这时派人送一封信给我,说“明天的会恐怕凶多吉少”,劝我不要去参加大会。我心中想着:“怕什么?摆起机关枪也还要去!”

三月的重庆,寒风飒飒。夜深沉,萧华清脱衣入睡,准备参加第二天抗议英美炮击南京的群众大会。

在惨案中虎口脱险

1927年3月31日,重庆各界民众在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在打枪坝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萧华清不顾危险,很早就前往会场。当天,蒋介石勾结刘湘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

萧华清在回忆文章中记述:

重庆是有名的“山高路不平”的山城。三十多年前,学校里要找一个篮球场都是不容易有的,至于一个足容一万人左右的群众大会的场所更是不易得。打枪坝,是在通远门内西北角上,城垣边的一个空旷坝子。平时作演习打靶之用,故名“打枪坝”。进通远门经右,循着金汤街经五福宫的唯一大道走去,便可以看见一段高耸的城垣。迤逦往南,倾斜着一片广大的草地,这便到了打枪坝了。它的南边是一段危岩,西南角有一小道通往下面的领事巷。

大革命时代,重庆群众经常集会,小会在夫子池,一万人左右的大会便只有在打枪坝开了。三月三十一日,我一早起床,照常先到学校。早饭后即集合学生队伍,和教师们一道率领学生前往打枪坝参加群众大会。一路上只见各界群众队伍打着队旗和横幅标语,陆续赶往会场。

我们到达会场,只见许多队伍已经照预先指定的地段分别站好,工人纠察队和学校的童子军把会场的秩序维持得有条不紊,群众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前来会场。这时,杨闇公、李筱亭、冉钧、周贡植、杨道庸、程秉渊等同志及各界群众的领导人都先后来了。闇公同志又一次对负责会场的同志嘱咐:要严密地维持场内的秩序。

“旅长请你到他家去一下。”郭勋祺旅长的一个勤务兵突然走来这样对我说。郭勋祺虽然早已免去了旅长职务,他的部下仍然以旅长称他。郭的公馆离此不远,我便随着那勤务兵去了。

“听说有人要捣乱,你可以不必参加今天的大会!”郭一见我就这样地说。

“没关系!”我回答他,“我们不能对群众失信,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更不能先群众而跑开!”接着,我便想起昨晚他给我一信时的思想情况,对他说:“怕什么?机关枪摆起我也还要去!”

“对嘛,我也去!”他受到我的鼓舞,表示也要去参加大会。当时他带着几个背枪的弁兵和我一道再到会场。

“啊!武装同志来给我们维持秩序了!”筱亭同志用手抹着他的胡子,笑着对郭勋祺说。

“到会的群众已经超过一万人了!”一个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我说。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总是不大听指挥,东一堆、西一团地站着。

“把那些人请到指定的地方去!”负责会场秩序的同志向着纠察队一再发出指示。

突然,潘文华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兵飞也似地跑到郭勋祺面前报告说:“师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旅长快回去!”郭笑着向我们说:“我回去了,我看今天亦不会出什么大的乱子。”“好吧,你回去。”我这样回答。

这时,场内场外人声嘈杂,秩序有些动荡起来。“大家不要说话,快开会了!”主席台上一个司仪的同志拿着传话筒高声地叫着。

这时,《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一书的著者、《新蜀报》主笔漆南薰(字树棻)从场口进来了,我们正相对地笑着点头招呼。突然,“砰!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打呀!”的吼声从那些无组织的人群中发出来。我才发现这些喊“打”的人原是混进来的暴徒。他们一起拿出手枪、铁尺或木棒,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乱打乱杀,一时场内混乱,枪声四起。这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叫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

后来枪声更密,群众队伍被冲散了,场内大乱,哭叫声震动全场。暴徒从东边打来,群众向西边躲开;暴徒从西边攻来,群众从东边跑去。这时,会场入口处早已被暴徒占据,枪声就是从那里开始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蓝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借口是来“保护”领事馆的,不许群众通过。

“向城墙上冲!”群众中有人这样喊。接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向城墙上冲去。我也向城墙上冲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不管怎样,还是有大部分群众冲上了城墙,跳城脱险,但因此跌伤的亦多。

这时闇公同志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我在场内东躲西避,跑了几处,发现李筱亭同志和一群人蹲在东边的墙脚下,便跑到他那里去。

这时,我们面前有一队商团,持枪未动,对暴徒的乱打乱杀作壁上观。“你们是商团吗?”我走去质问商团的队长。

“是啊!”队长把我上下打量一下,有声无气地回答我。

“群众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商民和商民的子弟,你们为什么让这些流氓土匪乱打乱杀见死不救呢?”我严厉地指责他们。

“我们怎敢惹他们啊!”队长把我上下望一望,也不明白我是什么人。后来,他说:“我们要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出去。”

“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长呼了口令,商团持枪向入口处冲出去,一些群众夹杂在商团中间,一齐冲出了会场,我和筱亭同志亦就在这时跟着挤出去了。我远远看见杨道庸同志忽然亦从会场内跑出来了。

“这是中法大学的杨道庸!”一个叫肖治安的国民党右派,向一个暴徒指点。那暴徒立即举起手枪向道庸同志的头部开枪。鲜血,从他的头皮上朝面部直流下来。“这是我们的教官,不许乱打!”忽然一个穿制服的军官出来挡住,暴徒正在莫明其妙,道庸同志就由这位军官护送出来了。

我挤出打枪坝后,到天主堂街一个熟朋友开的一家书店楼上暂避。从楼上,我看见王陵基的兵队正在街上巡逻,对面的墙上贴出了一张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预先石印好的布告,街上的人正在围着看。书店的主人告诉我,布告的内容有所谓“本日打枪坝工人与学生冲突,因而互有死伤,各色人等不得造谣惑众……”等语。他还告诉我,街上茶房酒店里,对今天打枪坝的暴行议论纷纷,一致地表示愤慨:“王陵基、蓝文彬和申文英、曹燮阳他们干出来的滔天罪行!”有些人悄悄地这样议论。也有人说:“听说刘湘还不知道呀!”“哼!土地菩萨不开口,老虎敢吃人吗?”这种论调遭到反驳。

这时,街道上来回不断地有被难者的家属从打枪坝抬死尸回去,或挟着受伤的人去求医治疗的。当时已经知道被打死的有四五百人,被捕的有百多人,至于挤伤、压伤或跳墙跌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山城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哭儿哭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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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3月31日,萧华清在《重庆日报》上发表纪念三三一惨案30周年诗作《向“三·三一”烈士们致敬》

流亡十年回川抗日

萧华清从会场脱险后,跑到附近一位朋友开的书店楼上暂避,并托店里的伙计把情况通知妻子。

此前,萧华清开展党的工作,和刘湘部的郭勋祺有所接触。加之萧的妻子和郭的妻子是成都益州女中的同学,萧和郭进一步熟识。

三三一惨案当天,郭勋祺的妻子派人到萧家,接陈觉人去公馆暂住。正当陈觉人锁门之时,两个持手枪的暴徒闯进萧家。暴徒没有抓住萧华清,只得骂骂咧咧地走了。郭勋祺从陈觉人口中得知萧华清暂避地点,便派四个士兵到书店,把萧华清护送到他的公馆。

萧华清到郭家后,和周钦岳不期而遇,周也在这里避难。萧华清和周钦岳交换了相互了解的情况,焦虑事态的发展,他们都关心杨闇公是否脱险。1927年4月1日夜,萧华清用暗语写了一张字条,请郭勋祺找亲信带到二府衙杨闇公家,向中共重庆地委报告,并请示动向。晚上11点钟,萧华清和周钦岳收到杨闇公的亲笔指示,要他们“速赴武汉”。

4月2日早晨,萧华清和周钦岳化装成郭勋祺的弁兵,跟随郭的大轿,通过了警卫森严的通远门。他们在临江门渡过嘉陵江,到江北才脱下军服,与郭告别。随后,萧、周到唐家沱河边,沿江东下。

萧华清因被刘湘通缉,流亡到宜昌,代理宜昌地方的组织工作,不久即赴武汉。在武汉期间,他被派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寻一部分川籍学员,并给他们讲课。

同年秋,萧华清偕妻子前往上海,在招商公学任教。不久,杨伯恺也来该校教书。次年秋,任白戈到上海后和萧华清等同在招商公学共事,他们在上海度过了一段革命流亡生活。

这一时期,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出生。由于当时处在革命低潮,肖鸣锵的出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安慰,她的小名就叫“慰娃娃”。

1930年,萧华清到安徽泗县中学任教。其间,因被泗县国民党反动派盯上,他于1931年回到河南安阳第十一中学教书。

萧华清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阵地,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指引革命方向。他用笔名发表了一些讽世的杂文,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鞭挞黑暗的若干短篇小说,并结集交杨伯恺、任白戈、沙汀等在上海开办的辛垦书店出版。

萧华清在安阳活动的情况,后来被一个川籍特务密报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刘峙令地方专员查询,幸得校长张尚德力言他是个“纯粹教育工作者”,萧华清才免于被捕。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萧华清决定带着妻儿返回四川,投身抗日民族救亡运动。1938年1月,他经西安回到成都。

在成都,时任川康特委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的程子健(即程秉渊),很快和萧华清取得联系,他们经常在成都市中心总府街智育电影院见面。同年,萧华清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聘请,担任学术委员会指导。

两任校长坚持地下斗争

1939年4月,萧华清出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为躲避日机轰炸,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从成都少城外西胜街迁往新繁县乡下龙藏寺内。他“力求以革命精神办抗战教育,为祖国多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他与群众的关系极好,以教师为友,视学生为子弟”。

学校里秘密的党、团组织很活跃,师生在校园里可以阅读《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在党的领导下,学校救亡活动如火如荼,这里成了学生革命的摇篮。当时有人称“协进是成都的陕北公学”,“龙藏寺是小延安”。

萧华清一向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他主动兼课或代课,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如抗战宣传、课外自学、文化娱乐等。他在政治上尤其爱护学生,不仅坚决抵制国民党在协进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且经常在全校师生的周会上发表讲话,针锋相对。一些进步学生为萧华清担心,在会下对他说:“你可以说隐讳一些,我们听得懂!”萧华清却说:“怕什么?我说的是事实!”他还常对学生说:“我宁愿丢掉饭碗,也不做对不起师生的事。”“要我出卖灵魂是办不到的!”

萧华清担任校长期间,聘请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这些革命者和萧华清一样,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共产党员方敬是诗人、作家,曾撰文回忆萧华清:“我是学校中共党小组长,萧华清同志以他从20年代起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来多方掩护和支持我们党小组的地下工作,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交换情况、提供便利条件,他总是相信党、尊重党、爱护党。成都从抢米事件到皖南事变,又掀起反共高潮,布开白色恐怖,政治风险大,萧华清同志处境艰危,但他仍能坚定地顶住险风恶波。学校经费拮据,人事更迭,萧华清同志不辞艰苦,奔波劳碌,以献身精神坚持办学。萧华清同志是一个永远令人怀念的好同志。”

1942年10月,国民党教育部以萧华清系“老共产党”为由,秘密勒令其辞职。萧华清被迫离开了协进中学。1943年,经党组织同意,萧华清由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在张澜主持的慈善团体“慈惠堂”任职,以此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民盟内担任领导职务,为巩固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春,萧华清重新回到协进中学任校长。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是年10月,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得知国民党要逮捕萧华清,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协进中学,通知萧撤离。而后,萧华清经雅安转重庆,后赴上海。他一路艰辛,于1948年6月抵达香港,参加民盟总部工作,任组织委员。

1949年1月,萧华清与李相符奉组织派遣潜赴武汉。他们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做湖北、武汉民盟的工作,“说服那里的同志们不要轻信,不要麻痹,要继续加紧革命工作”。完成任务后,萧华清等由汉口通过封锁线进入江汉军区,随军前进,于同年5月抵达北京。

1950年1月,受中共中央调遣,萧华清回到四川,留在重庆。他历任重庆市第一届文教局长、教育局长、市府文委主任、体委主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等。1953年,萧华清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重庆分团副团长。1969年2月21日,萧华清去世,享年75岁。

外公萧华清一生刚强,恪守初心,从不显露自己。他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其回忆录中,也很少涉及他的革命活动。

1981年,外公逝世12年后,经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报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公开了萧华清是1925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他的骨灰盒上,庄严地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文/崔健

原标题:初心如磐| 我的外公萧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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